12/08/2004

章天亮:说出真相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义务

《九评共产党》系列社论已经全部刊登完毕,细心通读的读者想必会和我有同样的感受:与其说这是一份讨伐共产党的纲领性政治檄文,不如说是一次揭示真相,反思歷史的努力。
之所以《九评》在社会上的反应如此热烈,是因为他说出了许多我们不知道的歷史真相。这些真相是如此的悲惨,虽然在多年以后,很多已时过境迁,但仍然让人目不忍视、耳不忍闻,以至于中共为维持其统治必须重重掩盖。瞭解了这些故事的背景,加以分析不难得出和《九评》同样的结论:中共无法摆脱被它迫害死的那八千万冤魂,无法交代它从起家一直到今天所犯下的种种罪恶,而只能为恶到底,依靠铁、血、谎言推迟对它的清算。
在自由社会与共产党社会长达一个世纪的较量中,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手法被广泛尝试,而苏联和东欧共产阵营的解体最终还依赖于民众自己的觉醒,主动抛弃共产党的暴政,同时不仅仅为自己赢回自由之身,更赢回了自由的思想和作为一个人的尊严。
今天的中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每一个中国人都有权利瞭解真相,作出选择。是愿意在浑浑噩噩中被欺骗、被屠杀,甚至在被奴役的苦痛中「享受」一点点本来就属于我们的「恩赐的自由」,并一边感恩戴德地做顺民,一边看着他人的痛苦无动于衷,还是愿意正视歷史和现实,回归人性与善念良知,这一选择已迫在眉睫。
《九评》的价值之一就在于,他为我们开闢了一个瞭解真相,反思歷史的平臺,可以让我们清醒理智地感到罪恶的沉重和良心的復甦。
恐惧,一直是中共赖以控制社会的重要手段之一。在瞭解真相后,每个人也都应该广泛地去传播真相。这一过程是克服恐惧的过程,也是绝裂中共谎言文化的第一步。当越来越多的人瞭解真相时,恐惧的将会是中共,而不再是我们。
说出真相,也是一个民族自救的过程。趁着我们的良知还没有被中共完全泯灭,趁着我们的生态资源还没有解体,趁着我们的道德资源还给了我们提升回归的基础,我们也应该唤醒民众,抛弃中共,以免我们的民族与中共一起沉沦,万劫不復。
正如《九评》指出的,改变中国的最佳出路在于精神上的觉醒,个体的觉醒也会累积成民族的觉醒。这一过程我们虽然看不见,但有时比一场战争更加惊心动魄,因为它真正是正义与邪恶的生死较量。说出真相,就可以达成精神领域的胜利,那也将同时是物质领域的胜利。
阅读并传播《九评》并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一个基本的权利和义务问题。瞭解真相,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权利;说出真相,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义务。@(http://www.dajiyuan.com)

10/22/2004

章天亮:如果希特勒没有自杀

十六届四中全会闭幕,胡锦涛三权在手,开始亲政。网上频频传出中共高层希望平反法轮功的消息,因为镇压已经无力进行,同时希望藉此举笼络民心,疏导危机,胡也高调宣佈要加强执政能力。这倒让我想起一段歷史上的往事。
1945年4月30日,下午3点30分,从柏林总理府的地下室传来了二战以来最重要的一声枪响,第三帝国元首希特勒举枪自尽。临死前,他留下遗嘱:任命海军元帅邓尼茨为继任总统兼作战部长。
歷史虽已过去,但我们不妨做一个荒谬的假设:如果希特勒没有自杀,而是走出总理府向盟军投降;同意停止屠杀和迫害犹太人,给犹太人「平反」,承认犹太人是和雅利安人一样的优秀民族;辞去帝国元首职务;向世界人民道歉,尽其所能地给予一定的经济赔偿;要求「元首豁免权」,因为一切侵略行为都是为了德国的「国家利益」,属于国家行为而非个人行为;要求保留纳粹党和现行国家体制;要求盟军退出德国国境。人们是否愿意答应他的要求?
当然不会,人们一定会提出这样几个问题:
首先,歷时将近六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将近九千万人伤亡,仅遍佈德国和各地佔领区的集中营就屠杀了六百万犹太人和上千万其他种族的人,这笔血债该谁来偿还?难道仅仅停止屠杀和迫害就算了吗?
第二,战争的指挥和发动一直是希特勒亲力亲为。仇恨犹太人、扩展德国「生存空间」的说法都是希特勒提出并灌输给民众,灭绝犹太人是希特勒亲自制定的国策,凭什么把它们轻轻一推,就算作是「国家行为」,还要求「元首豁免」?
第三,希特勒越过德国国境入侵其他欧洲国家和北非是侵略行为,但是盟军攻入德国境内却不是侵略。如果不能彻底摧毁德国的战争机器,而给希特勒喘息的时间,如何保证法西斯不会捲土重来?一战之后,不就是协约国轻易放过对德国的制裁,才又造成了更惨烈的二战悲剧吗?
第四,当然不是说只要是纳粹党徒就有罪,但是这个以鼓吹德意志民族沙文主义和反对犹太人为党纲,并已经给世界带来巨大灾难的团体还有什么理由继续存在?
其实这些问题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从中国民众到胡锦涛自己也都要问问自己。中共从1949年建政到现在为祸55年,造成中国八千万人口非正常死亡。比二战时期各国死亡人口的总和还多,这笔血债能因为换了几个领导人就一笔勾销吗?
镇压法轮功为江泽民一手发动,幕后台前不遗余力,罗干、刘京、周永康一直追随其后推波助澜。五年多来迫害法轮功死亡估计超过一万人(仅2002年年底中国公安内部消息既统计有超过七千人被打死)。一切悲剧的发生都来自于这一小集团成员的个人行为,这些责任人不逮捕法办,怎么和那些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大法弟子和家属交待?
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使中共民心丧尽,如今全民维权运动星火燎原,中共应接不暇的无助好比盟军已在诺曼地登陆时的纳粹党。在镇压已无力维持的时候,还想和民众谈什么条件吗?
从「镇压」到「平反」,中共已经在文革后走过了一个週期,如果不能彻底解决背后的机制,并在法轮功事件后再度安然走过「镇压」和「平反」的週期,那么「再镇压,再平反」极可能还会发生,下一个倒霉的会是谁?
希特勒在1933年上臺后,在最初短短三年内,仅仅凭着自力更生,就使已经破产的德国经济每年几乎达到百分之百的高速增长(中共帐面增长率也不过「七上八下」而已),使德国的失业率从30%下降到了0%(如果算上农村人口,中共现在失业率早已超过30%);使德国一跃成为经济强国,英法列强也不得不退避三分(中共号称强大,却大量出卖国土);成功举办1936年柏林奥运会;使原来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工薪阶层「共同富裕」,人人可以有钱出国度假。
中共那些通过做假帐骗取的国外投资确实造成了几大橱窗城市的表面繁荣,但「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却是不争的事实。法西斯那些骄人的经济「成就」都不能成为他们继续存在的理由,同盟国德国管制委员会在战后不久即下令解散纳粹党,这一决定现在也无人持有异议。中共还能有什么藉口作为增加执政合法性的资本?
几十年的谎言和镇压已经把中共自己逼到的墙角,江泽民统治的十五年给了中共最后的致命一击。
平反法轮功,停止镇压民众,当然是现任领导人最明智的选择,作为他们个人来讲,也将因此而青史留名。至于共产党的前途,还是交给歷史和人民去作决定吧。
刘邦攻入咸阳后施行仁政,尽废秦国严法酷刑,但仍然与百姓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宽恕是一种美德,但有时必要的惩罚也不可或缺。只要这种惩罚不是出于仇恨,而是为了匡扶正义,并警示后来的人,让邪恶的下场永为借鉴。@
(大纪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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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2004

章天亮:审判江泽民或可成讨还北方失土唯一希望

【大纪元10月8日讯】1999年年底,江泽民批准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中俄国界线东西两段的敍述议定书》(以下简称《中俄边界新约》),正式承认了中俄之间所有不平等条约,放弃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每一个华夏子孙在知道此事后无不痛心疾首。在网上,有关谴责江泽民和条约危害性的讨论已经不少。

本文意在讨论是否可宣布江泽民与俄罗斯政府签定的《中俄边界新约》无效。1969年5月通过的《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规定了条约无效的条件。其中一条就是签约人的代表性问题。《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七条规定,如果签约人是国家元首,那么无需出具全权证书,即可签约,但第八条又规定,“关于缔结条约之行为系依第七条不能视为经授权为此事代表一国之人员所实施者,非经该国事后确认,不发生法律效果。”

简单地说,在江泽民签订领土条约时,如果不能“视为经授权”代表全体中国人签订条约,那么中国的全国人大在事后应该确认此事,如果不确认,条约就是无效的。

中国在1990年通过了《缔结条约程序法》,其中第7条规定,有六种条约国家主席无权直接签署或批准,而必须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予以批准,其中第二项为“有关领土和划定边界的条约”。这是和《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规定一致的,也就是说从宪法角度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只有人大或常委会批准后,江泽民才可以被视为“经授权为此事代表一国之人员”批准签订边界条约。

而实际上江签约的整个过程都是黑箱作业,从未经过人大讨论和表决。既然如此,中国在这方面是有回旋余地的。但是中方必须追究江泽民违法越权行事的罪行,以向俄方表达中国政府在此事上的态度。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四十六条也规定,条约如果违反国内法“情事显明且涉及其具有基本重要性之国内法之一项规则者”,可以宣布条约失效。江泽民将领土私相授受给俄罗斯无疑违反了“具有基本重要性之国内法”—— 《缔结条约程序法》中的“一项规则”——第七条第二款,且“情事显明”。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条更规定,条约以“诈欺” 、“贿赂”、“强迫”、“武力威胁”所缔结者无效。

江泽民签订卖国条约的过程十分可疑。东段边界从1991年开始勘察,当时正逢苏共下台,俄罗斯经济进入大萧条时期,而中国在邓小平南巡后,国力开始大发展,欧美国家与中国关系也从“六四”之后的冷冻期走向恢复。从当时国际环境来看,正是俄罗斯有求于中国的时候,中国实在没有必要、更没有理由无条件承认过去所有不平等条约,但是江泽民居然就承认了。

网上有很多文章,除了吕加平先生致信胡锦涛,认为江泽民生父江士俊是个大日僞汉奸,而江泽民在日僞中央大学读书时也很可能加入了“铁血团”之类的汉奸组织之外,还有江在1955年留学苏联期间,秘密加入克格勃的传言。如果这些传言属实,那么江泽民为保住总书记宝座而以出卖领土为代价换取俄罗斯封口,倒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那么在此种情况下,江泽民无论批准或签订什么条约,按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规定都是无效的。

调查江泽民签约的动机和整个过程,将其罪行公之于众并追究其法律责任,或许可成为胡锦涛为中国讨还北方领土的最后机会,也是胡为中国人民建功立业的时机。只是江泽民风烛残年,朝不保夕,历史留给胡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这件大事倒要胡抓紧办才是。

参考资料:

[1]. 公审江泽民为讨还领土和结束人权迫害的第一步

http://www.epochtimes.com/gb/3/12/6/n424791.htm

[2]. 江泽民卖国大追踪

http://www.epochtimes.com/gb/2/10/2/n220277.htm

[3]. 从国际法和中国法律看江泽民签卖国条约

http://www.epochtimes.com/gb/2/10/4/n220695.htm

[4].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http://law9.hotoa.com.cn/lawv2/9/168-1/37E63D30-4DC5-4C53-8A09-0341A2CCD9

EB.html

[5]. 《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条约程序法》

http://law.people.com.cn/bike/viewnews_no.btml?id=5137

[6]. 震动中国的万言书:江泽民的历史和入党时间等问题应该调查

http://www.dajiyuan.com/gb/3/3/30/n293702.htm

[7]. 江泽民主席与叶利钦总统非正式会晤联合新闻公报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0-12/31/content_489385.htm

(http://www.dajiyuan.com)

10/8/2004 4:57:02 AM
本文网址: http://www.epochtimes.com/gb/4/10/8/n683755.htm

9/30/2004

章天亮:项庄舞剑 意在沛公

【大纪元9月30日讯】中共“十一”前夕,新华网今天发表消息称北京正在酝酿成立首个地方反恐局,并开始在大商场举行大型反恐演习。读罢这篇报道,倒让我思考中共为什么突然开始大张旗鼓地反起恐来了。

关于恐怖主义的定义,国际上一直有不同的争论。国内著名的国际政治学专家王逸舟研究员在他主编的《恐怖主义溯源》一书中综合国际典型的定义以及总结恐怖主义的外在表现,而将其定义为“恐怖主义是暴力实施者基于政治目的对非武装人员(包括军队非战斗人员)有组织地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其目的是以特殊的手段把一定的物件置于恐怖之中,逼迫其做原本不会做的事情。”这一定义强调了恐怖主义的三大特点:“政治性、组织性、恐怖的目的性。”

如果用这三大特点来衡量,中共在前几天召开十六届四中全会前逮捕数万名上访人员就是典型的恐怖主义行为,因为这是在“稳定压倒一切”、“维持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之类的口号下(政治性)实施的有组织的行动(组织性),目的就是要使上访人员停止喊冤(目的性),而采取的手段又是具有震慑力的暴力截访,对象则是手无寸铁的贫苦百姓。

中共采取这种恐怖行动早已不是第一次了。从1999年7月20日开始的镇压法轮功行动可以说是另一个典型案例。当初江泽民就是拿着“亡党亡国”的政治帽子胁迫政治局同意镇压的,而整个镇压又是从中共中央到层层党委、政法委掌控的“6.10办公室”具体布署实施,采用的手段极其血腥暴力,酷刑折磨致死了很多法轮功学员,其唯一的目的就是让法轮功修炼者放弃信仰。

此外,中共对地下基督教会、其他信仰团体、河南艾滋病人士、拆迁户、失地农民、民工、下岗工人等等的镇压也从来没有手软过。

这样看来,中共对内的一系列镇压不仅仅是一个恐怖主义的问题,而是利用整个国家暴力机器在实施镇压,因此完全可以称做是“国家恐怖主义”。

而在另一方面,中共和国际上的恐怖主义国家也一直眉来眼去,除了在国际上要求使用武力时投下反对票外,还向这些恐怖国家输出武器和其他战略设施。

说实在的,如果中共真正反恐,我是举双手欢迎的,不过我却总是怀疑中共的诚意。

因为这种反恐人员的设置,武器、通信器材和交通工具的装备,以及各种反恐演习花费不菲,而从现实意义来讲,国内外还真没有什么迫在眉睫的恐怖威胁。退一步说如果中共真的这么关心老百姓的生命财産安全,最简单而又一分钱都不用花的反恐就是停止自己对大陆民众的恐怖主义行为,释放法轮功、地下基督教会、民运人士和上访人员,舒解社会矛盾。

就在我琢磨中共为什么反恐的时候,我又从《明报》上看到了另一则消息,北京市反恐局由下列部门组成:市公安局下属的国宝总队、防暴大队、“6.10办公室”和天安门治安分局。《明报》特别以小标题刊出“610办公室加入反恐”。

至此,中共这个动作的动机才豁然开朗。报道说,反恐局将由政法委领导,“重点打击疆独组织、法轮功和在北京活动的国际恐怖组织等。”

中共在9.11之后,就一直力图把法轮功和一切其他中共不喜欢的团体抹黑成恐怖份子,也想趁着国际社会关注阿富汗和伊拉克,无瑕东顾的时候把这些心病都解决掉。这里面列出来的三个重点打击对象和中共在9.11刚刚发生后列出来的没什么区别,现在只不过要单独成立个反恐局来对付而已。正所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回顾中共历史,从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万人,到文化大革命“红色恐怖”;从89年六四屠城,到血腥镇压法轮功,这个血债累累的政党自己就是恐怖分子,还有什么资格反恐?



(http://www.dajiyuan.com)
9/30/2004 3:44:09 PM
本文网址: http://www.epochtimes.com/gb/4/9/30/n675887.htm

9/25/2004

【专栏】章天亮:从阴阳、武术到叩头

在英文中有一些词彙是汉语音译过去的,其原因我想是英文中没有对应的词彙或概念,比如「阴」和「阳」在英文中就音译为「yin」和「yang」,实际上就是汉语拼音。上世纪七十年代,李小龙的武打片风靡一时,英文中「wushu」(「武术」)这个词开始被很多老外接受。此外还有中国传统的「气功」「太极」,也都有对应的英文音译「Qigong」和「Tai-Chi」。
我没有具体考察过英文中有多少这样的汉语词彙,想来不会很多。但是如果都是象「 阴阳」、「武术」、「气功」、「太极」这样的词,中华儿女则应该为自己民族文化的正面影响力而自豪,可悲的是事实并非如此。
还有一个我知道的中文词彙被音译,就是「kowtow」(叩头)。西方人看到中国大臣晋见皇帝时三跪九叩,可能会觉得非常可笑。而今天我看到很多大公司为了中国的大市场也开始向中共叩头了。
《大纪元时报》今天有一则报道说「网际网络上最受欢迎的搜寻引擎公司Google暗助中国政府进行网络监控,自搜寻结果中删除被中国当局禁止的网站或文章。」这让我着实吃了一惊。
Google一直是我最喜欢的网站之一,除了它超强的搜索能力之外,我还曾经十分欣赏它的骨气。
中国信息产业部一知情者透露,在十六大前夕,江绵恆去信息产业部502所,观看第二代高速互联网演示。其中一项内容就是测试数据检索速度。汇报人员可能想讨好江绵恆,所以在 Google上检索「江泽民」三字,没想到出现在屏幕上的头10条新闻中就有三条歷数江泽民的罪恶,而且「邪恶江泽民」被显示在头条,江绵恆又惊又气。结果在2002年8月底,大陆就封锁了google。
在过去的几年中,Google在帮助中国大陆网民获得全面信息方面可以说出了不少力,它的网页快照功能缓存了许多被中共封锁的网站内容,如人权、民运和法轮功等新闻和评论,可以帮助网络新手们绕过中共的防火墙,看到外面精彩的世界。
在Google被封几天后,Google的副总裁布林表示,Google不会因为中共的封网而採取控制内容的自律措施。相反Google将于2002年9月20日之前,为中国大陆用户提供每日更新的动态网址,以协助中国大陆的用户避开当局的封锁,继续享用Google提供的资源。
美国国会在去年举行了一次听证会,吴弘达先生指出,很多美国大的信息技术公司为了打入中国,而不惜帮助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电子警察国家。如思科(Cisco)公司帮助中国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语音识别技术,任何人在电话中提及敏感词彙,都会被分析数字化的语音软件识别、定位并汇报给警察。反病毒公司如McAfee和诺顿(Norton)还向中国公安部提供了300个病毒。Yahoo和其他免费email供应商更被指称搜索用户的邮件,过滤中共所谓的「有害信息」。在大公司纷纷屈膝「叩头」的情况下,布林的表示自然在网上招来一片喝彩声。
今年Google开始上市,并试图打开中国市场,我曾经担心Google会受到董事会越来越大的压力。如今担心成了现实,Google已经在新闻组服务中开始採取「自律措施」了。新科学家(NewScientist.com)9月21日报导,Google承认将某些主题遭中国政府禁止的网页自搜寻结果中删除,随后辩称此举是因为中国政府封锁了这些网页,Google不希望用户依搜寻结果连结到这些支离破碎的网页。
这种解释是说不过去的,一方面用户已经可以从Google的网页快照中获得信息,另一方面这会大大增加用户想办法突破网络封锁的动力。反之,过滤掉这些信息,那么用户还何必用你google去搜索新闻,直接去看新浪、网易或者搜狐就好了。Google弄巧成拙,丢失了自己的特色去讨好中共,但是自然也就丢失了自己的市场。
另一方面,用户出于对Google的信任而进行新闻搜索,当然希望能够看到多元的信息,但是如果Google检索的结果都是和《人民日报》一个调子,客观上就在帮助中共「 维持稳定」,更准确地说,是帮助中共积累社会矛盾。
我们同时也必须看到中共「党文化」对于西方的腐蚀。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曾经把《赵氏孤儿》改编成戏剧,搬上舞台,并命名为孔子的五幕伦理剧,因为他欣赏中国文化中捨生取义的精神。而今,西方这些大公司却只看到了「叩头」,并趋之若骛,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可悲的事情。
后记:中国在1949年以后出现了很多具有「中国特色」的事务,西方人根本找不到对应的词彙。过去「劳改营」被译做「labor camp」,就是「劳动营」,可以说翻译得极不准确。大鼻子们不知道中国的劳改营和劳教所除了「劳动」之外,还有「改造」,说穿了就是让你一边做奴工,一边还要让你觉得做奴工很幸福。所有的个人信仰和个人观点都是要「改造」掉的,否则就是大刑伺候。
Google是如何被「改造」到「叩头」的地步,难道Google的两位创始人——斯坦福大学的高才生忘记了他们的校训——「让自由之风吹拂」吗? @(http://www.dajiyuan.com)

9/18/2004

中共十六大四中全会 凌锋及章天亮剖析目前形势

【大纪元9月18日讯】中共十六大四中全会开始,内部权力斗争更加突出,江泽民留恋军权不放,两大资深评论家凌锋和章天亮近日在希望之声电台的两菜一汤的节目中,剖析了目前形势, 同时湾区听众也发表他们对江泽民的评价.

记者:中共十六大四中全会在九月十六日召开,首先是凌锋先生您大概在二年前吧写了一本书叫告别江泽民当时是十六大即将召开时,您说告别江泽民已是两年多前,那您告别了吗?还是告而不别。凌锋:这本书是去年两会期间出的,主要把过去江泽民领导中国十三年的一个政治经济问题做一个总结,我也知道他不肯走的,对我们来讲应该开始对他做个告别。

记者:这的确是很多人在问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包括纽约时报资深的评论员、中国问题专家、中国国内很多网民和政界人士都在讨论。到底江泽民会不会在这一次放弃他的军权,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而且胡温新政跟江泽民的这种互动也是外界很关注的一个话题。

记者:章先生,首先问您一个问题,您觉得江泽民这次会放弃他的军权吗?会下台吗?

章天亮:这个从他本人意愿来讲的话是非常不愿放弃军权的,因为他面对许多问题是他很难跟老百姓交待的,一个就是说他本身贪污腐败的问题;他背后有一个很庞大的利益集团--他的家族,因为他当国家主席及党总书记之后提拔了很多亲信,比如像他的妹妹原本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林大副教授,很快就升为教授、系主任、副院长然后就升成院长最后变成农业部副部长;像他的儿子江绵恒,一个普普通通的美国博士毕业回去,按道理来讲应该从博士,博士后,教授、院士、然后才有可能成为中科院的副院长,他在学术上没有什么建树一下子被提拔到中科院副院长,他为了成为电信大王强行拆除中国电信,扶植中国网通,预揽很多的钱财,他的一个外甥本来就是上海铁路分道叉的一个人,后来被提拔为上海公安局局长。江泽民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他后面积累了很庞大的利益集团,还有他那些亲信,他们这些人上台都是很不光彩的,很腐败,做了很多坏事,这是一方面;另外就是他还做了些比如说其他的出卖国土、镇压法轮功等等,他如果要下台的话首先就面对被清算的问题,所以我想做为他来讲肯定是不想下台。

记者:刚刚是章天亮先生的讲的一下他的看法,他不太认为江泽民会主动放弃他的军权,那凌锋先生您的看法又如何呢?

凌锋:我同意章先生所讲的话,江泽民为了他自己和他的家族及他的集团的利益他是不会主动退的,问题是要他们退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因为谁也不想他们的顶头有这么一个人待在那儿不走,影响其他人的升迁。而且即始是江泽民提拔的人,他们比较一下胡锦涛江泽民的年龄,想想江泽民能维持多少年,也不会死心踏地帮江泽民,也会出现倒向胡锦涛那一边。现在问题在江泽民要谈条件,估计条件还没谈成所以他就不会下来。这条件呢?我想最主要的是怎样在他下台以后不能清算他的家族跟集团利益,之前俄国有个前科耶立庆下台的时候把权力交给普丁的时候,就是要普丁保证保护他们家族的利益。所以江泽民对于俄国认识很深的,所以应该会模仿这个。但是江泽民可能会有第一步要求,他想万一将来胡锦涛翻脸不认帐呢?可能就会要求曾庆红当军委的副主席,这样胡锦涛就不可能为所欲为。所以这样子的谈判可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来谈判。

记者:曾经在十六大的时候大家都希望江泽民那个时候会下台,我是读到说江泽民有安排才导致李瑞环、朱镕基也好全部都下去,只剩下胡锦涛一个人,但是在妥协做完之后又出现翻案的情况,最后才导致江泽民可以保住军委主席的位置。那您觉得那个前科对于江泽民是什么影响呢?胡锦涛还会信任他吗?

凌锋:因为大家都互不信任阿,所以谈判的时候就要很小心阿!怎么样把这个协议定的最完善。因为共产党是经常不认帐的。所以我想这方面的谈判是需要比较多时间的,但是时间不等人的。最近亚洲周刊报导江泽民突然跑到厦门的前线去表示我的权力还在手。另外一个报导也说江泽民显的很老态,如果他不赶快下来的话,万一将来下台下的很不光彩的话,我想对他来讲他的命运可能会更加悲惨。

记者:听说纽约时报的报导是说有些官方人士指出江泽民已经有咽喉癌,所以他的身体状况非常不好,很多时候在大场合都是要靠药物来维持,这是纽约时报的报导。

凌锋:具体不是很清楚,但他已是78岁的人啦,上次他最后一次到美国毕业旅行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下飞机的时候,就已经是老态龙钟了,所以很可能每次在公众面前亮相以前先打个兴奋剂阿或吃个什么药,我想这都是很有可能的。

记者:您刚才谈到江泽民现在在跟胡温谈条件,您觉得大概是什么样的条件呢?最近在网上有一些人讲温家宝在这次经济降温中可能得罪了不少既得利益集团,那么温家宝在这次的四中全会可能也将受到不小的冲击。甚至像赵达功他觉得不是空穴来风,就是有可能温家宝会被作为交换条件,就是江泽民也下他也下,赵达功觉得这不是空穴来风。但这会让人跌破眼镜。温家宝这几年作实事,触犯了一些人,所以很可能为了消弱胡锦涛的力量,江泽民可能把这个作为交换条件,就是让温家宝下台。您觉得有这个可能性吗?

凌锋:我想会提出这个条件的,但是我想胡锦涛很难答应的。因为假设温家宝下来的话那就是黄菊担任总理,那胡锦涛将会更显的孤家寡人,他现在就是靠跟温家宝相互配合。我想胡锦涛很难答应的。

记者:那章天亮先生您觉得江泽民会提出怎样的条件呢?

章天亮:我觉得江泽民谈条件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的,因为很多事情胡锦涛根本无法控制。举个例子比如江泽民出卖国土,这不是胡锦涛想要不追究就能不追究的了的。把相当于东三省那么大的土地出卖了,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将来胡锦涛也背不起这个黑锅。再譬如说就是法轮功的问题,当时镇压法轮功的时候是江泽民个人的决定,在五年多的时间里面打死了很多人,法轮功又在国际上到处去起诉,现在已经到七个国家控告他“群体灭绝罪”、“酷刑罪”。胡锦涛想要特赦江泽民的话,那很可能国际法庭不会答应。

记者:章先生,我注意到就是江泽民跟胡锦涛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态度非常不一样,我基本上没注意到新的领导人有提过半句关于法轮功的事情,好像在电视上没见到他们提。但江泽民在这个问题上很清楚是非常出头露面,所以您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会有很大的分歧吗?

章天亮:他已经把自己退路给封死了,在刚刚开始镇压法轮功的时候,从来没想过退路的问题,在九九年开始镇压的时候,他就给克林顿啊,和当时在奥克兰开参加亚太经合会的各国元首一人一本小册子。在十月份访问法国的时候,他就跟许多外国记者说法轮功是邪教,他对镇压法轮功从来都是冲到最前面的,但是他也不希望一个人背着,他强迫政府一些官员在公开场合表态,比如说在人大的时候,需要总理给他提一下。但从中国政府表现来看,只有江泽民是最积极的。他也知道自己很孤立了,当初在政治局的时候,李瑞环等很多人是很反对的。所以他在这次十六大的时候,为了能够保持镇压的势头,把镇压法轮功最有力的人,像罗干、吴官正,强行塞到政治局常委里边,保证政治局常委作做决策的时候,这点是最不能动的,也保护得特别厉害。

记者:有一个问题我想请教凌锋先生,在胡温和江泽民之间在谈条件的过程之中,如果将来没有办法达成妥协的话,您觉得中共高层的北京内斗,会对港澳,特别是台海两岸的关系有什么影响?

凌锋:他们内斗的时候,对另一方总表示自己是最正统的最代表革命利益的,所以他们对香港、对台湾会用更加的左的面貌出现。目前看来,对台湾的东山岛军演,北京暂时停止,这说明江泽民要表现很硬派有些困难,军委内部恐怕反对力量也满大的。

记者:那您对章先生谈到的谈判里头那两件事情,一个是国土事情,一个是法轮功事情,谈都谈不下地您怎么看,您同意吗?

凌锋:我同意这迟早要和他清算的,当然这个俄国领土问题会慢一点,因为中国会非常很希望俄国来支持他,可能会摆在以后再说。

记者:那章先生我想要问,您觉得现在在海外的胡温新政这个说词,好像胡温已大权在握,可以一直展开新政,但您觉得这个是实情吗?

章天亮:我觉得不是,因为在政治局常委里边现在胡温属于弱势,他在两年的时间里边,培植在省市一级他的人马,但是现在还没有达到占多数占优势。

记者:凌峰先生我们回过头来谈胡温与江泽民的条件问题。我们知道今年温家宝一个很大的措施就是经济降温,大家都知道经济降温的过程中,上海帮的反应最强烈,上海陈良宇直接就反对温家宝,您觉得江泽民有没有可能把经济降温这个事情做为一个条件。

凌锋:也可能是一个条件,因为温家宝所谓宏关调控主要矛头就是对着长江三角洲,龙头就是上海,他们在扶持香港珠江三角洲来对抗。但对共产党来讲他们最主要的是权利,最主要的让什么人来掌握这个权利,应该是最重要的,因为谁有这个权利,只要有这个权利在我手里,我就有办法不让你降温,他的条件最主要的是权利的问题,经过文革的磨练大家都知道,那时候就是林彪讲过的共产党就是离不开权这个字吧!

记者:凌先生最后再问你一个问题,您对四中全会您有没有什么展望,有没有什么变动?江泽民和胡温的互动最后的结局如何?你有没有什么个人的预测?

凌锋:这个预测很难讲,每次中央全会公报都是一些表面的东西,很多东西都是公报里没有讲的,或者做一点暗示让您发辉很大的想像力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这次公开讲的就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就是所谓改善党的领导,这都是官样文章,那我也的确注意到,大概就是七月底的时候,中央政治局开了个会,表面上是讨论国防建设及经济建设的关系,但是根据后来有一条消息说,当时请了一个教授讲了西方民主政治的三权分立的问题,似乎胡锦涛想引进三权分立,透露了这么一个意思,不过这种东西是不是在四中全会上能进去呢?或是提高自治能力呢?这个我就很难讲,但是你不论说是毛泽东也好邓小平也好对三权分立都是否定的,我想目前胡锦涛还没有这样大的胆子敢这样做,他要这样做的话也需要下面的支持,但我想下面每一级的共产党员、共产党领导人我想谁都不希望三权分立,因为如果三权分立的话,贪污腐败就相当困难了,所以,我怀疑胡锦涛也是在作戏吧!

记者:那您觉得胡锦涛和温家宝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可能会做一些非常彻底的改革吗?您怎么解读这两个人?

凌锋:我想他不会是彻底的改革,因为这个“以民为本”跟这个“以民为主”是不一样的,我这次到台湾去,有一个我不认识的道地的台湾人来跟我讲,他说胡锦涛是以民为本,我们台湾是以民为主,以民为主就是民主,以民为本就是统治阶级还还是统治阶级,只是说我比较关心老百姓,这就是以前所谓的孔孟之道讲的“民为贵,君为轻”那套理论。本质上,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跟西方的民主思想,根本上还是不同的。中国那个胡温讲新政挂这个民本我想还是靠不住的,应该要过渡到政治民主,我想中国才有希望。

记者:章先生您对刚刚的一些问题,有没有一些补充?特别是在宏观调控的部份,温家宝会不会做为一个交换条件下来,您有没有一些补充的看法?

章天亮:我觉得宏观调控若要做为一个条件,也是最差的条件,陈良宇之所以向温家宝发难,一方面是想看一看,想试探一下这个胡温到底能够强硬到什么程度,也可能是一种政治性的姿态,他另外一个可能性是这个宏观调控在上海可以砍掉很多项目,这就像当年慈禧太后建颐和园一样,内务府发了很多财,当时内务府靠搞大工程捞到很多回扣,事实上共产党这个捞回扣可能会捞的更厉害,在这个经济大发展的时候,银行可以拼命贷款,他们都可以拿到很多很多好处,那么宏观调控的话等于是断了他们的财路。但是今天来讲,这些人发财已经发够了吧,就是说有一辈子也花不了的钱,对他们来讲怎么样能够将来不被清算,我想这对他们来说是关系到存亡的问题。宏观调控不会做为一个非常大的条件。

记者:胡温新政这个说法从去年就开始说出来了,它到底是希望?还是一个事实?江泽明他如果这次不退的话,那他对于中国的影响是什么样的?或者说对胡温新政的影响是什么样的?

章天亮:我觉得对中国的影响会是非常非常负面的,因为从江泽民他的过去可以看到他的将来,因为这个人是相当有连续性的,从他的执政到后来的垂帘听政的一个时间,他已经给中国一个非常大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凌锋先生谈到十六四中全会的一个政治立场,叫做研究加强党的执行能力问题,这是一个比较委婉的说法,因为他们这个共产党不会公开承认说我的执行能力不够,那实际上他表示要加强他的执行能力的时候,也就是说他的执行能力是不行的,为什么执行能力不行,因为在江泽民时代别的没有与时俱进,但贪污腐败却是与时俱进的,在邓小平时代可能贪污十几万、几十万是一件非常了不得的天文数字,那江泽民时代贪污是几千万甚至是上亿元的贪污,那么民间对于江泽民是完全失去信心了,江泽民在位一天,民间的危机积累就会多一些,这种危机在过去还有上访的渠道可以疏通民间这种积怨,中国是行政高于法律,表面上他说他建设了一个法律社会,但实际上很多问题是通过行政命令来解决的,那么上访是具有中国特色能够疏通民间怨气这样一个渠道,江泽民在1999年镇压法轮功之后就禁止上访,因为他禁示法轮功上访,那么现在他很自然的开始推广到禁止所有一般人上访,也等于说封死了最后一个民间与政府的沟通管道,那么这个矛盾就像高压锅一样连阀都没有整个给焊死了,底下还还不断的加温、不断的加热,到最后可能就是一个爆炸的情形,我再补充一点,就像你搞经济股票也好、搞体育比赛也好,你必须在规定时间之内完成规定动作,如果你错过这个时机的话,你做的再多再好也是没有用的,江泽民所积累的矛盾是随时可以爆发的,他早一天下台就可以早一天舒解这种矛盾。

记者:在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代领导人时代,也有很多人对他们不满,但是似乎对江泽民的民怨是更为严重,到底江泽民做了什么事?对中国的影响如何?为什么民怨会积压的这么深?

章天亮:说到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有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就是老百姓还有饭吃。毛泽东时代虽然有人很穷,但是大家差不了多少,甚至虽然在物质上很穷但是精神上还有一个对毛或者对共产主义的信仰。邓小平时代虽然有一部份人是先富起来,但穷人也没有穷到吃不到饭的地步,虽然信仰渐渐失灵了,但基本上大家的生活都在改善。到江泽民时代,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是破灭了,另一方面很多的老百姓不但吃不到饭,而且地被别人给抢走,房子被别人拆了,就是连最基本的权利都被剥夺。像法轮功他们连最基本的炼功的权利都被剥夺,一个健身的权利都不允许。我想就这一点来讲,江泽民和毛、邓相比,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倒退。另外江泽民不像毛、邓一样,有打天下的权威,江泽民本身上台也是非常的不光采,是因为六、四屠杀学生才登上总书记的宝座。在这之后,他又搞了很多贪污腐败、出卖国土、镇压法轮功,这一系列的事件都完全区分于过去毛和邓。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很少出现像他这样大的一个卖国的人,像李鸿章、汪精卫、慈禧太后都没有江泽民卖国卖的厉害。在毛泽东时代,也镇压一些人,邓小平镇压一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但从来没有像江泽民这样把中国一亿遍布社会各个阶层的许多民众,当成敌人一样来打,远远超出毛泽东当初所说的百分之五、百分之十的比例。所以江泽民在经济上、政治上,包括社会管理也好,比毛、邓时代做的还要坏很多,而且当老百姓的生存都成了问题的时侯,当然老百姓会认为他比毛、邓更坏。

记者:事实上,另外一面就是中国也是很多高楼耸立,经济发展,银行、很多公司,一些很有钱的年轻人,这个矛盾现象,您如何看?

章天亮:这个我觉得按照中国传统道家的观念来讲: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哪里有余,就拿过来补不足的地方。江泽民是完全反其道而行,他是损不足而补有余,因为老百姓非常穷,但他把老百姓的钱搜括来之后,给本来就非常有钱的人挥霍。他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树立四个橱窗城市,很大的一个目地是为了吸引外国的投资,充实他自己的银行资金,他的经济体系通过贪官污吏的瓜分,通过不良贷款已经是摇摇欲地。据何清涟的调查中国将近有70% 的银行坏帐,这是很可怕的,所以江泽民不得不去维持一个表面的繁荣。这样一个表面的繁荣,并不能普遍的说明一般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包括很多皇朝末世都有很辉煌的历史,像秦始皇临死之前,他的国家是很兴旺的,像古代的巴比伦、亚特兰蒂斯、古罗马,在灭亡之前都有个繁荣的情况。我想繁荣本身并不能说明这个政权一定有多么的好,常常有的时候,危机就隐藏在繁荣表象的后面,我觉得这才是大家应该非常警惕的一件事。

记者:章先生,最后一个问题,胡温和江之间谈条件,即使他们条件最后达成了一定的妥协,江泽民下台之后,像您刚才所说的留下这么大的一个烂摊子,另外还留下这么大一批贪官污吏,仍然在政权里当高官,您认为胡温在这样一个情况下能有多大的作为?

章天亮:这是很难讲的,要看胡温有多大的决心,看到底他们是把个人的利益摆在第一位,还是国家、民众的利益摆在第一位?如果他们只是把党的权利摆在第一位,或是把他们个人荣辱摆在第一位的话,我想他们很难有很大的作为。因为共产党在五十多年的执政当中,已经积累了太多的血债,像在三年自然灾害,死了好几千万人,还有六、四镇压和对法轮功的镇压等犯罪累累。像凌锋先生刚刚谈到的三权分立,我觉得胡温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一旦做到的话,把这些事情曝光在老百姓面前,像出卖国土等,我想共产党它自己的执政就没有任何希望。但是如果胡温能够为民族的前途考量,能够作像戈巴契夫这样一个人,当然也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但他们也要考虑到他们要做这样一件事,下面会牵扯到一个非常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现在几乎共产党中层以上的干部,没有贪污腐败的很少,没有镇压过老百姓的比例也不是很高。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他们有心去做,但是下面能不能允许他们去做,也是客观存在的问题。

记者:章先生,因为我们时间到了,今天很谢谢时事评论家章天亮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http://www.dajiyuan.com)
9/18/2004 5:43:27 AM
本文网址: http://www.epochtimes.com/gb/4/9/18/n664657.htm

8/28/2004

章天亮:邓小平一语成谶

《三国演义》中留下了一个着名的歷史典故——「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三国鼎立之时,曹操已死,魏国只有司马懿还能与诸葛亮算个对手。曹丕死得早,大权渐渐旁落司马氏手中。到曹髦即位时,司马昭任晋公,尽揽魏国军政大权,久有篡逆之心,曹髦心中自然十分不愤。
一天,曹髦聚集了手下老幼侍卫三百多人驱车出南阙,要和司马昭拼命。司马昭手下有个叫贾充的,事先得到消息,带着数千铁甲禁兵,来迎曹髦。曹髦摆出皇帝的架子,仗剑大喝说:「吾乃天子也!你们拿着刀枪,难道要弒君吗?」君臣之分,毕竟非同小可,禁兵见了曹髦也就不敢再动了。
贾充就叫手下一个叫成济的人说:「司马公养你干什么?不就是为了今天吗?」成济手里拿着戟,问贾充:「要活的,还是要死的?」贾充说:「司马公有令;只要死的。」于是成济一戟将曹髦挑出辇外,再一戟,从前胸穿出后背,结果了曹髦的性命。司马昭这时候才出场,演一场猫哭耗子的戏——「昭入内,见髦已死,乃佯作大惊之状,以头撞辇而哭。」
接下来的事情就很有意思了。司马昭一边假装哭,一边问:「今天的事该怎么处理啊?」尚书僕射陈泰说:「得把贾充杀了,才能稍解天下的怨气。」司马昭想了半天,又问:「还有什么轻一点的解决办法吗?」陈泰说:「这就是最轻的了,哪还有更轻的!」司马昭说:「成济以臣弒君,大逆不道,应该剐之,灭其三族。」成济大吃一惊,骂司马昭说:「怎么算账算到我头上来了?贾充说是你让杀的!」司马昭也不争辩,让手下人先把成济舌头割了,然后尽灭成济三族(帮兇者的下场!)。后人有诗嘆曰:「司马当年命贾充,弒君南阙赭袍红。却将成济诛三族,只道军民尽耳聋。」
司马昭留着贾充不杀,倒给自己养虎贻患。贾充有个女儿叫贾南风,长得又矮又丑,凶悍异常。司马昭的孙子司马衷则是个白痴,后来娶了贾南风,酿成「八王之乱」,西晋随后就亡了国,这也是报应。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的开篇处有一段「君子小人」的论述,说德胜于才的是君子,有才无德的是小人,无才无德的是愚人。如果按照这个来评价,江泽民连「小人」都够不上,实在是比愚人还愚。
司马昭有着最起码的政治手腕,把坏事儿交给手下的人去做,自己再出来主持「公道 」。袁世凯也是在刺杀宋教仁后,把主使人国务总理赵秉钧毒死了事。
跟这些奸雄比起来,江泽民镇压法轮功可以说是赤膊上阵。先是在中南海事件之后,给政治局写信;接着在7.20下令镇压;九月份在亚太经合会上给各国元首递上诋毁法轮功的小册子;十月份对《费加罗报》说法轮功是「邪教」;转年九月份在接受华莱士採访时继续在电视上给法轮功造谣,永远冲在最前头,没有丝毫遮掩。
江泽民那个时候大概还对镇压的成功满怀信心,所以从来也没有想过承担责任的问题。谁知法轮功几年来韧性十足,镇压力量越大,反而越锤炼出坚贞的信徒。这个手无寸铁的和平团体开始广泛联繫各国政府、议员、媒体,揭露迫害的残酷,直到把江泽民告上法庭,江此时已是想推卸责任而不可得。
法轮功本来是民间自发的修炼团体,教导人「真善忍」,涵养道德,同时又有祛病健身的奇效。无论从减轻中国医疗保障体系的压力,还是在维持社会安定方面,都让中国政府和民众深深受益,江泽民偏要把这些好人当作阶级敌人一样镇压,实在是愚蠢到姥姥家了。
共产党在中国夺取政权后,每次政治运动都是镇压某一个阶层的人,包括六四事件,也是以学生运动为主。法轮功信徒却涵盖了中国社会所有的阶层,上至政府高官、下至贩夫走卒,从奥运会银牌得主到军队的将军,从大学教授、医生、大商人到普通农民,汉、蒙、回、藏都有。江泽民等于是在操纵国家机器镇压最主流的民众。这样的镇压规模也必然会在真相大白后,让中共失尽民心。
曹操临死时,梦见三马同槽而食。因「槽」与「曹」谐音,曹操便怀疑是马腾父子为祸,其实应在朝中司马懿父子三人身上。不知道邓小平是不是也做过什么梦,他有句着名的语录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镇压法轮功,是江泽民以总书记的身份从内部在搞垮共产党,邓小平一语成谶。 @(http://www.dajiyuan.com)

8/24/2004

章天亮:从雅典奥运会的道德成本说起

就在奥运会开幕前,CNN的网站上刊登了一条消息说,雅典为本次奥运会的保安投入了史无前例的巨量资金。一套安装在巡逻艇、直升飞机和汽车等上的监督设备,再配备以相关软件就耗资三亿多美元。此外,雅典还动用了几乎是人类海陆空最现代化的技术,对体育场、港口和机场进行全方位的立体保护,总共耗资大约为15亿美元。相比之下,八年前的亚特兰大奥运会只花了240万美元,两者相差600多倍。
世界已经无法承受第二个「九.一一」。在目前这个经济缓慢復甦的时候,如果再来一次恐怖袭击,全球经济必然陷入长期衰退,已经财政赤字纍纍的各国政府不得不再次提高军费预算。同时消费者信心下跌,石油价格大幅上扬,全球都将笼罩在经济危机和恐怖主义的双重阴影之下。更何况生命无价,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恐怖袭击,即使花费再高,人们似乎也无可奈何。
我将这种巨量的保安费用称之为「道德成本」,也就是由于一些人的道德败坏而给社会带来的额外开销。
这种道德成本几乎无处不在。举例来说,中国现在拥有几百万名警察,其目的就是要预防犯罪。这些警察的工资、办案的费用、办公的费用加在一起每年至少要上千亿人民币。尽管如此,在一次又一次「严打」之下,大陆的犯罪率却日渐攀升,而且「警匪一家」、警察自身的「黑社会化」也都愈演愈烈。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大陆民众的道德素质很高,犯罪率极低,绝大多数警察就可以转去做其他生产性或服务性行业,这无疑会为社会节省巨大的开支,至少可以去充实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的资金,或者去救助那数以千万计的失学儿童。
大陆现在有大约四千万个城市家庭,几乎每家都要安装防盗门、防盗窗,仅此一项就要大约200亿人民币;为图一时之利而滥砍滥伐森林,结果一次大洪水就可能损失几百亿人民币;为降低生产成本而不採取环保措施,所造成的空气污染、水污染、粉尘污染、矿物质污染、放射性污染,对人类和自然界的损害难以用金钱计算;形形色色的假货、有毒食品,乃至豆腐渣工程等等给人带来的生命威胁、给受害者家属亲友带来的精神痛苦以及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用更是无法用金钱来量化和补偿的。
郑义先生曾经算过一笔帐,「上世纪末,为了追求『高速增长』,中国每年所投入所破坏的资源与生态环境,用生态经济学的方法折算为货币,大约在年均20万亿人民币以上。」而中国一年的GDP不过才十万亿。不知道是否也有学者计算过中国经济增长的 「道德成本」,在这十万亿中,又有多少钱是昧着良心靠毒品、妓女、赌博、走私、黑社会、坑蒙拐骗得来的,由此带来的道德下滑、社会风气败坏又会在将来给社会产生多大的附加开销、甚至灾难?
大陆官方的宣传机器常常把这种道德成本归结的中国的经济还不发达,言下之意就是让民众确保「稳定大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到经济发展好了,人的素质也就自然提高了。这种「物质决定精神」的理论在中国颇有市场,但却是一种谬论。
读过《格林童话》的人恐怕还记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被捕获的小金鱼答应渔夫如果放它一条生路,就可以满足渔夫的任何要求,结果渔夫的老婆知道后,先是跟小金鱼要一个新的洗衣盆,接着要一个大房子,再要一个宫殿、然后要当国王,最后升级到女皇,还要让小金鱼来随侍左右。小金鱼看到这个女人慾壑难填,收回了曾经给她一切好处。
《西游记》中说「骑着驴骡思骏马,官居宰相望王侯」,《红楼梦》中说「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物质财富的丰足并不必然带来社会的安定和人内心的幸福,反而可能如孟子所说「饱暖思淫慾」。「人心不足蛇吞象」,失去约束的贪心会恶性膨胀,变成一个无底洞。中共那些贪污受贿的官员哪一个不是腰缠万贯,甚至是亿万富翁,然而他们在拆老百姓的房、夺老百姓的地,抢老百姓的钱时可曾有丝毫的恻隐、辞让、廉耻、是非之心?曾经盛极一时的亚特兰蒂斯葬身海底、古巴比伦则湮灭在黄沙之中,虽然他们创造了辉煌的物质文明,但还是因为人的道德衰败而变成歷史的陈迹。
笔者当然不是说所有人都应回到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时代,然而人类必须在积累物质财富的同时涵养道德,否则形形色色的道德成本必然会成长到我们无法负担的程度。
当看着CNN上这个天文数字般的反恐花费时,我想起「九.一一」事件发生后,法轮功的明慧网上曾经登出这样一句话,「生命需要真、善、忍」。在这次保安严密到十二万分的奥运会举办前,法轮功成为本次活动中唯一得到游行许可的团体,这难道不是一个让人深思的事例吗?(http://www.dajiyuan.com)

8/03/2004

章天亮:是非曲直 请赵致真法庭上见

前几天朋友寄给我两封信,一封是曹源在一个网站上连发两篇文章为赵致真辩护;另一封信是有几位电视界人士的公开信,赞扬赵致真的人品学识,并说赵的电视片属于 「言论自由」的范畴。
我在7月19日发表的「赵致真该当何罪」一文中已经详细论述过,「言论自由」并非等于说甚么话都可以不负责任。如果赵在制做电视片的时候蓄意歪曲事实,并且给当事人造成重大伤害,那么就不属于「言论自由」,而且属于恶意诽谤。法轮功起诉赵致真,不但合法,而且合情合理。
曹源的文章在很多地方有混淆视听之嫌,而电视界人士的信中提到的大多数事情也都与赵案没有太大关系。我并不怀疑这些电视界人士赞扬赵致真是出于真诚,也许他们所知道的赵致真确实如他们的信里所说。但是我认为赵致真也许还有他们不知道的一面。
举例子来说,希特勒杀人如麻,会将数十万人关在毒气室内处死;然而在另一方面,他的感情又极其脆弱,尤其怜爱小动物。他会为一只饲养的小鸟死去而哭泣。王莽篡位之前礼贤下士,伯父病了可以几个月守在榻前亲自煎药尝汤,不眠不休,比亲儿子还孝顺;不但拿出做官的俸禄,而且连车马都卖掉了以救济穷人;汉平帝病了,王莽祈祷上天,愿意以自身代平帝病死;凡此等等不一而足,最后却篡位做了皇帝。袁世凯也曾经信誓旦旦,先骗了谭嗣同,又骗了孙中山。
如果有人只看到了希特勒为小动物哭泣的时候,只看到王莽礼贤下士的时候,只看到袁世凯反对大清、支持共和国体的时候,那么他们也会认为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正直的人;但是这并不妨碍另一些人看到希特勒灭绝犹太人,看到王莽逼死自己的两个儿子,株连处死几万人;看到袁世凯毒死赵秉钧,暗杀宋教仁。白居易曾写过一首诗,最后四句说「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復谁知?」也就是说,看人还得全面地看,歷史地看吧。
当然赵致真的人品学识并非这个诉讼案的关键,关键是赵致真到底有没有诽谤法轮功,他的诽谤是否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后果。曹本人在为赵致真辩护的时候没有敢深入探讨这个问题,却花了大量的篇幅论证中央电视台播放的《李洪志其人其事》并非赵致真所做。海外的「追查国际」组织蒐集的证据已经表明,央视的很多重大谣言都是赵致真提供的,这一点连赵自己都在人民日报上公开承认过。接下来,曹源给法轮功扣了很多转移话题的帽子,最后说他「很悲愤 」。我说还是先别忙着「悲愤」,因为那些「悲愤」是基于一些杜撰的「事实」、几个逻辑游戏和一番随心所慾的「推理」。
法轮功的遭遇才真正让知道了真相的善良人们「很悲愤」。从1999年到2004年,镇压进行了5年的时间,法轮功的和平非暴力性已经表露无疑,然而他们却受到这么残酷的虐待。不管是江泽民还是赵致真,找甚么理由都说不过去。即使有人不认同法轮功的信仰,但是却无人有权利否定法轮功追随者的信仰自由。如今几十万的法轮功仍然因为坚持「真善忍」被关到监狱里遭受酷刑,上千的人已经被迫害致死,中国却没有一个地方让他们公开讲话。海外的法轮功也受到一些人的攻击谩骂,现在受害者想起诉迫害他们的人,曹先生竟然「很悲愤 」?
曹先生很推崇赛先生,但文中却颇有几处信口开河。我举个例子,曹文说「从国家领导人到地方首长,凡出国访问则无不遭受袭扰。」 目前法轮功确实起诉了不少中国的领导人和地方官,但是说到「凡出国访问则无不遭受袭扰」就是杜撰了。去年温家宝访美,今年胡锦涛访法,法轮功不但没有起诉他们,还打着横幅去欢迎,「凡」字从何说起?更何况即使江泽民出访,法轮功也是去和平抗议,「袭」字又从何说起?
据我所知,法轮功去抗议或者起诉某个人,跟这个人是不是甚么「党和国家领导人」 或者地方大员毫无关系。从名义上来说(因为江还在垂帘听政),胡锦涛既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也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可是法轮功并没有起诉他。法轮功五年多在大陆和海外只干了一件事,就是「反迫害」。抗议或起诉某个人都是因为他迫害了法轮功。
曹还列举了一些法轮功中的神迹,然后说那些都是「奇谈怪论」。如果按照曹的说法,基督教经常有人用神迹为这个信仰做见证,难道也是「奇谈怪论」吗?释迦牟尼佛涅槃前说《大般涅槃经》,广明法身常驻之理,道教中说真武大帝白日飞昇,在曹先生看来是不是「奇谈怪论」呢?再退一步说,难道「奇谈怪论」还能够作为一种罪名,作为镇压屠杀的藉口吗?如果曹先生真的那么崇尚科学,为甚么不去看看那些科学解释不了的修炼界的现象,比如广东南华寺禅宗六祖慧能的肉身千年不坏,1981年圆寂的白教大宝法王虹化后身躯只有婴儿大小,曹先生要是能把这些问题解释清楚,那才是科学上了不起的重大突破。
曹在第二篇文章中还说了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退一万步,就算中央电视台的节目『有罪』,《科技之光》的一些素材被中央电视台用了也『有罪』,赵致真并不是摄制组的成员,他作为拥有几百人的电视台的台长,又该承担多大『罪名』?」
我也打个比方说说这个问题。上级为下级承担责任例子并不少,法庭判刑也有渎职罪一说。春秋年间,赵穿杀了无道的晋灵公,当时他的哥哥赵盾任相国。太史董狐在书简上写乙丑秋七月赵盾弒君。赵盾辩白说:「太史,你搞错了!先君被杀的时候,我正逃亡在外,怎能归罪于我呢?」董狐说:「你身为相国,掌管国家大事:虽说逃亡,但没出国境;而且回来后不惩办兇手,那主谋不是你又能是谁呢?」孔子赞董狐为「良史」,并留下了「董狐直笔」的典故。更极端一点的例子是二战后的东京审判。日本甲级战犯松井石根被远东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理由之一是他为南京大屠杀的主要责任人。松井当时并不见得亲自杀过人,在东京审判的时候,他说他还为制止杀人贴了整顿军纪的告示并派了维持秩序的宪兵,但是他作为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必须为他的渎职和纵容犯罪承担责任。更不用说赵致真本人是把制作这部电视片作为光荣来炫耀的。
当曹源为赵致真辩护的时候,赵本人却三缄其口。我听说,法轮功方面想把对赵的起诉升级为刑事诉讼,而赵却下落不明瞭。如果赵认为他本人无罪,那么且请到法庭上说吧。最好庭审过程能够现场直播,让中国老百姓也看一看,公道自在人心。(http://www.dajiyuan.com)

7/19/2004

章天亮:赵致真该当何罪

法轮功方面7月14日在美国康州纽黑文市起诉了到访的原武汉市广播电视局局长、武汉市电视台台长赵致真,理由是他在担任中国媒体负责人时,制做影片煽动仇恨。可以说,赵为迫害法轮功提供「理论」依据,间接导致法轮功学员在五年镇压中遭到的残酷迫害,尤其是有上千人被折磨致死,后果极其恶劣。
在现代社会,公众对政府的舆论监督是通过媒体的言论自由来保障的,因此当今的国际社会把言论自由作为人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们必须明白「言论自由」不等于没有底线,如果有一个人蓄意歪曲事实诋毁他人名誉,那么这就不叫言论自由,而叫诽谤,无论是按照中国的法律,还是在公认的言论最自由的美国,这都是要负刑事或民事责任的。
判别赵致真是否通过其掌控的武汉市电视台制作节目对李洪志先生或法轮功团体进行诽谤并不困难,只要证明三点:第一、赵的节目内容上有重大失实;第二、这种失实给当事人名誉造成损害;第三、节目的制作人怀有「真正的恶意」。
那么什么是「真正的恶意」呢?美国最高法院在1964年萨利文(L.B.Sullivan)起诉《纽约时报》公司一案中进行了解释,那就是「明知其言虚假,或满不在乎它是否虚假」。
依照这三点,我们不妨看看赵致真是否构成诽谤罪。据「追查国际」调查,1999年6月,在赵致真的亲自策划指挥下,武汉电视台《科技之光》节目赴长春拍摄了专题片《李洪志其人其事》(以下简称「赵片」)。这里涉及的失实部分太多了,这里仅举一例。「赵片」称李洪志先生宣传世界末日,而实际上李先生1998年在法兰克福的演讲中就提到「还有一些专门讲什么世界末日的这种宗教,专门讲这些东西。这都百分之百的是邪教,在制造社会动乱,对社会不负责任,所以不难区分这些邪教。」(见《法轮佛法──在欧洲法会上讲法》)。他怎么可能一边说宣传世界末日的是邪教,一方面自己又去这么讲呢?
其次,「赵片」明显怀有「真正的恶意」。当时中国官方的媒体(因为中国没有私营媒体,所以一切大陆的媒体都属于官方媒体)报导说修炼法轮功的有一亿人,在那个号称「稳定压倒一切」的地方,要把一亿人变成象「阶级敌人」一样对待可不是一件小事,必须慎之又慎。赵致真当官当到局级干部,这点道理还是应该懂的,在法轮功是否宣传世界末日这么重大的情节上不做核实,当然可以说是「满不在乎它是否虚假」。
其实故事远远没有这么简单,当时我在中国大陆看「赵片」的时候,有一个情节印象非常深刻。李洪志先生1999年2月在洛杉矶演讲的时候曾经明确表示过去预言家讲的1999年会有大劫难,但是实际上这个劫难是不存在的。这段录像的原版我看过,大陆的很多法轮功信众也都看过。而「赵片」恰好剪接掉了一个「不」字。做电视剪接的都知道,要想剪一个片子出来都要把被剪接的部分前后几秒的时间(Time Code)看好,否则根本就无法剪接。在看前后几秒的过程中,制片人百分之百的清楚,李洪志先生的上下文是什么,也决不会在理解上产生歧义。更何况剪掉一个「不」字是一个精确到「帧」的操作,不是故意的,怎么可能只剪掉一个字,而且是这么关键的一个字。
第三、「赵片」显然对李洪志先生的名誉构成伤害,而且是重大伤害,因为通篇都是类似的诽谤。
「赵片」的后果远不仅仅是伤害名誉这么简单。明慧网报导:「此片被江泽民用来说服中共其它领导人同意镇压法轮功,并在1999年7月22日,即正式镇压的第三天通过中央电视台向全国反覆播出。『赵片』是镇压早期唯一的反法轮功宣传电视片,是对全中国人民洗脑的主要工具之一。此片在劳教所等处被用来强迫洗脑并作为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的依据,警察看此片而加深对法轮功的仇恨从而加剧迫害。」
歷史上,一件大事的发生如果没有舆论先行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中共这个号称「枪桿子里面出政权」的组织,也把「笔桿子」和「枪桿子」看得同样重要。「大楚兴,陈胜王」的篝火狐鸣成就了陈胜吴广,「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的歌谣成就了李自成,「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成就了共产党,舆论造势永远是掀起全民运动必不可少的一环。「赵片」对法轮功进行妖魔化,并在中央电视台的反覆播出显然在全国造成了一种声势。很多人对法轮功的瞭解当时仅仅局限在法轮功是一种袪病健身的气功,但是「赵片」在民众心中煽动起「人人得而诛之」的仇恨。
同时作为警察来讲,他首先是一个人,应该有人最起码的理智和情感。那么他折磨法轮功的动机是什么?难道他不会良心难安吗?一个人在为了利益一时煳涂的时候可能会行为过激,但是他总会要冷静下来,这个时候做了错事会后悔。「赵片」就会对施暴者起到良心麻醉的作用,给他们提供一种可以当作「借口」的「合理性、合法性或正义性」的解释,让他们觉得他们是在打击「邪教」,在做一件「正确」的事。很多警察在和法轮功接触之后,都不再毒打或折磨法轮功,因为他们看到了法轮功信徒都是很好的人。而在这之前的恶行,就不能不算一部分在「赵片」的帐上。
这样看来,「赵片」已经绝不仅仅是「诽谤」这样的民事犯罪,而是彻底的刑事犯罪了。那1000多名被折磨致死的法轮功成员,以及所有在这场迫害中遭受痛苦的法轮功成员及其家属,都有权向赵致真讨个公道。曹长青先生近日撰文说「去年底,联合国『战争罪刑事法庭『对1994年在卢旺达大屠杀中利用媒体煽动暴力的三名被告进行了审判,其中卢旺达前政府新闻官员、『千丘广播电视』负责人纳西马纳被判无期徒刑;该电视创办人巴拉亚维萨被判35年徒刑;另一名报纸总编辑纳泽被判无期徒刑。这是国际社会首次认定利用媒体煽动仇恨应与实行种族灭绝同等论罪。」
看样子,前车之鑑已经摆在了赵致真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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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7/2004

章天亮:高贵的难民

1933年初,希特勒从总统兴登堡的手里接过了总理的印章,德国终于落入了纳粹的手中。两个月后,在波涛汹涌的大西洋上,一位白髮苍苍的老人在一艘由美国开往比利时的客轮上专心致志地演奏小提琴,为遭受迫害的德国犹太人义演募捐。这位老人从无线电中听到了不祥的消息,在他的故乡乌尔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被改名,他的别墅被冲锋队抄家,为的是「搜查武器」。他在船上发表了一则声明:「这些人手持兵器,闯入我家里抄家,不过是现今在德国发生的为所欲为的暴力行动中的一个例子。这是政府在一夜之间将警察的职权移交给一帮纳粹暴徒的结果……」
3月28日,客轮停靠在安特卫普港口,市长和比利时的许多知名学者在码头上欢迎这位老人,欢迎他到比利时避难。这位老人坐车到布鲁塞尔,把德国外交部签发的护照放在德国大使面前,正式声明放弃德国国籍。这个人就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永别了,德国!从那以后,一直到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在1955年去世,他都再也没有回到德国。
爱因斯坦原本不必流亡海外,他如果肯低下他高贵的头,凭藉他在社会和科学界的巨大声望,他也可以像普鲁士科学院中其他科学家那样风光八面,甚至很有可能代替海森堡到德国佔领区去做「亲善大使」。或者他可以选择缩入学术的象牙塔,专心科学,不问外事。但是爱因斯坦选择了流亡,因为他的价值观和人道主义原则决不允许他和在集中营中屠杀犹太人的纳粹同流合污。
在一本德国出版的印有希特勒制作敌人的照片的大画册上,第一页就是爱因斯坦的照片,末尾写着这样一句话:「尚未绞死。」尽管受到暗杀威胁,爱因斯坦仍以巨大的勇气发表演说,唤醒民众对纳粹的清醒认识。
歷史翻过70年,善良的人们想不到的是,中国出现的江泽民对法轮功的灭绝运动比当年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屠杀更加隐蔽、残忍和险恶。而在海外也出现了这样一批流亡者,他们拥有最好的教育背景、体面的工作和丰厚的报酬,他们曾经踌躇满志,要在学成归国后为中国的发展尽责尽力,然而他们现在却成为了难民。江泽民把他私人认为的敌人丑化为国家的敌人,并註销了这些人的护照,使他们沦落为无国籍的人,因为这些人要对江泽民的暴行大声说「不」,要为国内受迫害的法轮功奔走营救,要向世人大声呼吁,要揭露这场骇人听闻的群体灭绝。
我的身边就有几位这样的难民。他们与我朝夕相处,不但才华横溢,而且在人品上也是我值得信赖的朋友。他们如果肯对暴政点一下头,就可以延期他们的护照,可以回国探望他们年迈的父母,也不必受到江泽民海外特工的跟踪、盯梢、骚扰、窃听,甚至是人身威胁。但是,他们却一直秉持了对「真善忍」的忠贞。 我相信我的这几位朋友,从人品到学识都是在海外十七个国家被註销护照的八十几名法轮功学员的缩影。
爱因斯坦在给普鲁士科学院的一封回信中曾经说过这样一番话:「你们又说道,要是我能为『德国人民』讲句把『好话』,就会在国外产生巨大影响。对此,我应当回答如下:要我去做像你们所建议的那种见证,就等于要我完全放弃我终生信守的关于正义和自由的见解。这样的见证不会像你们所估计的那样是为德国人民讲好话;恰恰相反,它只会有利于这样一些人,这些人正在图谋损害那些曾经使德国人民在文明世界里赢得一席光荣位置的观点和原则。要是在目前情况下作出这样的见证,我就是在促使道德败坏和一切现存文化价值的毁灭,哪怕这只是间接的。」
我的这些难民朋友所坚持所信仰的「真善忍」是人类普世认同的美德,与中国最古老的文化传统之精华渊源甚深,也是世界赖以和平发展、生生不息的保障,而江泽民对这种信仰的镇压则是另外的一个极端,正如爱因斯坦所说,乃是「促使道德败坏和一切现存文化价值的毁灭」。从这一点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难民」们不妥协的价值。
虽然这些海外法轮功学员沦为失去国籍的难民,但是他们并不卑微;而那些在中国大陆遭到更残酷的迫害却仍在苦苦坚持的法轮功学员,更是人类良知的典范。在镇压终止,真相大白的时候,他们的道德勇气也许也会成为人们孜孜不倦谈论的话题,就像我们今天谈论爱因斯坦在二战中的作为一样。
2004年7月16日于华盛顿DC(http://www.dajiyuan.com)

7/16/2004

章天亮:非理性行为的自然扩张

7月14日,北京永定门外的国务院信访办聚集了大约三、四千上访人员,这些人中有的是因为拆迁而无处安身,也有的因为失业而没有活路。国务院信访办这种上访规模实为近年罕见。
在1999年到2000年,国务院信访办也曾经出现过这种「门庭若市」的上访高峰,但是当时主要上访人员都是法轮功成员。上访当然是因为有冤要申,然而比较一下当局当时和现在对待上访人员的手段,人们不难看出许多类似之处。
当时法轮功成员去上访的时候,各地警察也被派驻永定门,看到为法轮功问题上访的就问是哪里来的,或者根据口音判断其籍贯,再立刻交给所属辖区的警察带走。如今上访人员叶国柱和刘安军在接受《大纪元时报》採访时也说:「有许多截访便衣混在上访人群中,到处询问上访者来自哪里?是他们本地口音的马上就抓走。」
上访人员一旦被警察带走,最可怕的一幕才刚刚开始。天津蓟县有个企业家叫郑明芳,与地方官员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被对方撕毁,万贯家产被夺走,还背上了逾百万元的高利贷,结果她奔走上访,却被扣上法轮功的帽子扔进死囚牢,遭到警察毒打。法轮功在拘留所和劳改营中遭到的虐待更为残酷,花样翻新的酷刑有百种之多,至今已经有上千人被活活打死。
当初镇压法轮功的时候,司法部给各地的律师下达文件说,为法轮功做辩护的时候必须与政府的口径保持一致。广西百澄律师事务所的韦君律师为法轮功做无罪辩护后险些被吊销律师资格,劳教三年,最后韦君不得不收回全部辩护材料。类似的是,为拆迁户仗义直言的律师郑恩宠因起诉上海首富周正毅而被扣上「非法获取国家机密」的罪名遭到起诉。
对法轮功,江泽民和他的专政机器大搞株连政策,一人炼功全家下岗,甚至朋友领导都受到牵连。对于其他上访人员当然也没有什么好客气的。拆迁户叶国柱说:「我八十岁年迈的父母被他们强行扔到了朝阳、通州郊区三间房大队的三间破房里,摔得头破血流,一天一夜水米未进,奄奄一息。他们的小儿子叶国强一个残疾人被政府逼得无家可归,流落街头,相信党,长期上访,无人理睬,含恨、含怨跳入天安门金水河自杀,被中共的无耻集团抓起来侮辱并判刑。」
江泽民曾经说过:「以后利用打击法轮功的经验,可以有效的运用于其他气功组织。」黑老大的话没有白说,底下的喽啰也自然照办不误。
迫害从法轮功扩散到所有上访人员的头上是个很自然的过程。首先,江泽民镇压法轮功本身就是非理性的行为。法轮功没招谁没惹谁,本来就是炼功健身做好人,但是江泽民看着这帮人就不顺眼,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如今拆迁户上访,等于打搅了江泽民和共党高官们「闷声发大财」的好梦,自然是要大刑伺候。
另外,从「执法」人员来看,对付法轮功和对付拆迁户、失业工人、失地农民等上访户的是同一班人马。这些人在几年来一直被江泽民灌输「对他们要狠点,特别是上访,发真相甚么的,抓住就打……往死里打。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在这个问题上,只要能压制住,可以不择一切手段,不受任何(包括法律)约束,整死了人,不负责任。」的思想[1],早已心中没有任何是非善恶。只要黑老大给钱,还有什么不敢做的?真要是打死了哪个上访人员,直接说那个人是法轮功就可以不负任何责任了。
江泽民未必是没钱安置这些失业人员或者是拆迁户。他为了买得和瑙鲁建交一次性无偿援助1.3亿美元,给自个儿买个「空军一号」还花了1.2亿美元,换成人民币够养活这些上访人员好几辈子的。给女歌星建大剧院花了20亿,真要盖成商品房,这些拆迁户也就都住进去了。更让人想不通的是,对付一个上访人员需要花钱雇两三个截访的,还要出车出装备,这些钱拿给上访人员早就万事皆休,但是江泽民偏不干,偏要耍无赖,偏要耍流氓。
在江泽民五年的镇压法轮功过程中,他利用掌握的权力和窃取的国库,把整个国家的法律体系都摧毁了,把很多执法人员变成穿着警服的土匪。这些打杀法轮功眼睛都不眨的警察彷彿变成了丧尽人伦天理、唯利是图的机器,难道见到其他人就又会变回菩萨心肠吗?
谁也别看着有人被迫害不言语一声儿,因为一匹狼不会只吃这只羊,而不吃那只羊。对法轮功的一切恶行也都会顺理成章地扩展到其他人身上,那些现在还没有遭受迫害的,只不过是还没轮到而已。@
注[1].摘自「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披露出来的一份秘密档:在镇压之初:江泽民对罗干(关于「法轮功问题」)进行的一次秘密谈话,其要点大意为:1.「对他们要狠点,特别是上访,发真相甚么的,抓住就打……往死里打。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2.「在这个问题上,只要能压制住,可以不择一切手段,不受任何(包括法律)约束,整死了人,不负责任。不信我就治不了他法轮功。」3.「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穷),肉体上消灭。」4.「一般不发红头文件,只密码电传或口头传达,不署名,一概说是『中央批示』就可以了嘛!」(http://www.dajiyuan.com)

7/09/2004

章天亮:一场绝对不对称的较量—读「追查国际」报告有感(3)

在江泽民系统镇压法轮功的过程中,动用了一切国家资源,包括一次又一次的全民表态、人人过关,利用网络警察封锁互联网,在海外设置镇压法轮功的专门人员,利用政治压力和经济利诱收买或胁迫国外中英文媒体诋毁法轮功或不刊登法轮功的文章,把法轮功问题与国内升学、就业、住房、职称、待遇等联繫起来,株连亲友等。
读罢这卷长达290页的报告,人们可以看出这场江泽民对决法轮功的较量,是一场绝对不对称的较量。这种不对称性表现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
在物质层面,江泽民劫持了一个庞大的政党、一个庞大的国家,劫持了中国的军队、国库、媒体、外交、监狱、警察、劳教所、精神病院、「宗教」界、「科学」界、教育界,「艺术」界,甚至是海外被其收买的媒体来镇压法轮功,而法轮功方面却几乎一无所有。
而在另一方面,法轮功所秉持的「真善忍」原则和和平的精神却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的贊同,他们无辜受到如此大规模残酷迫害更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在精神层面,法轮功佔尽道义优势,而江泽民却一无所有。
作为宣传「物质第一性,而精神第二性」的「无神论」者,江泽民曾经夸口说如果战胜不了法轮功就成了「天大的笑话」,并号称要「三个月消灭」。事实上,信仰的力量绝不是江泽民这样贪生怕死、唯利是图的小人所能理解。虽然他到了美国就高声背诵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但他不会懂得「不自由,毋宁死」;虽然他时不时就附庸风雅,弹琴吟诗,但他不会懂得「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义者也。」
对于法轮功学员来说,江泽民在物质层面的优势毫无意义,因为他们本来就不看重物质利益。在精神层面,江泽民恐怕最后也弄明白了他的那些所谓「重要思想」、「重要讲话」、「重要学说」全都是没有任何说服力的精神垃圾,根本无法「转化」法轮功学员。恼羞成怒的江泽民便开始试图消灭法轮功学员的肉体,这也就是镇压步步升级的原因。但是修炼法轮功的人数太多了,达到一亿之巨,江泽民不可能把这些人都抓起来消灭,尤其是对海外六十个国家和地区的法轮功学员。
江泽民走到了强弩之末。当法轮功在七个国家和地区以「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反人类罪」把他告上法庭外,他除了暗地里通过外交手段和经济利诱来试图逃避起诉外,已经再也没有胆量象2000年接受CBS採访时那样大言不惭地讲出他那套「歪理邪说」了。而法轮功却不断从被动为自己辩解而转向主动出击。
除了起诉江泽民、罗干、李岚清、吴官正等罪魁祸首外,「追查国际」不断发出追查令,搜集迫害法轮功的详细证据,以便将来对簿公堂。同时,海外相继成立的民间组织,如 「全球公审江泽民大联盟」等也在大力推动「审江」事宜,「法网恢恢恶人榜」的数据库更把责任落实到每一个行恶者个人的头上。
法轮功学员还在海外办起了自己的电视台、电台、报纸和网站,并通过各种活动接触各国政府官员,议员和社区。澄清江氏谎言,讲清真相的活动在全世界全面铺开,其势头江泽民已经无法阻挡。
感谢「追查国际」的详细报告,这不但让我们以系统的方式看到迫害的残酷,更反应出在如此残酷的迫害下都没有屈服的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信仰的忠贞。两厢对比,人们不难得出结论,法轮功会坚持到底,而当迫害真相传播的越来越广的时候,江泽民集团的末日也在一天天的走近。
2004年6月27日于华盛顿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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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8/2004

章天亮:秘密文件及媒体效应——读「追查国际」报告有感(2)

当我和朋友谈起劳教所的残酷时,很多人都说,「没办法,中国的警察就这素质。」
很多人都低估了江的邪恶,把这些残忍酷刑当作是一个个分离的个案。「追查国际」的调查报告显示,这不但不是个案,反而是从江泽民往下层层佈置的系统迫害。迫害手段的极端残酷不但是江泽民鼓励的,那些发明这些非人酷刑的恶警还被江泽民请到北京表彰,并让他们把种种兽行传授给其他那些「经验不足」的警察。
1999年4月25日,法轮功万人上访在朱镕基的妥善处理后和平落幕,江泽民却在当晚给政治局常委和其他领导写了一封信,称「(法轮功)究竟同海外、同西方有无联繫,幕后有无『高手』在策划指挥?这是一个新的信号,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敏感期已经来临,必须尽快採取得力措施,严防类似事件的发生。」在这封信中,江泽民提到「难道我们共产党人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信奉的唯物论、无神论,还战胜不了法轮功所宣扬的那一套东西吗?」把意识形态的不同认识定性为敌我矛盾。这封信随后被中办作为通知印发,并特别註明:「请注意中央办公厅的通知要求的是:学习贯彻落实,不是徵求意见、或讨论研究。」
随后江泽民在6月10日成立了「中共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由李岚清、罗干和丁关根负责,成为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统一组织部署迫害法轮功的最高权力机构。其下设置秘密组织「610办公室」,将公安、检察、法院、劳改、劳教、国安、宣传机构等统统纳入其直接指挥之下。
「追查国际」在「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构成群体灭绝罪的追查报告」中公佈了在镇压之初:江泽民对罗干(关于「法轮功问题」)进行的一次秘密谈话,其要点大意为:1「对他们要狠点,特别是上访,发真相甚么的,抓住就打......往死里打。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2「在这个问题上,只要能压制住,可以不择一切手段,不受任何(包括法律)约束,整死了人,不负责任。不信我就治不了他法轮功。」3「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穷),肉体上消灭。」4「一般不发红头文件,只密码电传或口头传达,不署名,一概说是『中央批示』就可以了嘛!」2000年,罗干就带着江的密令到各地口传密令: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消灭,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就地火化。传后就回了北京。
从2001年年初到2003年年初,罗干六次召开全国性的会议,要求「严厉打击法轮功」、「重点打击法轮功」、「要全力以赴……坚决打击法轮功」。
罗干先后到山东省、武汉、南昌、合肥、哈尔滨、渖阳、鸡西等地督办指挥,每到一地要把炼过法轮功的「一个不剩、全部抓光」,当地迫害法轮功的力度急剧上升。由于罗干传达「打死白打死」的密令,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成员人数迅速增加。
而在长春发生过电视台插播事件以后,罗干暴跳如雷,亲自到吉林省坐镇,下达了对法轮功「杀无赦」密令,并告诉警察发现法轮功人员贴标语,挂条幅,「可以开枪打死」。罗干规定每个警察都由抓人指标,完不成则下岗,相关领导撤职。
罗蹲点过的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和山东省成为法轮功被酷刑折磨致死人数最多的省份。
「追查国际」的报告举例分析说「常小平是长春市委主管「610」事务的第一副书记。2002年3月12日凌晨,长春法轮功学员刘海波因被怀疑为参与插播的法轮功学员提供住所被宽城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刑讯逼供致死。常小平连夜赶到了宽城分局,对这一事件如何处理做了如下指示:1、对法轮功是一项艰鉅政治任务,不怕流血死人;2、做好保密工作,防止出现洩密,造成国际影响;3、各级纪检监察部门对法轮功人员出现的死伤不要介入调查。一切以大局为重。这是事实上的格杀令。以中共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该命令只能来自中央最高层。」
江泽民靠「六四」屠杀中镇压《世界经济导报》起家,深谙媒体的力量。从上台开始即严厉钳制舆论。2000年接受CBS记者华莱士访问时公开承认「媒体,应该是党的喉舌」。
610办公室的资料已经被中共官方从网站上大量删除,「追查国际」在「关于『610办公室』的调查报告」中详细给出了该办公室的组织结构、经费来源和主要工作。在「610 」中中共中央宣传政治思想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王茂林任组长,公安部副部长刘京任副主任,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和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兼党委书记李东生任副主任。
在镇压中,媒体的作用有两个,一个是通过栽赃陷害摸黑法轮功,如利用中共自己导演的天安门自焚伪案、利用精神病人付怡彬杀人案、精神病人陈福兆投毒案等嫁祸法轮功,煽动民众仇恨心理,为镇压张目;另一个就是通过粉饰太平来美化镇压,把残酷的迫害说成是「无微不至」、「春风化雨」。把那个将十八名法轮功女学员剥光衣服推入男牢房的马三家劳教所标榜成「教育转化的摇篮,改造灵魂的导师」。
「天安门自焚伪案」是一个典型的栽赃案例。江泽民利用焦点访谈揭露不法行为与贪官污吏而在民众中建立的信任,将原不属于中央电视台编制的「记者」李玉强塞进「焦点访谈」节目组,专门从事诋譭法轮功的节目制作。有关自焚伪案,网上已有诸多分析文章,这里只引述追查报告中的一点:
2002年初,李玉强在河北省会法制教育培训中心採访王博时,曾和那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进行「座谈」,当时有法轮功学员问她「自焚」镜头的种种疑点和漏洞(尤其是已烧得黑焦的王进东,两腿间夹的盛汽油的雪碧瓶子却完好无损)。李玉强公开承认:广场上的「王进东」腿中间的雪碧瓶子是他们放进去的,此镜头是他们「补拍」的。她说这是为了让人相信是法轮功在自焚,早知道会被识破就不拍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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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7/2004

章天亮:比纳粹凶残—读追查国际报告有感(1)

【大纪元7月7日讯】“从门口到窗户七步,从窗户到门口七步。”

在中国大陆读过高中的,可能都在语文课本上读过这篇课文《二六七号牢房》,节选自捷克作家伏契克在监狱中写的《绞刑架下的报告》。我相信当时国家教委在安排这篇课文时希望高中生能够看到纳粹的残暴。今天,我看到了另外一份报告,是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以下简称“追查国际”)在2004年5月出版了第一部调查报告集,详尽收录了许多江泽民在镇压法轮功的过程中所犯下的罪行,以及所采用的种种卑鄙手段。

“走过去是七步,走回来也是七步。紧靠着一面墙壁的是一张行军床……”伏契克如果有幸坐一坐江泽民的牢房,我想他一定会觉得纳粹实在是太仁慈了。在庞克拉茨盐狱这个七步见方的牢房里只关了三个人,而中国的一间拘留所十五平方米却要关二十七、八个,甚至三十多个人。在纳粹的牢房里还有“行军床”,而拘留所那二十七八个人在睡觉的时候不得不把能脱的衣服都脱了,然后一个挨一个地紧紧贴在一起站好,再一起倒下去睡觉。睡的时候只能侧着,谁要翻身的话,就必须有人喊口令,然后大家一起翻身。

伏契克提到“在澡堂洗澡的一些包着人皮的活骷髅”时,可能不会想到在中国这个“人权最好的时期”,在北京夏天温度达到将近摄氏四十度的时候,劳教所是不让这些法轮功学员洗澡的,有的半年也不让洗一次。他们拖着长着疥疮的身体干着苦役,用流血流脓的手抓起筷子用包装袋包好,这批即将被送到各大宾馆的筷子的包装袋上写的是“卫生筷”。

当庞克拉茨盐狱“按规定每周两次——星期四和星期日——分饭的人在我们的盘子里放上一勺土豆,再浇上一汤匙带几根肉丝的红烧肉汁”的时候,中国的劳教所却让法轮功学员吃着发霉的窝头,一天从事18个小时以上的奴工劳动,并将这些免费劳动力生产的产品出口到欧美,为进一步的镇压筹集经费。

当伏契克因为酷刑折磨而无法进食时,庞克拉茨监狱那个一身党卫队制服的医务官竟亲自给他端来一碗病号稀饭,并站在他身旁,看他咽完最后一口。而中国的法轮功学员却被绑在铁椅子上,被恶警用未经消毒的粗粗的塑料管从鼻孔插入胃中,灌进去高浓度的盐水。

当同一个牢房的难友“彻夜不眠地守护在我身旁,用浸湿的白绷带为我裹伤,驱走那逼近我的死亡”时,中国劳教所中的狱警却在指使犯人想方设法地毒打和折磨法轮功学员,羞辱他们的人格,逼迫他们放弃信仰。

伏契克可以在二六七号牢房中祈祷,法轮功学员被禁止在劳教所炼功。伏契克可以在牢房中唱歌,而在劳教所,犯人们唱歌却是被迫的,为的是掩盖法轮功学员被恶警残酷毒打时发出的惨叫声。

伏契克没有描述纳粹如何折磨他,但他一定没有见识过中共对付法轮功的一百多种酷刑。他没有连续几个星期被剥夺睡眠,没有被强迫吞下去正在燃烧的火红的烟头,没有被强迫放弃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没有被关进精神病院注射“冬眠灵”,没有被脱光衣服在铺满半干半湿的洗衣粉的地上被拖来拖去,直到一地的泡沫被血染红,人痛得昏死过去;没有被灌屎灌尿,没有受到那些更加残忍但却过度恶心和过度侮辱人类尊严的刑罚和性虐待。

“追查国际”用了四十七页的篇幅记叙了江泽民使用“虐杀、酷刑和强制性奴工对法轮功学员实行肉体的群体灭绝”。如果“世界反酷刑委员会”读到这个报告,他们一定会觉得无论是纳粹的奥斯威辛集中营还是斯大林的古拉格群岛,只能算江泽民治下的劳教所的灰孙子,纳粹党徒和苏联内务部哪里能够象江泽民雇佣的打手们这般“聪明”,想出这些比“满汉全席”还要花样翻新的百种“酷刑大餐”。

中共总是会创造出一些新的“记录”,当你觉得希特勒杀人如麻的时候,中共建政五十年所制造的八千万冤魂远远超过二战时所有国家阵亡人数的总和;当你认为希特勒或者斯大林已经坏事做绝的时候,中国又出了一个江泽民,其邪恶与愚蠢让人类有史以来记录的所有暴君和大奸大恶之徒都黯然失色、望尘莫及。(待续)

追查国际网址:http://www.zhuichaguoji.org/
7/7/2004 12:42:57 PM
本文网址: http://www.epochtimes.com/gb/4/7/7/n589555.htm

7/05/2004

章天亮:在站出来或藏起来之间作出选择

我首先向所有今天出席这次集会的人表示敬意,当这样的恐怖事件发生时,我们都必须在站出来还是藏起来之间作出选择。但是我们都知道,藏起来只能求得短暂的安全,而邪恶的气焰会更加嚣张,直到我们无处藏身为止。站出来虽然面临危险,但是这才能争取到更永久的自由与安全,不仅仅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
由于时间关系,我今天只谈三点。第一、曾庆红南非买兇杀人,要谋杀的并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个人,而是针对法轮功这个信仰团体。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去南非的不是David Liang,而是其他法轮功学员,枪击事件还是会发生,只不过受伤的换了一个人。因为你信仰法轮功,所以就要杀死你,这是属于彻底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这种事情在中国大陆每天都在发生,一个法轮功成员,到公园里去打坐、或者递给人一张真相传单、或者去打横幅请愿,然后这个人就被抓起来消失了,甚至被酷刑折磨致死了。那江氏集团的这种行为比纳粹的盖世太保、苏联的克格勃有什么区别呢?我看更坏。
第二、邪恶的疯狂程度和他们内心的恐惧是成正比的。今天,他们把这种恐怖主义输出到海外来,等于撕下了他们伪装已久的面具。当年在六四的时候,中共的大佬们说,我们不管国际社会怎么说,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原则办。那个时候,他们杀人是没有顾忌的。但是现在不同了,目前大陆的贪污腐化、盲目投资、资源浪费、劣质工程已经把中国国有资产瓜分殆尽,全靠外商投资和老百姓的银行存款混日子。如今银行坏帐比例高达将近70%,如果外商撤资,中国经济这座「流沙上的大厦」就会轰然倒塌。因此,江泽民想方设法要维持一个假象,披上画皮宣称现在是中国「人权最好的时期」。
但是今天,他们连这个伪装都不要了,赤膊上阵,恰恰说明了他们内心的极度恐惧。因为他们害怕国际上正义的声音。这些澳洲的法轮功去南非干什么?就是要起诉曾庆红,让他为他在镇压法轮功的过程中欠下的血债负责。江氏集团很清楚,他们迫害法轮功的罪行罄竹难书,真要追究起来,不但他们的权力不保,还将面临最严厉的刑事处罚。所以才会搞出这种买兇杀人的下策。我们必须看到他们的虚弱、他们的恐惧,也必须看到他们的邪恶。
他们现在之所以要装做要和国际接轨、装作要遵守国际规则、装作要改善人权、装作要推进法制,装作要推进民主,实际上它们的邪恶毫无改变,他们只不过是为了骗外商投资来维持它们的政权、装满他们的腰包而已。有朝一日他们真的强大起来,怎么保证他们不会用同样的手法对付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真小人可怕、伪君子更可怕。这一点,通过南非枪击事件,国际社会也会有更清醒的认识。
第三、江氏集团和法轮功之间的较量是一场绝对不对称的较量。这种不对称性表现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在物质层面,江泽民劫持了一个庞大的政党、一个庞大的国家,劫持了中国的军队、国库、媒体、外交、监狱、警察、劳教所、精神病院、「宗教」界、「科学」界、教育界,「艺术」界,甚至是海外被其收买的媒体来镇压法轮功,而法轮功方面却几乎一无所有。
而在另一方面,法轮功所秉持的「真善忍」原则和和平的精神却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的贊同,他们无辜受到如此大规模残酷迫害更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在精神层面,法轮功佔尽道义优势,而江泽民却一无所有。
谁会取得最终的胜利,五年的镇压歷程已经说明了这一点。2000年前,罗马帝国盛极一时,但是却被基督徒徒手征服,这就是信仰的力量。五年来江氏集团残酷的镇压并没有动摇法轮功的信念,而江泽民却花尽了本钱。
我们今天站在这里,也是要让江泽民、曾庆红、罗干和他们的爪牙们看一看,我们并没有被黑枪吓倒,我们还将坚持下去,一直坚持到他们的伪装彻底脱落、一直坚持到他们的罪恶曝光在全世界每一个人面前、一直坚持到迫害停止,而他们却必须为他们所做的一切恶承担责任。
无论是镇压者,还是普通的民众,都要记住一句话「强权战胜不了正义,一切都会过去,只有真理永存。」
2004年7月3日
(http://www.dajiyuan.com)

6/29/2004

章天亮:买凶杀人 江集团露出獠牙

6月27日至29日,江泽民的「大内总管」曾庆红在南非访问,同行的还有分别在美国和波兰被法轮功起诉的商务部长薄熙来。与其他迫害法轮功的中共高官出访一样,法轮功学员也来到南非准备对曾庆红提起诉讼。
6月28日,约下午8点半左右,在九名法轮功驱车从约翰内斯堡机场赶往酒店的途中,一辆白色轿车突然从侧后方向澳州法轮功学员租用的第二辆车轮胎及驾驶者开枪射击,至少有5枪击中该车辆。驾驶该车的David Liang是澳籍法轮功学员,也是当时唯一一身着台湾法轮功学员喜爱的蓝色夹克衫、并在衣服上写有中英文「法轮大法」标记的人士。David Liang当即两脚中枪,所驾驶车辆严重受损而停了下来。枪击者见状立刻驱车逃离现场。David Liang随即被送往附近一家名为Chris Hani-Baragwanath的医院抢救。经X光拍照,证实其一只脚骨已粉碎性骨折。
整个过程显示,此次枪击事件很可能并非一桩普通的刑事案,而是政治色彩浓厚的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据当事人回忆,枪击事件发生在高速公路上,当时汽车时速为100到110公里。在如此高速行进的过程中,一旦前胎打爆,汽车就会翻车,整个车里的人都有性命之忧,这一点枪手应该很清楚;驾驶员David Liang两脚中枪,也会造成无法踩剎车减速,同样会给车里的人带来生命危险;而作为David Liang本人初到南非,绝不会在当地有什么私人仇家;枪手也并非为了劫取财物,否则不会打完就跑;枪手似乎为职业杀手,能够在短时间内至少连开五枪。更为蹊跷的是,David Liang是当时唯一一身着写有「法轮大法」夹克的人。
从作案动机来看,比较合理的推断是:曾庆红、薄熙来一行人等为阻止法轮功对其提起诉讼,而买通当地黑社会,或由曾的保镖直接出马,对法轮功成员进行刺杀。
中共已经越来越蜕变成为一个黑社会组织。中共渖阳市正副市长慕绥新、马向东勾结黑社会头目刘涌的事件表明,黑社会已经渗透到中共高层;前公安部部长陶驷驹公开宣称「黑社会也有爱国的」,等于变相肯定香港黑社会;在曾庆红接管香港事务后,香港电台的名嘴都受到黑社会的巨大威胁而不得不「封咪」。这还都算中共在中国领土上领着黑社会折腾。
另一方面,中共僱佣黑社会在海外行兇也已经早有记录。2003年6月23日晚,在纽约唐人街怡东大酒楼门前,亲共「侨领」梁冠军、花俊雄等人,对在附近派发法轮功真相材料的多名法轮功学员打伤。翁育军(音)于2001年9月7日伙同郑继明(音)在中国驻芝加哥领事馆前重殴当时正在为法轮功绝食请愿的方霖先生,并对鹿丰女士进行言论恐吓。
2002年4月3日中午,来自芝加哥,纽约,旧金山等地的近百名法轮功成员在华盛顿DC联邦法院门前的广场上举行新闻发佈会,宣佈以民事诉讼程序控告中国江泽民政府控制的中国国安部、公安部和中央电视台。三名原告代表发了言,他们中有人住宅被入侵,有人的汽车被焚燬,还有人的私人通话被窃听。有充分证据表明,这是1999年7月20日以后,中国国安与公安两部委利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及各领事馆进行黑恶势力团伙犯罪,直接侵犯和剥夺法轮功学员作为美国公民和美国居民应享有的权利和自由。
如今,南非枪击案进一步把中共勾结黑社会,在海外迫害法轮功的事实暴露在世界面前。
中共走到这一步,实在是走了一步最臭的臭棋,跑了和尚跑不了寺,枪手的汽车牌照、使用枪的型号、子弹等都是重要而且容易获得的证据。这个案子只要认真办下去迟早会水落石出,到时候只怕会比二十年前的台湾黑社会暗杀江南案更加轰动全球。
法轮功方面显然不会被区区枪击案所吓倒,国内的法轮功在极端残酷的红色恐怖中都能够一直秉持和平的精神坚定信仰,甚至数千人被酷刑折磨致死也不改变,江泽民、曾庆红、罗干等人再放开胆子,毕竟不能像在中国国内那样为所欲为。
另外枪击案将极大损伤中共在海外的「脸面」,如果它还有脸面的话。而这个「脸面」却是中共的救命稻草。
从斯大林时代开始,在西方社会眼中,共产党一直是邪恶的代名词。中共拿着斯大林的卢布,靠分裂国家、消极抗日和打内战起家,靠谎言和暴力维持统治,可以说血债纍纍。然而,在毛邓时代,中国在经济上基本自给自足,即使受到西方联合封锁制裁,政权仍可苟延残喘。江时代已经与毛邓时大为不同。
目前政府的贪污腐化、盲目投资、资源浪费、劣质工程已经把中国国有资产瓜分殆尽,全靠外商投资和老百姓的银行存款混日子。如今银行坏帐比例高达将近70%,如果外商撤资,中国经济这座「流沙上的大厦」就会轰然倒塌。因此,江泽民想方设法要维持一个假象,披上画皮宣称现在是中国「人权最好的时期」。实际上,西方国家应该很清楚,现在是应该是江泽民巴结西方投资填他的坏帐无底洞的时候,而不是从中国赚钱的时机。
用不了多久,当南非枪击事件真相大白的时候,中共为骗外商的投资而精心粉饰的画皮就会脱落,哪个外商还会有胆子和中共这个最大的黑社会组织合作?
不过,江泽民、曾庆红、罗探之徒已经输红了眼睛,举凡迫害法轮功的高官出访时,无论去哪个国家,法轮功学员都已经准备好了状纸伺候。再过几年,等各国立案调查结束,中共将没有几个高官再可以出访,否则都将面临海外的民事赔偿或刑事处理。现在只好先靠雇兇杀人来逃避起诉。但是躲得过初一,躲得过十五吗?(http://www.dajiyuan.com)

6/10/2004

章天亮:翠花,上「冬眠灵」

据中国人权6月9日报导:大陆着名的艾滋病活动家胡佳先生因为持续关注艾滋病患者和要求纪念「六四」,遭到员警多次的关押和毒打,最近警方更威胁其家人,要给胡佳扣上「偏执狂」的帽子送进精神病院。
胡佳是一名佛教徒,出于悲天悯人的胸怀放弃了北京电视台的编辑工作,致力于调查和揭示中国艾滋病的真相。据胡佳自己讲,仅仅在河南省就有上百万人因为响应政府「要想奔小康,就去卖血浆」的口号而感染了艾滋病,而最保守估算全国大约有五、六百万艾滋病毒的携带者。这些人因为贫穷而无法看病,只能在病痛中苦苦挣扎,最后悲惨死去。许多青年和中年夫妇在死去后,留下年幼的孩子无人照料。由于缺乏传染病常识,艾滋病还在通过各种途径向更大范围氾滥。可怕的是,当这样一个大灾难发生时,中共为了维持「伟大、光荣、正确」的形象,和为外商「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採取了对待SARS同样的做法——一直极力掩盖问题的严重性。
揭露这样的事实在中国无疑等于不给当局面子(这可是比多少老百姓的生命都要紧的)。胡佳说:「我们知道中国是没有新闻自由的,舆论监督没有建立。所以,我们不得不迂迴,通过海外的新闻机构来披露这件事情,在国际社会上形成压力,来促进中央政府知道这件事情,给地方政府施加压力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很犯忌讳的,中国的国家安全部门对民间机构监控得十分严重。我们把这个疮疤给暴露出来,也受到很多压力,主要还是来自于国家安全部门。」
今年4月15号,胡佳去天安门给胡耀邦献花,被员警当场拘留。「六四」前后,警察又多次拘留和毒打他,并威胁他年迈的父母说要将胡佳送进精神病院。
用精神病院迫害社会活动家、异议人士和法轮功学员正是江泽民集团的拿手好戏。着名的国画大师齐白石的孙女齐秉淑女士也是其中之一。
齐女士以前重病在身,经常大出血,脸白如纸,躺在床上无法行动。后来修炼法轮功,满身疾病豁然痊癒,六十多岁的人看上去像是四十几岁。对这样的社会名流,中共更要加意防范。齐女士因为不断为法轮功呼吁,揭露江泽民给法轮功制造的谣言,而被精神病院的大夫以「气功分裂症」的名义关进了北京大北窑镇的大柳树精神病院,被强行打针、吃药,并说「等什么时候法轮功结束了什么时候放。」
齐女士的例子绝非个案,自从镇压法轮功之后,至少有上千名法轮功学员因为不放弃信仰被关入精神病院中,受到大剂量抗精神病药物的摧残,其中不乏迫害致死者。
山东省淄博市齐鲁石化公司曾经有一位叫苏刚的电脑工程师,原本在单位有口皆碑。其父在一封申诉信中说「都说苏刚是个好人。车间领导说,苏刚任劳任怨,加班加点,随叫随到;厂领导说虽然他炼法轮功,去年还是给他涨了一级工资,确实表现很好;吴耘书记说4月23日左右,苏刚仍在电脑重要岗位操作,他还是挺正常的。」
实际上这么一个好人被关进精神病院是因为他只身进京为法轮功上访呼吁。2000年5月23日,公安背着亲人将苏刚强行押送到昌乐精神病院关押九天,每日被注射大量长效破坏神经中枢的药物,九天之后,苏刚已是目光呆滞,反映迟钝,肢体僵直,面无血色,惨不忍睹。6月10日因心力衰竭离开人世,死时年仅32岁。
我认识的一个朋友在大陆时是个小有名气的画家和服装设计师,也是因为去天安门上访而被关进了精神病院。
这些人的遭遇让我们不得不怀疑中共的医学辞典中精神病可能是这么定义的:「凡是坚持江泽民不喜欢的思想、坚持基本人类良知,经过酷刑折磨仍不放弃的,都属于『偏执狂』,送安定医院,『享受』横路靖二待遇,口服或注射『冬眠灵』,此为具有江泽民特色的精神病思想」。
当江泽民大喊对法轮功「灭掉、灭掉、坚决灭掉」,「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 「不查身源、直接火化」时,我怀疑这个对于信仰「真善忍」的团体都要大打出手、 必欲灭之而后快的江泽民才是个真正的疯子,至少是个权力偏执狂。
当他在西班牙国王面前梳头、拉住法国总统夫人跳舞、对小布什大唱《我的太阳》、在冰岛国宴上突然站起来高歌一曲的时候,一定是犯了「人来疯」。面对着满世界给中国丢人的「江主席」,中办的人真该大喊一声,「翠花,上『冬眠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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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2/2004

章天亮:吃“白起肉”与踩江泽民

【大纪元6月2日讯】白起是战国年间秦国名将,每次出师必凯旋而归,攻必克,战必取,为秦国打下七十多个城池。秦昭襄王四十七年,白起在长平一战,俘虏赵军40万,但他害怕赵军谋反,遂设下一计,以酒肉安抚降卒,又命令秦兵以白布裹头,吩咐说“凡首无白布者,即系赵人,当尽杀之。”赵国降卒不曾准备,又无器械,束手就戮。40万赵军,一夜俱尽。史载当时“血流淙淙有声,杨谷之水皆变为丹,至今号为丹水”。白起收赵卒头颅,聚为头颅山,又在山上建台,谓之白起台。后大唐玄宗皇帝巡幸至此处,凄然长叹,命高僧设水陆道场七昼夜,超度亡魂,并将地名改为“省冤谷”。

坑杀赵卒的消息传入赵国,整个国家中“子哭其父,父哭其子,兄哭其弟,弟哭其兄,祖哭其孙,妻哭其夫,沿街满市,号痛之声不绝”。后来,白起失宠于秦王,在杜邮自刎而死。《东周列国志》上说“后至大唐末年,有天雷震死牛一只,牛腹有‘白起’二字,论者谓白起杀人太多,故数百年后,尚受畜生雷震之报”。在山西高平一带有一道名菜叫“白起肉”。赵国的百姓痛恨白起残毒好杀,把豆腐切成小块说是白起肉,千刀万剐,用火烤、水煮、蘸蒜泥吃,以解心头之恨。坑杀赵卒的谷口村,至今仍然家家都做“白起肉”。

民间这种对残忍好杀、或大奸大恶之人的形式上的惩罚从古到今也没有断绝过。持续最久的除了“白起肉”之外,还有跪在西子湖畔岳王庙中的秦桧、王氏、张俊和万俟卨。在岳飞墓陵园内有一株古桧,被人自根部劈开,分支为二,人们把它叫做“分尸桧”。传说明代有个名叫马传的郡卒,一天晚上来到岳飞墓前拜谒,为表达对奸相秦桧的痛恨,拔刀将陵墓前的一株桧树劈开,中间隔以木板,以示肢解秦桧。自秦桧铁像铸好之后,就遭游人频频痛击,以至于铁铸的头颅也会从中断开。

无论是吃“白起肉”,还是掌击秦桧的跪像,都是民间自发的对民意的表达。在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大奸大恶之人总是遗臭万年,永远是被人唾弃的物件。实际上,在海外也有类似的情况,当萨达姆倒台后,伊拉克民众推倒其铜像,用鞋底抽打雕像的脸部来表达内心对他的痛恨。

如今这样的事情要轮到江泽民了。

海外“看中国”网站上5月27日登载了一幅图片“您今天‘踩江’了吗?——把‘江鬼’踩在脚下的N种理由”。该图片列举了江泽民十大罪行,包括甚于秦桧的卖国行为、甚于白起的群体灭绝行为,以及其他种种丑态。漫画上说“欢迎大家一起来踩!踩!踩!”

江泽民出卖相当于几十个台湾的领土不是因为两军交战后而订的城下之盟,而是未经全民公决、人大讨论的主动奉送;下令打死成千上万的法轮功(2001年内部中共官方统计就有超过7000名法轮功被酷刑折磨致死),并不是因为他们要造反,而是如江泽民自己所说:“相比之下,其他气功组织就不那么容易解决,很可能在全国引起剧烈动荡,甚至于制造暗杀、毒气、爆炸等恐怖暴力活动,就会给我们的工作带来相当大的难度,对社会稳定起破坏作用,起不到惩戒的效果,法轮功讲‘真、善、忍’我们的打击工作就可以放手进行。以后利用打击法轮功的经验,可以有效的运用于其他气功组织。”

当中国上百万人卖血为生,感染了艾滋病挣扎于死亡边缘,数千万下岗职工无米下锅,农民流离失所的时候,江却花费40亿人民币修筑国家大剧院,其冷血腐化比之于秦始皇修骊山陵、纣王修鹿台也不遑多让。而他经常在会见各国元首的仪式或国宴上突然弹琴、跳舞或放声高歌,亦或说出谁也不知所云的“外语”,其浅薄轻浮简直丢尽了中国人的脸面。

由于江泽民至今仍然垂帘听政,手握军权,老百姓虽然对他极为反感,但腹诽和私下场合痛駡较多,在公众场合公开表达意见,许多人还有些顾虑。不过看到“看中国”网站上的“踩江”图片,我觉得这张图片要是真放在大陆的通衢大道上,老百姓援引对待白起、秦桧的传统而去全民“踩江”倒很有可能会成了社会潮流,人无分老幼,都去用力地踩、重重地踩、踏破铁鞋地踩。

江泽民对老百姓一直采取“骗”和“吓”两手,如果有人花样翻新地搞成不干胶到处去贴,除了让大家踩还要让大家知道江泽民这比董卓、秦桧还坏,那么就戳穿了江泽民的“骗字诀”,而群?争相践踏他的照片,更是从心理上摆脱对他的恐惧,人们会看到原来这个色厉内荏的家伙也实在没什么好怕的。

这种民意的公开表达既被动又主动。说不定过两天北京人见面时不再说:“吃了吗,您呢?”而改为“踩了吗,您呢?”

不管是董卓、秦桧,还是墨索里尼或萨达姆等等,人们对他们表达憎恶都是在他们倒台或死去之后的事,能在“在位”的时候就这么被人踩来踩去,这种“待遇”江泽民算是头一个“享受”了。(http://www.dajiyuan.com)
6/2/2004 12:50:53 AM
本文网址: http://www.epochtimes.com/gb/4/6/2/n556104.htm

5/28/2004

章天亮:宽恕与惩罚

【大纪元5月28日讯】法轮功起诉江泽民的案子已于5月27日在芝加哥上诉法庭再次开庭。从上个週末开始﹐全世界各地的部份法轮功学员自发云集芝加哥﹐除了在中领馆门前请愿﹑派发真相传单和游行等活动外﹐他们还在联邦广场举办了酷刑展﹐由真人扮演警察和遭酷刑虐待的法轮功成员﹐情景催人泪下。
我在美国第一次因看到法轮功的游行而落泪是在2001年7月20日。当时有全球将近3000名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华盛顿DC的独立纪念碑下集体炼功﹐随后一路游行到国会山脚下。游行队伍的前方是一个大大的「奠」字﹐场面肃穆庄严。当我看到那些白衣如雪的女学员手里捧着那些被大陆恶警迫害致死的人的照片时﹐眼泪情不自禁地流下来。照片上的人都在笑﹐笑得那么和善﹐一望可知不但是守法的良民﹐更是那种在社会上一见便可託付和信赖的人﹐但是他们的笑容却只能凝固在照片上了。那些健康﹑良善而鲜活的生命﹐其中还有不少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已经永远地告别了人世﹐而且是惨死。
大陆的法轮功学员所冒死披露出来的酷刑是令人髮指的﹐令人髮指到当一个普通人读到这样的文字时会感到难以置信。也曾经有一些人问我「在这么文明的社会中﹐这样的酷刑可能吗﹖」是的。当我读到那些文字时﹐我也常常感到读不下去﹐那对一个正常人的神经都是巨大的刺激。然而﹐当我们面对那些法轮功成员被迫害后的照片时﹐却不得不承认在人间确实发生了这样的惨剧。
我在明慧网上曾经看到过两张照片﹐照片上的人和我的父母曾经是彼此熟悉的同事。一张照片是他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快乐的照片﹐一个中年人笑得开朗灿烂﹐朝气蓬勃﹔而在另一张照片中﹐他却被迫害得形如骷髅﹐奄奄一息﹐两条腿只能保持蜷曲这一个姿势。他曾被施以多种酷刑折磨﹐长达数天之久﹐被电棍电﹐坐过电椅﹐被皮鞋勐踹腰和胸肋﹐被凳子腿跺脚指﹐结果造成腰椎骨折﹐软肋骨折﹐脚趾甲变紫脱落﹐右手无名指残废﹐随后又被捏造证据判刑12年﹐在监狱中被插管损害了食道。当他因长期无法进食进水﹑无法说话﹑甚至看不到呼吸的时候﹐才被公安局用担架抬回家中﹐扔下就走。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不愿意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要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
修炼法轮功后健康快乐的马学俊(明慧网图片)
被佳木斯看守所折磨得瘦骨嶙峋、奄奄一息的马学俊(明慧网图片)
像这样的迫害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明慧网上每天都披露出大量的这样的案例。一个叫郑明芳的非法轮功学员曾经被罗织罪名关入监狱﹐后来死里逃生。她说﹕「看守所里每天发给每人大约一两一个的两个窝头﹐窝头是发霉的玉米麵夹着老鼠屎和别的骯脏的东西还不熟。因为我拒绝吃他们的窝头﹐看守所所长还有看守们威胁我说﹐就是因为你丈夫在外面活动我们才照顾你﹐以前这儿也关了成百上千的法轮功﹐他们跟你一样也绝食﹐你打听打听﹐最后他们都是什么下场﹐你知道杀猪注水吗﹖用二寸粗的胶皮管子插到嘴里﹐连上水泵推上电闸就像灌猪一样﹐往肚子里边强行灌水﹐灌的法轮功学员七窍冒血﹐肺部都炸了。还有的看守用电棒捅法轮功学员的下体﹐浑身都给烫坏了。」
无论文字怎样有力﹐我们也无法还原出法轮功学员在拘留所﹑劳教所和监狱中所受的酷刑﹐因为除了那些对人类尊严极端羞辱的刑罚和令人痛入骨髓的毒打﹐还有恶警的辱骂﹑对他们信仰的诋譭和刻意营造的阴森恐怖的氛围。在明慧网曾经登过百种酷刑一览﹐那也许可以说是恶警为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而将古今中外的酷刑集成的大全。
此次法轮功在芝加哥展示酷刑时﹐虽然是在闹市区﹐人来人往﹐阳光明媚﹐甚至恶警中也有我熟悉的朋友扮演的﹐但是当我身在牢笼前时﹐却感到令人毛骨悚然的邪恶扑面而来﹐痛心与愤怒不能自已。我知道更残酷的刑罚由于对人类尊严的过度侮辱﹐实在无法在闹市区展示﹐这里的模型也仅仅是酷刑中较轻的几种而已。
我曾经不止一次遇到过一些基督徒﹐中国人和美国人都有﹐他们对我说﹐基督教是主张宽容的﹐人总会犯错误﹐为什么你们对犯错误的人这样穷追不捨。我无法把酷刑生动地展示给他们看﹐只好对他们说﹐「你们对情况并不瞭解」﹐然后把迫害的残酷讲给他们。
我相信这些基督徒太善良了﹐他们没有经歷也没有见证过这样的酷刑。我想如果他们今天站在芝加哥的联邦广场上﹐那么他们想到的必不会是《马太福音》中的话「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而应该是《出埃及记》中的话「打人以致打死的﹐必要把他治死……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古人曾经说﹕「我们看到一个小孩子落入井中﹐都会有恻隐之心﹐这不是因为我们和小孩子的父母有交情﹐不是为了要在朋友中博个好名声﹐也不是因为这个小孩的呼救声(﹐这是人本能自然的反应)。由此看来﹐无恻隐之心﹐非人也。」[1]
当知道一个恶警用这样残酷的刑罚对待法轮功的时候﹐我们只能说这个施暴者已经丧尽了伦理﹑丧尽了人性﹐而仅仅徒具一个人形而已。他失去了人类应有的一切理智与情感。而那个发动这场迫害﹐鼓励这种暴行的江泽民和追随他的层层领导更是天良丧尽。
我们主张对人的容忍﹐主张对人的宽恕﹐但这仅仅是针对那些还配称作是「人」的人。
[1]. 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憷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http://www.dajiyuan.com)

4/25/2004

章天亮:内在的重生

许多「四.二五」事件的亲身经歷者们,每到週年的时候都会重新反思这段歷史。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感到这件事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至为深远。四月二十五日,这个原本一个很普通的日子,仅仅因为1999年法轮功的万人中南海请愿事件而成为了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分水岭。
歷史似乎对中华民族情有独钟,所有与中国同时代崛起的古文明都在天灾、瘟疫、战乱和地球沧海桑田的变迁中成为歷史的陈迹——有的葬身海底,有的下落不明,有的留下了天书一样的象形文字,让后代的考古学家费尽思量。而惟有中华文明跨越五千年的时空昂藏而来。在这五千年中,我们也曾经歷了无数的兵荒马乱、外族入侵和疫病流行,但却常常在歷史的危急关头有圣人或英雄出世扭转干坤;更有从儒、释、道三教信仰中演化出来的灿烂文化以其内涵之深邃和道德之高标,吸收同化各族群的文化精华,造就了人类最辉煌,也最为连贯的一部文明史。
一个民族的衰亡有不同的形式:有的是像花剌子模一样被成吉思汗的铁骑征服后,从肉体上消灭,亡国灭种;还有的像玛雅人一样,在西班牙人摧毁了他们的信仰、焚烧了他们的古籍、处死了他们的祭司、破坏了他们的文化之后,从精神层面被消灭。玛雅人从此开始四处流散,不知所终。乐观地说,以中国幅员之大、人口之多、歷史典籍之完备、文化积淀之深厚,既然能在五千年的风雨中硕果仅存,似乎不会再有什么力量能毁灭这个民族的根基了。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在二十世纪中叶以前,列强的坚船利炮虽然叩开了中国的大门,但「西学东渐」之风却并未能摧毁我们的信仰体系、道德体系和文化传统。一直到那个以「无神论」和「暴力革命」为指导思想的政党接管了中国的政权,中华民族才面临着诞生后最大的一个生死劫。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最重要的也许不是地理、经济和军事能力,而是他的信仰和由此派生的文化,否则就无法解释歷经将近2000年大流散的犹太人居然在1948年复国,重建以色列;更难解释这一蕞尔小国不但可以唤回中断两千年的春风秋雨,将漫漫黄沙的荒凉不毛之地改造为「流奶与蜜之地」,更可以在四次中东战争中抵抗住幅员相当于其五百倍、人口相当于其三百倍、有无法计量的石油储备以及由此换回的美元和先进武器的阿拉伯国家的联合进攻。
共产党在中国夺取政权之后的五十多年,除了让八千万中国人在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中人头落地之外,最成功的一件事就是把中华民族的信仰和文化彻底「革了命」。不知道有多少大法师、大喇嘛、道士、牧师和知识份子,要么被中共「打翻在地,再踏上亿万只脚」,要么放弃良心被中共统战。五十年的时间,足以给两代人洗脑。那些「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中国人从小就被灌输了佛教、道教、神仙故事、八卦周易、五行生剋、河图洛书等等都是「迷信」,孔孟之道都是「封建」,要「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观念。加上佛经道藏的艰深和古文的晦涩,即使我们有心复归传统信仰与文化,然而我们面前却横亘着五十年断裂出来的无法逾越的鸿沟。
一个民族信仰体系的解体,随之而来的就是道德体系的解体,和文化的迅速堕落。如果说在「六四」事件以前,共产主义说教还曾充当过意识形态领域的替代品,「六四」后上臺的江泽民让共产党急速转变成为一个腐败专横和毫无道德可言的利益集团,从而宣告了共产主义说教的衰亡。知识份子这个本该充当社会良心的团体,被中共收买后反而为社会各种不良现象涂脂抹粉,发明「合理性解释」,并带动民间的犬儒主义、机会主义和享乐主义,嘲笑一切传统价值和道德标准,笑贫不笑娼。
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恆也。」说白了,世间的事存在着一个相生相剋的道理,唯有相互制衡,才能永久不变。然而反观中国,此时对于道德体系的坍塌,还有什么力量可以制衡呢?生命的堕落曾经让巴比伦亡于波斯入侵,曾经让辉煌一时的亚特兰蒂斯文明葬身于波涛汹涌的大西洋下,曾经让耶和华降下四十昼夜的大雨,「使洪水氾滥在地上,毁灭天下」。那么中共的统治使中国滑到了怎样的危险边缘?
先贤们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在一个道德解体、问题丛生的社会惟有每一个人人心的改变与昇华,才能让一个民族走出覆灭的危机。
在古印度的婆罗门教走入末法之后,有释迦牟尼佛出世,创立佛教普度众生;当犹太人被罗马帝国征服,犹太教分裂为不同教派的时候,有耶稣降生于耶路撒冷,创立基督教救难脱苦;当中国处于春秋争霸,礼乐崩坏的时候,有老子和孔子出世,归正人们的思想。现代的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信仰已经走进了博物馆,是否也会有大觉者出世,斡旋天地,再造干坤?
法轮大法就是在这个时候悄然出现在中国的大地上。从1992年5月开始,仅用了短短的七年时间,大法不但洪传至30多个国家,还在中国大陆吸引了上亿的人走进佛法修炼。他对于健康的改善还在其次,更为难得的是,法轮大法为中国人重新树立了善恶的标准——「真善忍」,并使修炼者自觉地依法修行,诚其意、正其心、修其身、善待他人,带动社会整体的道德昇华。
当社会学家还在争论如何让中国走向宪政、走向民主、走向法治或走向私有化,从而化解中国的社会危机时,挽救濒于沦丧的社会道德时,法轮功似乎漫不经心地把已经过社会检验并成为既成事实的答案放在了公众面前。
一个信仰体系的建立往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释迦牟尼传法时曾得到迦毗罗卫国和摩竭陀国国王的支援;孔雀王朝崛起时,阿育王大兴佛教,才使佛教洪传到印度次大陆以外;佛教传入西藏时,得藏王松贊干布的鼎力支援;佛教在汉地得到过隋唐两代皇帝的支援;道教得到了汉、唐、宋、明等朝代皇帝的支援;儒教则自汉武帝以降一直是知识份子的根本学问。然而法轮功传出七年,却在没有任何官方支援、也不接受大企业和信徒捐赠的情况下,仅靠口耳相传,不但走向世界,更走过了过去宗教几千年才走过的路,在被中共蹂躏过的一片道德废墟上眨眼间重建了中国的信仰体系和道德体系,他的规模形成几乎一蹴而就。这不仅显示出法轮功的生命力,更彰显出他改造人心的力量非同小可。
可惜的是,中共内部的少数人从1995年就看到了法轮功的洪传势头,并开始着手打击法轮功。在法轮功学员的一次次善意说明下,一次次地化解危机,一直到1999年4月23日,天津员警暴力驱散、殴打和抓捕去天津教育学院出版社澄清媒体不实宣传的法轮功成员,才直接引发了1999年4月25日中南海外震惊中外的法轮功万人上访事件。
法轮大法教导人珍惜生命,但是却也同时给与了修炼者不畏生死的道德勇气。「四.二五」事件可以说第一次向全世界公开展示了信仰的力量和法轮功的和平精神。江泽民曾经自信以倾国之力,可以「三个月消灭法轮功」,然而从那时起一直到今天,在将近五年极为残酷和血腥的镇压中,这种不屈的力量和和平的精神却一直延续了下来。
可以想像一下,如果没有「四.二五」万人上访,法轮功学员反而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再一次屈服于暴力强权,那就等于全体中国人都相信暴力重于真理,那么中华民族就不会再有任何道德復兴的契机,他的民族精神也就彻底死了,江泽民正是要把中华民族推向这样万劫不復的深渊。恰恰是法轮功的挺身而出,和他们用生命实践信仰的勇气,支撑起了民族继续存在和发展的空间。
「四.二五」的人员组成来自社会的各个方面,有教授、博士、硕士、大学生、经理、外企职员、律师、军人、医生、法官、工人、农民和其他政府工作人员,男、女、老、少遍佈各个阶层,这无疑是法轮功成员的一个缩影,折射出法轮功能够改变所有人的人心。法轮功为中国建立的信仰体系,使歷尽劫难的中华民族获得了内在的重生,而由此派生出的道德、哲学、文化和艺术体系必将造就新天、新地和新的中国人!正如李洪志先生所说「法轮转,新三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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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8/2004

章天亮:谁让暴行如此美丽

【大纪元4月8日讯】全世界最大的灭绝营位于波兰的奥斯威辛,在这个集中营中曾经有数百万犹太人、斯拉夫人、蒙古人和中国人等惨遭杀害。当人们提到这个杀人魔窟的时候,脑海中很可能闪过的是高墙、电网、毒气室、焚尸炉,堆积如山的死人头发,一堆堆婴孩的小鞋,和一排排堆放着被窒息而死的人的尸体的砖房等等让人毛骨悚然的画面。然而谁会想到当初这里竟然诗一样的美丽!

当被俘虏的犹太人经过可能长达一个星期既没有饭吃,也没有水喝的旅行,在奥斯威辛走下货车的时候,说不定他们会眼睛一亮。在毒气室和焚尸炉的外面是修整得很好的草坪,四周种着鲜花。有人拿着美丽的风景明信片走过来让他们签上名字后寄给他们的亲属,明信片上写道:“我们在这里过得很好,有工作做,待遇也不错。我们在等待你们的到来。”在毒气室入口处的牌子上写有“浴室”的字样,乐队此时演奏起了轻音乐。乐队成员全都是德国人从囚犯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年轻貌美的女郎,一律身穿白衬衫和海军蓝的裙子。当犹太人走进“浴室”的时候,这些美貌的姑娘们奏起了令人回忆起青春岁月的欢快曲调。善良的犹太人并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将面临着什么,说不定还真以为德国人只是把他们带到浴室来消灭虱子呢。

死神就在犹太人放松警惕的时候降临了。当两千多人像沙丁鱼一样互相拥挤着走进“淋浴间”后,沉重的大铁门马上关上了,整个房间被密封起来。德国的勤务兵们站在被草坪和鲜花掩盖的通气孔前投下紫蓝色的氰化物,然后马上封上通气孔,一直到半个小时以后,所有的人都被毒死,才用抽气机抽掉毒气。这些尸体被立即运往焚化炉焚化,1944年的时候,奥斯威辛集中营每天要焚化6000具尸体。

令我们瞠目结舌的不仅仅是纳粹的残忍,更令我们毛骨悚然的是这些犹太人走进浴室前的那一刻。如画的风景、美貌的姑娘和欢快的音乐,竟然与恐怖的魔鬼共存。几乎是最高级的恐怖片导演都想像不出来的镜头,跨越了时空,又出现在了中国的大地上。

1999年7月20日,自从江泽民开始镇压法轮功之后,海外媒体不断披露出发生在中国的拘留所、劳教所和监狱中令人发指的血案,近千名法轮功学员因为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而被酷刑折磨致死,还有数十万人被关押,受到经年累月的苦役、洗脑和肉体摧残。他们所承受的痛苦要远比那些在毒气室中短暂挣扎后丧命的犹太人更为残酷。

2000年6月的时候,我曾驱车来到位于北京大兴县团河的劳教人员调遣处。我当时看到的情景恐怕和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下车的犹太人差不了多少。

调遣处的大门十分气派,外面有一个光荣榜,好像是说这个地方是什么文明执法的先进单位。高墙外是一大片绿油油的庄稼地,几个穿着囚衣的男犯人一边用水龙头浇地一边打打闹闹,笑声不断。我到的时候还是中午,四周一片静谧,轻风徐来,感觉这里比喧嚣的北京市区还要清静和凉爽一些。

那天中午,我和劳教所的干警有过短暂的对话。从看到的环境,我还是轻信了干警们确实是一群“文明执法”的人,至少从表面来看,酷刑、洗脑、苦役、打骂、体罚,乃至迫害致死等概念和这个到处种植着花草的花园般的地方相差太远了。而只有那些从调遣处的炼狱之火中走出来的法轮功学员,才能真正知道画皮的背后是多么可怕的魔鬼。

有一位从团河劳教所期满释放的法轮功学员叫赵明,是爱尔兰三圣学院的硕士研究生,清华大学毕业。他在《团河劳教所“春风化雨”内幕》一文中说“团河劳教所的劳教人员宿舍中有鱼缸,有电视,有书桌,为迫害法轮功学员而组成的所谓大队里有图书室,劳教所的院子里有草坪、篮球场,养着鹿、兔子、孔雀、鸡,看上去像是个宁静的动物园。但暗地里对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的洗脑迫害从没停止过。” 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说“这并不是个别劳教所的情况,劳教所的狱警说他们到南方的劳教所参观,发现那里的劳教所比北京的建得还要夸张。另外,劳教所系统的狱警开会地点都是在风景胜地,劳教所所长和一些警察还经常到国外旅游参观。”

就是这些诗情画意的地方,狱警们在对法轮功的镇压中,为迫使信徒放弃对“真、善、忍”的和平信仰,而施加在他们身上的酷刑超过一百种之多。许多人耳朵被打聋,外耳被打掉,眼珠被打爆,牙齿被打断、打掉。头骨、脊椎、胸骨、锁骨、腰椎、手臂、腿骨被打断。有信徒因不放弃信仰而被打得皮开肉绽、面目皆非,成为严重变形的血淋淋的人,此时还要被盐水浇身、用高压电棍继续电击,血腥味与肉糊味相混,惨叫声撕心裂肺。还有狱警用劲狠捏男信徒的睾丸,狠踢女信徒阴部。用十几根上万伏高压电棍同时电击,尤其是敏感部位,如口腔、头顶、前胸、阴部、女信徒乳房、男信徒阴茎、臀部、大腿、脚底,直至电击部位烧焦烧糊。用烟头、打火机、烙铁烧手、脸、脚底、胸、背、乳头和阴部等部位。对女性法轮功信徒进行强奸、轮奸和施加许多难以宣言、令人发指的性虐待。用刑具“恐怖约束衣”令信徒的肩、肘、腕处筋断骨裂,再绑住双腿,腾空吊在铁窗上,耳朵里塞上耳机不停地播放诬蔑法轮功之词,嘴里再用布塞住,用刑时间长者,背骨全部断裂,被活活痛死。还有将信徒浸泡在污水或粪水中,谓之“水牢”。其他折磨还包括竹签钉指甲,住天棚、地板和墙上长满红、绿、黄、白等长毛的房间,用狼狗、毒蛇和蝎子咬,注射摧毁神经的药物。以及其他种种我们因过于刺激神经而无法公开的千奇百怪的折磨。

在这次联合国在日内瓦召开人权会议,中共派出了500人的游说团,希望能够蒙骗国际社会中止美国对中国的人权谴责提案。也许中共的游说团中不乏巧舌如簧的政客、外交家,顶着“科学家”、“大法师”、“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的“爱国人士”,并竭力使世界相信,中国现在处在“人权最好时期”,但是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想起奥斯威辛毒气室外面的美丽表演和毒气室内的痛苦挣扎。

2003年5月31日,布什总统在参观了奥斯威辛集中营后曾发表讲话说“这些场所使我们清楚地看到邪恶势力的罪孽以及人们制止邪恶的必要……这个地方还明确告诫我们,文明世界绝不能忘记这里发生的一切。”

我们不仅不能忘记那些罪恶,更不能忘记罪恶外面的美丽伪装。(http://www.dajiyuan.com)
4/8/2004 10:19:0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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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天亮:中国民间维权运动现况与展望(3)

四、维权的高度层面
但是我们不能停在这里,还有维权的第三个层面,就是维权的高度。
维权的长度就是指维护自己的权力,宽度就是指推己及人,那么高度就是在维权的过程中帮助中国重建信仰,帮助中国重建一个道德体系,用马丁.路德.金的话来讲就是「向上攀登寻找神」。刚才有一点我没有讲。法轮功是一种信仰。他虽然是基于真,善,忍的一种信仰,是有神论的信仰。可是他对于正教,包括基督教、天主教、佛教、道教、犹太教,他都抱持包容的态度。
我本人对歷史文化很感兴趣,实际上我是学理工科的。记得在上高中的时候,文理科分班,就是文科班和理科班分班。印象中就是一些不太聪明的人他们比较容易选文科,觉得自己很聪明的人比较容易选理科,因为当时中国大陆有句话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文明,它愈往前发展愈发展成一种感官文明,就是说越来越看重我们眼睛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比如说造一个电话、或者造一个汽车出来会被认为是了不起的发明创造。但是我们却愈来愈忽略精神文明,这种精神层面的文明。
西方有很多国家,他们很聪明的人都去学法律,去学社会学,去学心理学、哲学等等,中国的聪明人都去学工程,都去赚钱去了。中国大陆最近公佈了一个民意调查,这个民意调查讲的是民众最关心什么问题。或许我们会觉得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是腐败问题,对政府不满。但是不是,中国大陆民众最关心的问题是社会风气问题,因为一个社会不是光靠法律来约束就完事了,社会是靠道德来整合的。人和人之间最起码的信任,人和人之间最起码的关怀,我一出门,我不会觉得你骗我,我骗你的,我必须随时随地防着别人,觉得人都像刺猬一样,靠近的时候就可能会互相伤害。那这个时候,这个社会才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社会。
社会风气的败坏和人们心里的道德约束的减弱有直接的关系。西方的哲学家柏拉图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能见的是不能见的所投下的影子。马丁.路德.金曾经讲过「你看见我的时候,你以为你看见的是马丁.路德.金,你不是看见了马丁.路德.金,你能够看见我身体,但是你必须明白我的身体不会思考,我的身体不会辩驳,你不能看见使我成为我的我,你永远无法看见我的人格。」
就是说一个人在社会上做什么样的事情,他是靠他的人格,他的信念去做事。如果一个人相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他觉得没有什么绝对的道德,那么这样的话,他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可以没有任何顾忌。因为我本人是一个有神论者,我个人认为有神论跟无神论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别,就是道德到底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问题。
比如说在有神论中,每一个宗教都会规定一些你不能做的事情,比如说基督教他讲摩西十诫,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摩西十诫里面有一条就是不可姦淫,你不可以跟别的人通姦,不能乱来。佛教中有戒律,比如说你一入了佛教就要受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饮酒,不淫邪,不妄语,就是说不能犯戒。那么如果一个人他相信有神的存在的话,他会认为道德是绝对的。这个事情,我为什么不能做呢?因为神规定了不能做。按神戒命的不能做的话,就是不能做,它是一个绝对的标准,任何借口都不能违反神的戒命。
但如果说一个人不信神的话,他会认为,比如说通姦这个事情,两个人你情我愿,无所谓啊,它只是一个社会道德,不牵扯社会法律问题啊,他会找很多借口,比如说,人是动物进化来的,所以说人会有动物性,人会控制不住自己啊等等,他会自己找很多很多这样的借口,这些借口如果在一个有神论的人眼中看,都是不能成立的。所以说在有神论的人眼中,道德是绝对不变的东西,而在一个无神论的人眼中,他认为道德是人来规定的,是人约定俗成的。只要大家认可,只要大家谁也不说这个问题不好的话,那这个事情就是好的,就是可以做的。这是对于人在道德约束方面,有神论跟无神论的一个最大区别。
对一个真正有神论的人而言,他又信的是一个非常正的信仰的话,他对于道德有一个非常好的约束。事实上中国五千年歷史一直贯穿着有神论。我们都说自己是炎黄子孙,都说自己是轩辕黄帝的后代,而轩辕黄帝是道家的始祖,「黄老道」嘛,「黄」就是轩辕黄帝。所以中国的文化从一开始就是道家文化;后来等到东汉汉明帝的时候「白马驮经」,在洛阳建白马寺的时候,佛教开始正式传入中国;那么在西汉汉武帝的时候「独尊儒术」,就是把儒家思想变成民间的一个主流思想。所以中国这样一个文化也是儒释道并存的一个文化,这个文化对民间的道德约束是非常好的。
在1919年五四运动的时候,引进民主和科学,这对中国有神论传统已经造成一个比较大的冲击,在那个时候有神论和无神论就局限在学术争鸣的范围内,你信你的无神论,我信我的有神论,可以「井水不犯河水」地共存。但是共产党在1949年建政之后,它用暴力把无神论强行推广到社会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去。它把寺庙拆毁,僧侣要强迫还俗,经书还要烧燬,然后用日復一日的无神论对民众进行洗脑,这样经过几十年,中国人整个的一个道德体系可以说是被共产党给破坏了。
那么很多人会认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应该去追求钱啊等等,他会对自己的行为没有约束,过去还有共产主义道德,什么我要大公无私,什么我要为人民服务等等,现在没有人讲这个了。现在共产党自己都贪污腐化了,老百姓看得很清楚,你再讲为人民服务,你别说老百姓不信,连共产党自己都不信。有神论也没有了,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也破产了,这样老百姓就失去一个道德衡量标准,善恶评判的标准。所以说尤其是共产党故意地使得在中国大陆物慾横流,让老百姓陷入到一种物慾之中去,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民族,他的民族性就因此被毁掉了。
我认为能够成为一个民族的话,他至少要有两个基本的东西,一个是物质基础,就像郑义先生刚才讲的生态环境,你没有土地、没有森林、也没有水资源,你这个民族是基本不可能存在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基础,就是道德,只有这个东西才能够把一个民族整合起来。
但是中国现在的情况就很成问题了,生态资源呢,就像郑义先生写的《中国生态崩溃紧急报告》那样,物质资源被毁得很厉害,物质基础被毁得很厉害。可是他的精神基础也毁得很厉害,所以中国在我来看就是处在一个比较危险的这样一个层面上吧。
法轮功的传出给中国一个前所未有的契机是什么呢?他在一片道德废墟当中重建了中国的道德体系。尤其是在文革之后,很多人的道德观念已经是愈来愈淡薄,你说「为人民服务」,别人就会笑话你,觉得你老古董了,讲这些东西不合时宜。如果一个人他不畏生死地去讲真话,大家可能会劝他「识时务者为俊杰」啊,「你不要用鸡蛋去碰石头啊」等等,大家会用很多这样的东西去劝这个人。但是就是说,法轮功居然能够在短短几年时间里面传遍全国,有上亿人去修炼,而且他们一旦修炼之后,他们真正能够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去要求自己。如果法轮功学员他们也是像那种识时务者为俊杰啊,什么你不要跟他们去对着来,是鸡蛋碰石头啊,如果他们也是这样想法的话,他们就不会坚持到今天了。
而我们今天实际看到的情形是法轮功他们能够一直这样坚持下去,而且是用一种和平的方法。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现象透露出一个本质,就是说法轮功帮助中国重建了道德体系,所以说给中华民族提供一个前所未有的契机。而这个道德体系重建的意义呢?我想这个社会虽然物质文明有极大的发展,但是却有很多的困难,有很多的不公,有很的战争,有很多的争吵,但是如果每一个人他能够真正的用一个很高的道德水准要求自己,与人为善,对别人宽容忍让,做事情能够先替别人考虑,那我想这些苦难就基本不会存在了。
我们看到现在社会上这么多的问题,问题丛生,包括拆迁户的上访,包括农民耕地被佔,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都是一个表象,而真正实质的原因就是我刚才说的,是不能见的东西造成的,而这不可见的东西就是人精神层面的东西。西方社会,比如欧洲跟北美在这一方面的话还是比较重视,所以在整体的社会道德可以说维持的相当好。
如果中国法轮功的维权运动他们能够取得成功的话,对这件事我是百分之百有信心,我非常乐观,这个维权运动一旦成功的话,会有更多更多的人他们有这样的信仰自由,让他们可以去看法轮功的书,他会从中得到身体的健康,他们也会从中得到道德的昇华,这样社会会愈来愈向良性的发展,可以消弭社会中人和人之间的一些仇恨、冲突、争端,让这个社会变得愈来愈安定。所以我说法轮功的维权运动实际上有三个层面,他们真正在维权的过程中去实践神告诉他们的一些事情,他们真正在这个维权过程中能够重建中国的信仰,并且从根本上去解决社会问题。
法轮功好像没有什么心情,没有什么兴趣去维护别人的权力,这是一个表象。法轮功现在是受到残酷的迫害,尤其是中国大陆,他们随时随地都有生命的危险,这个时候他们几乎是无暇他顾。但是法轮功他虽然是在维护自己的权力,他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他会为中国社会带来一个更加稳定,更加开明,更加包容的一个社会。也许这样的一个社会中,更多的苦难就会消失,因为道德的昇华,自然而然很多社会问题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所以法轮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从一个高度的层面去进行维权。
我就先讲这么多。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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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4/04/2004

章天亮:中国民间维权运动现况与展望(2)

三、维权的宽度层面
同时,有些人他能不仅仅维护自己的权利,而是有一种博爱的精神,把对自己权利的维护推广到对更多人权利的维护。你比如说,我们讲到蒋彦永医生,他就是揭露SARS疫情的暴发,包括要求为天安门六四事件正名。在中国这样一个集权社会下,他这样做时要冒着相当的风险的。
在中国大陆我们知道有很多人,可能会因为一句话而丧失生命的。但是有很多人会像蒋彦永大夫一样,会站出来。包括蒋大夫今年上书两会,揭露六四屠杀案,这些方面都会冒着很大风险的。
我们经常会在个人利益和个人良知之间做一个选择,比如说,我说了这个话之后,可能对我利益方面造成影响。那么到底我是按照我良心行事,我去说这个话呢?还是我更看重我个人的利益,我不去说这个话呢?那么有的人,我觉得他们人格非常的高尚。他们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不是在想:如果我说了这句话,我会受到什么伤害?他们把这个问题能够反过来问,他们想的是:如果我不说这句话,那么别人会受到什么伤害?我想他们的这种做法也是我们民族的一种精神吧,我们中国有句话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说我们应该把别人的利益和安危,摆在自己的前面。
A.探讨民主
在维权的长度和宽度层面呢,事实上,中国很多人已经做得相当好了。在最近网上有一个作家叫郑贻春,他发表了一篇文章叫《恢復法轮功合法地位》。这篇文章可以说表现了一位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真言。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说在中国大陆这样一个社会里面,有些事说也说,可能风险不是非常的大。你比如说民主的问题,我们可以在海外的报纸上,有一些对中国的社会制度、中国的人权和对中国民主状况批评得非常尖锐的文章。但是呢,这些文章的作者却在大陆,比如说象刘晓波、余杰、东海一枭啊,我们知道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提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冒不冒风险呢?当然也冒风险,但是相对来说要小一点。
我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民主这个事情,实际上中国政府自己也在说。只不过中国政府在谈到民主这个问题的时候,它是正面去讲,它说:「我们国家的民主应该改善,我们国家的人权应该改善,我们国家的法制应该改善。」当然中国话嘛,这个话一讲,大家也都明白,既然要改善嘛,当然现在就是不完善了。
那么这些知识分子对中国民主人权法治的批评呢,他们是从反面去讲。中国政府说我们要改善,知识分子说你这儿不好,那儿做得不好,就是採用一种很激烈的批评的态度去讲。就是说,知识分子所谈的这个话题,事实上中国政府也是承认的:中国这方面确实是存在问题。
再有呢,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啊,他们要吸引外资,他们要维护一定的在国际社会的声誉,在国际社会的形象,在国际社会的面子,所以说他故意地留一些非常着名的异议分子,这样可以给外界留下一个中国政府还能容忍某种程度的言论自由这样的假像,给国际社会留下一个中国政府还比较开明,能够听得进去不同意见的的假像。但实际上,他们这种所谓的开明,所谓的宽容,只是针对那些非常着名的知识分子,因为有一些知识分子着名到全世界各地都有人知道,都有人在关注他们。那么你把这样的人抓起来的话,对中国的形象影响很大。所以说他对非常着名的知识分子,就是採取不断找你谈话,叫你说话注意点,或者就说监视居住,却不把他们抓到监狱里去。
B.探讨法轮功问题与探讨民主的不同
但是呢,知识分子为法轮功说话,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是一个最危险的事情。为什么这样说呢?我把这个事情详细的说一下。
因为我们拿孙志刚这个案子打一个比方。在这个案子发生之后,民愤很大,当时胡温的新政府就把打死孙志刚那些人绳之以法了。而且经过审判以后,还有人被判处了死刑。大陆SARS疫情爆发之后,把张文康跟孟学农都撤职了。
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处理这些事情的责任人时候,他不会威胁到政治的管治威权,不会威胁到政府的威信。因为打死孙志刚的这些人,他们只是专制机器中的螺丝钉,把他们换掉,不会对政府的安全和稳定造成威胁,反而对政府来讲有好处。。胡温把孟学农和张文康撤了之后,国内的网站一片叫好之声,他等于是给了民众一点政府逐渐走向开明的希望。
但法轮功不一样,因为镇压法轮功是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江泽民下令的。1999年镇压法轮功的时候,江泽民去开亚太经合会,他是亲自给各国元首递诬蔑法轮功的小册子。99年10月份的时候,江泽民是第一个对法国费加罗报的记者说法轮功是「X教」。在2000年9月份,纽约在开各国首脑峰会的时候,江泽民接受CBS的记者华莱士的採访时,公开的给法轮功造谣,说法轮功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就是说,整个中国的镇压都是从江泽民那儿下来的。那么法轮功在抗争过程中,採用一种很有趣的做法,就是起诉他们。法轮功不仅起诉江泽民,他们起诉了很多人,包括罗干、李岚清、吴官正,这都是属于政治局常委级别的。还有象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啊、现在的公安部部长周永康、副部长刘京啊等等,都是省部级的大员。
如果中国政府用处理孙志刚事件的做法处理法轮功问题,不是把打死孙志刚的兇手判刑的判刑,枪毙的枪毙了吗,那么在处理法轮功问题时,你能不能把江泽民抓起来,把罗干、吴官正都抓起来?那么他们可能就考虑,这样做会给政府带来管制危机的问题,当然他们可能是这样考虑的了。所以,江泽民说法轮功涉及什么「生死存亡」的问题,其实法轮功本来不是问题,是江泽民的镇压把法轮功变成了中国、乃至世界的一件大事,一件牵一髮而动全身的大事。那么这个事情不是对中国「生死存亡」的问题,而是对江泽民「生死存亡」的问题。
江泽民打死那么多人,法轮功起诉你了,那么江就面临着一个承担法律责任的问题。所以江泽民就很害怕,死死地抓住军委主席的位子不敢须臾放手,一秒钟都不敢放,因为他知道一放手,就是自己的末日到了。
既然法轮功对于掌握中国实际上最高权力的江泽民这么敏感,那么谁要为法轮功说话,这方面就不像人权、民主啊,可以去谈,可以打擦边球,可以跟政府有商量和妥协的余地。在法轮功方面是毫无妥协余地的。我举个例子,在湖北省有一个我们大纪元的专栏作家叫杜导斌,他曾经在网上写过几十篇的文章,抨击中国的专制制度,抨击中国的民主现状,抨击中国的人权恶化,他都平安无事。什么时候出现危险呢?在去年七月份的时候,他写了篇文章,叫《良心不许我再沉默》。他把对法轮功的迫害罗列了一些,而且也呼吁民众行动起来去制止这场迫害,结果他就被公安局抓起来了。公安局说他「越线了」。越了什么线呢?就是越了法轮功这个最敏感问题的线。
杜导斌被抓起来以后,在公安局移交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时候,检察院说证据不足。公安给他的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检察院看了档案说证据不足给退回到公安局,就是检察院觉得杜导斌没有想颠覆国家政权。这个时候新华社就跳出来了。
新华社本来是个媒体,它不是司法机构,你又没有经过取证、质证,但是它就发了一篇社论,说杜导斌就是要颠覆国家政权。在中国这样一个宣传机器掌握在政府手里的国家,可以看出来,它对法轮功是非常严厉的,没有什么妥协的余地。
C.走出「禁区之禁区」和「恐惧之恐惧」
大纪元还有一个专栏作家,很年轻的,今年才21岁,叫杨银波。他就说他对于很多社会问题都可以公开呼吁,对社会底层的人也非常愿意接触,愿意去把他们的疾苦让很多人知道,但是他说,对法轮功问题我一直怀有一种「恐惧之恐惧」,因为法轮功是中国的「禁区之禁区」,民主可以算是一定程定的禁区,法轮功问题是禁区之禁区。
就是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可以说是在很长时间内一直对法轮功问题保持一个距离的。但是经过法轮功这些年的和平抗争,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知识分子产生了很多的变化。
我们可以说法轮功是一个信仰,就是信仰「真、善、忍」。大家都知道,信仰这东西是具有排他性的。一般的信仰,像基督教、像佛教、像道教,都是有一定的排他性的,比如说耶稣就说「我是唯一的真神」,释迦牟尼说「天上地下,唯我独尊」。一般的宗教都是排斥其它别的信仰,排斥其它别的宗教。知识分子就用原来他们的观念去套法轮功,他们就说,法轮功万一以后,你们人数这么多,你们搞出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怎么办?
有人就在网上说,我们不喜欢共产党,可是我们也不喜欢白莲教。但是,他们经过这四年的观察,他们发现法轮功的学员他们根本就不参与政治,这是很多知识分子他们最担心的一个问题。从法轮功四年的抗争中他们得到的一个答案,因为如果说是想参与政治的话,有任何一个世俗目的去追求的话,他会带来一个结果,就是说政府可以用世俗的办法去瓦解你。
譬如说,我这个人,我是为了追求权力来信仰法轮功的,那政府他可以用更大的权力来对我进行招安,对吧?如果我是为了钱去修炼法轮功,当然法轮功根本就不牵扯钱的问题,那么政府他可以用更多的钱来对我进行收买。也就是说如果你有一点点世俗的追求,政府就可以从世俗的层面去打击你。但是就是说,法轮功四年的抗争,许多知识分子看到了,这些人他们除了追求自己信仰自由之外,他们没有任何世俗的追求。他们从来没有说我们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府,我们这个政府是一个怎么样的组织机构,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发展生产,我们怎么样去丰富人的文化生活,从来没有这样讲过。知识分子他们看到法轮功这种非政治化、非世俗化这样的一个特点。
同时,对法轮功四年来的和平抗暴的这种表现,这些知识分子他们又非常钦佩。遍及中国这么多省市,遍佈各个社会阶层的人,他们都为了一句真话,不畏生死的去讲一句真话,很多知识分子他们是感到非常佩服,所以后来有个作家叫刘晓波,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在独裁政权不准信仰的镇压之下,法轮功维权所表现出的坚韧和勇气,足以令自称有良知的知识届汗颜,说句重话,中国知识界对法轮功受到残酷迫害极其沉默,无疑是由冷血和懦弱所带来的巨大耻辱。」
这话说得很重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维护法轮功的权力上,愈来愈多的知识分子他们从中国的大地上站起来。比如说像余杰啊、像刘晓波啊、像杜导斌啊,东海一枭、郑贻春等等,有很多人吧,已经开始为法轮功公开讲话了。
他们为法轮功开公讲话可以说是走出了他们最大的恐惧。就像我刚才讲的,你对民主啊,人权啊,你对这些问题发表意见的话,不会给你带来绝对的百分之百的危险,但是呢,几乎你为法轮功一讲话,你马上就面临一个巨大的危险。那么这些知识分子,他们能够在这个问题上挺身而出的话,我们可以肯定中国再也不会有任何一件事情可以让知识分子不敢说话了,因为法轮功就是一个最敏感的话题,
从这一点上来讲的话,中国这些知识分子他们的人格因此而变得更加完整,变得更加高尚起来,他们真正在中国维权里头走出了一种恐惧,走出了一种困境。所以说,这些知识分子他们对法轮功的认识可以说是愈来愈完整,比如说郑贻春先生他写的文章,他就提出不仅仅是要停止镇压,也不仅仅是要平反,他还呼吁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要对法轮功这些受迫害的进行国家赔偿,要求中国共产党对法轮功进行集体忏悔。
也就是说,他已经跳出了过去简简单单的平反跟停止镇压的层面,他们已经上升到另外一种层面,就是要求你赔偿,还要求你忏悔,因为只有忏悔之后才能够保证类似的错误不再发生。因为象文革这样的灾难,中共都没有真正进行过忏悔。他们只是说文革这个事情「宜粗不宜细」,我们应该眼光放远一点,我们应该往前看,等等等等。它都没有对文革进行过那么深刻的忏悔,很多人对文革的反思都是民间的。比如说郑义先生写的小说《枫》,包括象老鬼写的《血色黄昏》等等,很多伤痕文学他们都是民间层面的反思。政府不允许你反思文革,包括原来有一个专门研究文革的人,叫做宋永毅,他跑到中国去收集文革的证据,后来就被中共逮捕了,因为各方的救援行动,被遣送回美国。
所以说他们其实并没有真正对老百姓进行过忏悔,你不进行忏悔的话,就等于说是一种忘却,让民族失去对歷史的记忆,这样的话就可能会导致歷史的重演,对文革的忘却导致对今天法轮功迫害的重演。很多知识分子他们要求政府进行忏悔的呼吁,就是希望这样的悲剧能够不再重演。所以说这些知识分子也好,包括民间一些人士也好,他们在维权运动中,他们克服了最大的恐惧,就是说他们在维权的宽度层面,能够推己及人,先考虑别人的安危和别人受到的迫害,并且大声疾呼。这些方面,知识分子也已经走得相当好,这是我讲维权的第二个层面。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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