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天亮：法轮功四二五事件的来龙去脉

【大纪元4月30日讯】今年是四二五事件10周年。10年前的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出现在中南海国务院信访办公室前，向当局和平请愿。很多人认为此举直接导致了中共对法轮功的镇压，这种看法既对也不对。鉴于许多人对法轮功从传出到被迫害的这段故事并不熟悉，在此我们不妨做一个回顾和分析。 

一、“四二五”的起因 

与其说是四二五导致中共镇压法轮功，不如说是法轮功在此之前所遭到的不公正待遇导致了四二五，而其后法轮功学员对自己权利的维护则招致了中共更残酷的镇压。 

1，法轮功传出的背景和传播的过程 

法轮功是1992年5月13日由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公开向社会传出的。当时中国正好出现气功热，五花八门的气功有两千多种。固然有许多人从太极拳、五禽戏等传统功法中获得了身体的健康，但在有些气功师那里上当受骗，花了冤枉钱却治不好病的也有很多。而法轮功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这还得益于其对健康的显著改善和对道德的显著提升。 

1992年9月，法轮功被确定为中国气功科研会的直属功派。同年12月，李洪志先生率领弟子出席了在北京国贸大厦举办的东方健康博览会。博览会总顾问姜学贵教授对法轮功的贡献给予了如下评价——“李洪志先生可以说是92年东方健康博会的一颗明星。我看到李老师为这次博览创造了很多奇迹：看到那些拄着拐棍，乘着轮椅和各种行动不便的病人，经李老师的调治，就能奇迹般地站立行走了。我作为博览会总顾问，负责地向大家推荐法轮功，我认为这个功法的确会给人们带来健康的身体和新的精神风貌。” 

法轮功确实在改善健康方面展示出显著的效果，《中国经济时报》在1998 年7月10日刊登了一篇题为“我站起来了！”的文章，介绍了一位叫谢秀芬的病人在瘫痪16年后修炼法轮功而重新站起来的故事。这样的事情，在法轮功修炼者中，可以说比比皆是，限于篇幅我不再举例。翻开法轮功学员在1999年前的心得体会文章，可以看到有许多人都是这样从沉屙顽疾中恢复了健康，其中不乏被医院判了死刑的人。 

除了对人身体健康的改善外，法轮功还严格要求修炼者提高他们的道德，改掉不良的习惯和嗜好，处处事事为别人着想。法轮功对于练功本身的强调远远不如对于“提高心性”的要求，也就是按照“真善忍”的原则不断做得更好。 

《大连日报》1997年3月17日登了一篇文章《无名老者默默奉献》，报导一位古稀老人，利用一年时间，默默为村民修了4条路，全长约1100米，当人问他是哪个单位、给多少钱时，老人说：“我是学法轮功的，为大伙儿做点好事不要钱”。1998 年初夏，中国发生大洪水。在一个抗洪工地上，有十几个人，从早干到晚，好像不知道累一样。去视察的干部问他们是哪个单位的，他们说都是自愿来的，细问之下才发现，才知道他们都是炼法轮功的。《大连晚报》1998年2月21日报导了大连海军舰艇学院的一位法轮功学员，2月14日下午从大连自由河冰下3米，救出1名掉进冰窟窿的儿童。 

北京工体附近有一个退休工人，儿子1993年开始吸毒，到了1998年生命垂危。98年11月初去魏公村买毒品时，被抓住送到了海淀分局，在那里呆了15天后，又被送到顺义戒毒所。他父亲说：“在那里人家不让他碰任何东西，开门、掀门帘，别人帮他做，他打电话人家也得垫上新毛巾，电话打完了，新毛巾就扔了，因为他浑身上下都流黄水，连一块好地儿都没有，有一位皮肤科专家说，他没有活头儿了，让马上直接送往医院。” 这位退休工人当时已经开始修炼法轮功，问儿子还想不想活下去。儿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也开始修炼，两个月后又变成了一个健康人，毒也彻底戒掉了。 

这样的事迹，在法轮功中不胜枚举。法轮功要求每一个真正修炼的学员，都要用“真善忍”的标准来衡量好坏，在哪里都做一个好人，这无疑对净化社会风气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李先生1999年在悉尼接受中文媒体的采访时说：“在我们中国大陆，有许多人是高级知识份子，有许多是高级干部，甚至于是搞政治工作的，他们经过了文化大革命，有过思想信仰，追求过，也有过盲目的信仰，也经历了这样、那样的运动，这些人是傻子吗？他绝不是，他能够盲目地追求一个东西、盲目地信仰一个东西吗？这些人是绝对不会。” 

李先生还说：“我们在国内没有经过什么宣传，这样大张旗鼓地去搞，在国际上也没有这样去做。我认为佛法是严肃的，通过媒体像做广告一样吹，这本身就是不严肃，所以我们就一直没有借用媒体来做这件事情。基本上都是学员觉得好，学了之后，他就把自己心里的感受，身体的好转，整个状态告诉他的亲戚、朋友。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对自己的亲属撒谎，对自己的丈夫撒谎。那么说出的话就是真实的，绝不会我受骗上当了，再叫我的妻子、儿女、亲戚、朋友再去上当，绝没有这种事情。那么也就是说，基本上是这样一种形式传的，不是我叫他们这样传的，而是他们自己感受非常好了去告诉别人，然后这些学员通过自身的感受再告诉别人；然后别人觉得好了，再告诉他亲戚、朋友，基本上就是这样。” 

2，1999年以前所遭遇的不公对待及法轮功学员的应对 

在1995年年初的时候，李先生赴巴黎传法，正式把法轮功传到海外，至1999年时已经传到世界上30多个国家和地区。 

法轮功在1996年初退出了中国气功科研会，其中一个原因是李先生不再在国内办班，同时因为法轮功的一切活动都是免费的，而在中国气功科研会却要付管理费。 

同时，法轮功在中国的传播越来越迅速，到1998年底的时候，官方调查显示修炼者的人数已经超过了一亿人。当时几乎在全国所有公园、体育场、居民小区，都会在一大早聚集起很多法轮功学员集体晨炼。譬如北京南礼士路到复兴门立交桥之间，每个周末早上都有超过3000人的集体练功活动。 

一位独立记者曾经写道：“在中国，聚会是受到禁止的，因为中国共产党认为这是对其政权的一种威胁。一些有经验的旁观者告诫他们的配偶以及孩子：”你们的好日子长不了，无论法轮功多好，共产党迟早会禁止他的。‘“事实上从1995年开始，法轮功就不断遭到攻击。在博大出版社出版的《江泽民其人》一书中列举了以下事实：李洪志先生学员众多，其中也难免有犹大。在传法初期，有几个长春的负责人一再违反法轮功的规定，贪污挪用当时十分紧张的资金，篡改法轮功的功法等，李大师一再给他们改过的机会，但遗憾的是这些人最终还是走上了与法轮功对立的路。从1994年开始，他们就向中共13个部委写信诬告法轮功，写了几十万字，三大本，罗列12条罪状，却没有任何事实根据。这些材料就是中共1999年刚刚开始镇压法轮功时所罗列的那些诬衊之词。 

1995年 2月9日，中国法轮功研究会向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并转报有关部门）写了三份详细的汇报材料，其中有一份专门针对长春8个人的揭发材料逐条解释了事实真相。当时很多领导得知真相后都非常惊讶，还说：“原来法轮功这么好，那为什么你们不跟我们联系呀？我们一直不知道你们呀！希望今后多联系。”这样，1994年底的诬告揭发材料事件就算解决了。 

关于气功，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曾经作过一个著名的批示。1980年2月，由《自然杂志》编辑部主持，在上海召开了第一届人体特异功能讨论会，邀请一些特异功能人士进行现场测试，胡耀邦也派秘书到场参加鉴定。不久胡耀邦指示中宣部，对气功和特异功能“不宣传、不争论、不批评”。同时，允许少数人进行研究。82年4月，中宣部下发了传达这个精神的通知。这就是著名的“三不”政策。 

1996 年，中宣部副部长徐光春趁负责气功的副部长出国一个多月之际，召集十个中央大报总编开会，要光明日报刊登批判法轮功的文章，并要其它各大报转载。随后，中宣部管辖的新闻出版署向全国各省市新闻出版局下发内部文件，以“宣扬迷信”为由，禁止出版发行《转法轮》、《中国法轮功》等法轮功书籍。徐光春的做法实际上违反了胡耀邦制定的“三不”政策，想通过打击法轮功捞取政治资本，当时就想给法轮功扣一个“初级简陋邪教”的帽子。 

但是各大报都有许多人修炼法轮功，真正执行镇压的国家机器——公安部中练功的人就更多。原来公安部部长王芳是个气功爱好者，夫人则是虔诚的佛教徒。后来王芳退休后到了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受到王部长影响，公安部练气功的人相当多。尤其到了司长、局长、处长这一级，还有很多外地公安局或公安厅的厅局长就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研究会的成员叶浩和李昌原来都是公安部的副局长、处长。 

1996年的镇压根本没来得及开始就收到了几十万封群众来信，澄清法轮功的真相，后来不了了之。罗干在1997、1998年两次想把法轮功定为“邪教”进行镇压，先是声称法轮功是“邪教”，然后让各地公安去搜集证据，等于“先定罪，后调查 ”。当时陆续有公安、统战部和特工到法轮功的练功点上学功，并和学员一起学习《转法轮》，其实都是为搜集情报。但是法轮功并无情报可搜集，因为法轮功学员的一切活动都是公开的，而且来去自由，谁愿意来炼都行，不愿意了就走，既没有人员登记，也没有会费。很多情报人员倒因此机缘而对法轮功有了深刻了解，成为坚定的学员。 

但罗干的两次“调查”还是在一些地区造成了严重后果。如：辽宁省朝阳市公安局，向所属公安部门发出了朝公发（1998）37号《关于禁止法轮功非法活动的通知》，有的辅导员被数次罚款，累计金额达4000多元。有的不给收据单，有的祇给白条。由此引起40余人到公安部上访；1000余人联名投诉朝阳公安局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新疆、黑龙江、河北、福建等地还出现基层公安部门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私闯民宅，没收属于个人的私有财产等违法乱纪问题。 

罗干搜集不到资料也很着急。他发现公安部这些负责气功的人都很懂气功，很多人也炼。镇压命令下去之后，相关的负责人根本不予理睬。于是罗干在1996年开始特意为此改组公安部，不但把编制改了，原来管气功和懂气功的人一律调走。 

朱镕基知道这件事情后把罗干叫去批评说“放着大案要案不抓，却用最高级的特务手段对付老百姓”。但罗干自恃与江泽民关系好，把朱镕基对法轮功的一份正面批示扣在手里，没有下发。 

1998 年5月，何祚庥挑起了北京电视台事件。事情的起因是何祚庥对北京电视台《北京特快》节目的一个记者造谣，说中科院一个孙姓的研究生，因练法轮功导致精神病。实际上孙当时表现的不正常状态和法轮功毫无关系。孙的室友和孙的同学都多次以详细具体事实向何讲清了。可何祚庥在十分清楚事实的情况下，在电台竟仍用同一假证对法轮功做不实指控。许多从法轮功中受益的人自发去北京电视台澄清事实真相。北京电视台的一个副台长看到法轮功学员的祥和，在了解真相后立即决定制作节目挽回错误宣传的影响。事情得以圆满解决。 

鉴于法轮功的传播越来越快，影响越来越广，国家体育总局也于1998年5月对法轮功进行了全面调查了解。9月由医学专家组成的小组为配合此次调查，对广东12553名法轮功学员进行表格抽样调查，结果表明祛病健身总有效率为97.9%。10月 20日，国家体总派到长春和哈尔滨的调研组组长发表讲话说：“我们认为法轮功的功法功效都不错，对于社会的稳定，对于精神文明建设，效果是很显著的，这个要充份肯定的。”其间，大连、北京等地对法轮功功效的民间调查也得出了一致的结果。 

1998年下半年，以乔石为首的部份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根据大量群众来信反映公安非法对待法轮功练功群众的问题，对法轮功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详细调查、研究，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并于年底向江泽民为首的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 

1999 年2月，美国一家权威性杂志《US News and World Report》发表文章谈到了法轮功在健身方面的好处：“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说：”法轮功和其他气功可以使每人每年节省医药费1000元。如果练功人是一亿，就可以节省一千亿元。朱镕基对此非常高兴。国家可以更好地使用这笔钱。‘“回顾以上史实，我们看到自1995年开始，法轮功就开始遭人诋毁；自 1996年开始，宣传部门与政法部门的介入步步升级，但都因为法轮功学员耐心地讲真相而予以化解。 

3，四二五 

何祚庥因为无法继续在北京刊登攻击法轮功的文章，就跑到天津的一家小报——天津教育学院的杂志上发表了《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一文，将明显违背法轮功原则的表现归罪在法轮功头上，暗示读者修炼法轮功会出大问题，甚至导致亡国。许多法轮功学员感到，如果不能澄清事实，不但学员们的合法练功权利会受到威胁，练功群众还可能被别有用心的政客硬拉入肮脏的政治斗争中去。于是数千名法轮功学员自发陆续前往编辑部澄清事实。在双方和平理性的会谈即将结束，出版社方面准备发声明更正之际，天津市突然出动防暴警察，驱散请愿人士，殴打并逮捕了45名法轮功学员。海外媒体直指罗干是此次暴力行动的直接指挥。天津市政府也对去请愿的法轮功学员说，镇压是北京的命令，并鼓励他们去北京反映情况。 

消息传到北京，当时的北京法轮功研究会负责人李昌、王治文、纪烈武等商谈后，决定于4月25日去北京上访，得知这一行动的法轮功学员也相互联络，结果那天紧邻中南海的国家信访局外请愿人群达到一万余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四二五事件”。 

这天早上，朱镕基接见上访人群。当时他连保镖和工作人员都没有带，就径直出了中南海大门和法轮功学员对话。在朱镕基穿过府右街走到法轮功学员前，中南海里面才跑步跟出来两个工作人员。可见朱镕基非常了解法轮功修炼者是一群和平的人。 

朱镕基开场就说：“你们有宗教信仰自由嘛！你们有什么问题，你们派代表来，我带你们进去谈。”朱停了一下，又接着说，“我也没法和你们这么多人一起谈呀！” 

由于法轮功学员都是自发前往的，彼此大多不认识，并没有什么代表，于是朱镕基就点了最先主动举手的三个人。朱镕基一边转身带着三位代表朝中南海西门走，一边大声问道：“你们反映的情况我不是做了批示吗？”这几个人都愕然回答：“我们没有听说呀！”朱镕基可能意识到他的批示被压下去了，马上换了话题说：“我找信访局局长跟你们谈，找副秘书长跟你们谈。”说着转向工作人员，吩咐找人。 

法轮功学员的要求很简单，第一、天津放人；第二、练功自由；第三、合法出版法轮功书籍。朱镕基立即指示天津方面放人。 

实际会谈进行得并不十分顺利，政法委书记罗干、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刚、公安部部长贾春旺、国务院副秘书长崔占福以及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孟学农等与法轮功学员对话，但是因为江未给出谈话底线，罗干又想找法轮功的麻烦，没有答应任何要求。后来，前法轮功研究会的李昌（公安部官员）、王友群（监察部官员）等五人也进了中南海进行对话。 

在国务院工作人员和法轮功代表会谈之际，上万名学员一直在外静静等候。到下午3点多时，中南海周围戒严，江泽民坐着深色玻璃的防弹车绕中南海一周，观察上访人员的情况。他既没有下车，更没有和法轮功学员交谈。 

到晚上8点多，前法轮功研究会的几位成员与政府方面会谈完毕，在得知天津方面已经释放被捕的法轮功学员后，中南海前的法轮功学员也很快散去，临行时，地上连一片碎纸都没有留下。 

海外媒体一片赞誉之声，既赞赏法轮功学员的和平理性，也赞赏政府的开明，并称这是中共建政后官民第一次和平理性的对话，开中共历史之先河。 

事情如果这样落幕无疑是个皆大欢喜的局面，然而江泽民却暴跳如雷。 

4 月25日当晚，江泽民第一次在没有征求任何人意见的情况下，模仿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做法，给政治局常委和相关人员写了一封信，其中问道：“（法轮功）究竟同海外、同西方有无联系，幕后有无‘高手’在策划指挥？这是一个新的信号，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敏感期已经来临，必须尽快采取得力措施，严防类似事件的发生。”江还说：“对法轮功这种组织，不能低估其带有宗教色彩的号召力，有关部门必须加强研究并制定防范措施；由于法轮功总部在国外，这次行动不排除该组织有境外背景的可能。” 

这封信随后被中办作为通知印发，并特别注明：“请注意中央办公厅的通知要求的是：学习贯彻落实，不是征求意见、或讨论研究。” 

七年后，这封信被收录在《江泽民文选》第二卷公开出版发行，并加上标题《一个新的信号》，成为江泽民以个人独裁方式主导镇压法轮功的最有力证据之一。 

4，从四二五到七二〇 

四二五事件之后，江泽民已经决定镇压法轮功。1999年6月7日，江泽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抓紧处理和解决“法轮功”问题的讲话中提到对法轮功”必须认真对待，深入研究，采取有力对策，中央已同意李岚清同志负责，将成立一个专门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李岚清同志任组长，丁关根、罗干同志任副组长，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为成员，统一研究解决‘法轮功’问题的具体步骤、方法和措施。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密切配合。“1999年6月 10日，中共中央成立了”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由李岚清、罗干等人负责，其下设立了“610办公室”，该办公室成为跨部门领导机构，具有超越一切法律和规则的特权，无论是公、检、法、司、经济、宣传、外交、特务等所有机构，都听命于该办公室执行中共对法轮功的镇压命令。 

尽管中共的组织准备已经在6月10日开始，江泽民却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在6月14日发表谈话，其中说“连日来，一些法轮功练习者纷纷传言，什么‘公安机关就要对练功者进行镇压了’，‘党团员、干部参加练功就要开除党（团）籍和公职’，‘中国准备拿出5 亿美元的贸易顺差把某某某引渡回国’等等。这完全是无中生有、蛊惑人心的谣言。……党和政府对待正常练功健身活动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今年4月25日，中南海周围聚集时，我们就明确宣布了对练功健身活动的态度，后来又印发了《宣传教育提要》，进一步阐明了这一精神。我现在再次重申：对各种正常的练功健身活动，各级政府从未禁止过，人们既有相信并练习某一种功法的自由，也有不信某种功法的自由……” 

此谈话模仿毛泽东“引蛇出洞”的“阳谋”，随后对在外面公开练功的法轮功学员进行调查，并炮制诋毁法轮功的电视片，为镇压法轮功做好宣传上的准备。待一切就绪后，江泽民在1999年7月19日晚下令行动，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抓捕中共所认定的法轮功负责人。由于整个大抓捕开始时已经是7月20日凌晨，故各界普遍将“七二〇”作为迫害开始的日子。 

其后的镇压十分残酷，被酷刑折磨致死的在明慧网上就有3258人（截至2009年4月9日的统计数据），实际死亡的远远超过这个人数。联合国反酷刑组织、大赦国际、美国年度人权报告等多次确认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关押在中国劳教所里的法轮功学员至今仍至少有十万人。 

二、几点分析和说明 

1，修炼法轮功首先是一个权利问题 

法轮功作为一种佛家修炼方法，有自己的功理功法。我们不能指望世界上的每个人都百分之百地认同法轮功的教导，但是祇要法轮功修炼者不危害他人（事实上，正如乔石1998年的报告所指“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他们的信仰和练功自由别人无权干涉。政府连干涉本身都是极端错误的，更何况以全部国家机器，动用最残忍的专政手段对付一群和平的人们，这是国家犯罪行为。 

2，法轮功是否不能容忍不同的意见？ 

这实际上是一个假问题。每个人都有权利发表不同意见，法轮功修炼者也一样。如果他们认为法轮功所说的是对的，特别是他们中有许多人是因为练功而重获健康，那么看到否定法轮功的说法自然就想去澄清。他们希望别人不要被诬衊性的宣传所误导，甚至也能从修炼法轮功中身心获益，这也是出自善心的行为。而且他们的方式是和平的，态度是善意的，目的是沟通误解，这些都无可厚非。 

所谓“不能容忍”，如果我们说中世纪时代的宗教裁判所“不能容忍”“异端”，或者中共“不能容忍”不受其控制的信仰和组织，这个我个人倒是可以认同。因为这种“不能容忍”的背后是以暴力惩罚为支持的。换句话说，“不能容忍”的背后，有着令一般人为之恐惧的后果。而法轮功是非常和平的。即使某个人对法轮功有不同的看法，也大可不必担心自己会因此遭到法轮功学员现在所遭遇的那些迫害。 

3，中共为什么要镇压法轮功？ 

从江泽民在四二五当晚的信中，我们不难看出，江泽民最害怕的是炼法轮功的人太多了——“对这种已形成为全国性组织，涉及相当多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军人和工人、农民的社会群体，却迟迟没有引起我们的警觉。” 

法轮功是做什么的并不重要，祇要是“全国性组织”，祇要是“涉及相当多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军人和工人、农民的社会群体”，江泽民言下之意，共产党就应该警觉。究其原因，由于中共并非民选，所以就特别害怕民间出现任何自由结社。在中共看来，任何社团都可能演变成一种组织力量。尽管法轮功仅仅是一个松散的健身团体，但对失去权力怀有过度恐惧的中共，把一切社团都当作潜在的威胁。 

其次，江泽民镇压法轮功也是出于妒嫉，他说：“必须坚持用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广大干部群众。难道我们共产党人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信奉的唯物论、无神论，还战胜不了‘法轮功’所宣扬的那一套东西吗？” 

江泽民这里所谓“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无非就是共产党的那一套，包括江本人自己的“三讲”。在一个正常社会中，执政党不负责解释道德。中共凭什么认为它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绝对正确，凭什么就要强加于人呢？他所提出的“共产党要战胜法轮功”决不是出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唯物论、无神论”的自信，而是对暴力的迷信。 

如果江泽民真的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有自信的话，应该让法轮功公开讲话，并让“眼睛是雪亮的”群众去评判才对。而江泽民在镇压法轮功未果后却恼羞成怒，提出“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方针。 

法轮功对民众的吸引并无官职、钱财等诱惑，更没有惩罚的手段让人畏惧而不敢离开。民众完全是因为对身心有益而自愿参加，并自愿传播。法轮功学员展现出来的道德品质，更反衬出中共的堕落。这也是让中共非常难堪的一件事。 

结语 

四二五事件已经过去10年了。在10年的风雨中，法轮功学员无论遭到了多么严重的迫害，他们还和当年站在中南海门前一样，保持了和平理性的风貌，并用“讲真相”的方式揭露和制止迫害。10年过去，共产党却越来越民心丧尽了。大陆每年的群体抗暴事件至少有十万起以上。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中共采取了多种恶劣手段，进一步导致社会道德堕落，乱象丛生。 

如果没有中共的组织、经济、宣传、外交、特务以及暴力机构的保障，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政策不可能得到贯彻实施；而反过来，如果中共的领导人当时不是江泽民而是朱镕基的话，也许迫害就不会发生。可以说，江泽民发起了镇压，而中共这架镇压机器执行了命令。这里我们既要看清楚江泽民的个人责任，也要看到中共整体的罪恶。 

──转自《北京之春》09年5月号(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美东时间: 2009-04-29 23:56:35 PM 【万年历】 
本文网址：http://www.epochtimes.com/gb/9/4/30/n2511461.htm 

章天亮：江泽民自述镇压法轮功的原因

【大纪元4月23日讯】4.25事件已经被很多人所熟知。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在中南海附近的国家信访局请愿，要求释放无辜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合法出版法轮功的书籍并请当局不要干扰法轮功的正常炼功活动。外界普遍认为，这次集体上访激怒了中共，并导致了其后至今长达十年的镇压。这种看法并不准确。这次行动只激怒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江泽民。 

多年以来，法轮功学员们一直把江泽民作为镇压元凶。国际社会或民间也可通过江泽民在1999年奥克兰亚太经合会上亲自向各国元首散发诋毁法轮功的小册子，或江泽民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说法轮功是“X教”，或江泽民在接受CBS华莱士访问时诬蔑法轮功创始人等行为中推测出江泽民是镇压的主谋。但是许多人大概都觉得：最开始只有江一个人要执意镇压有些不可思议。 

2006年大陆出版了《江泽民文选》，第二卷收录了江在1999年4月25日当晚所写的《一个新的信号》。在收入“文选”时，特意在文后加了一行说明——“这是江泽民同志写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及其他有关领导同志的信。” 

在镇压初期，许多人反复询问法轮功学员被镇压的原因是什么。法轮功学员通常的回答是“因为炼法轮功的人太多了”。中共则拿编造的“700例生病不吃药” （后来改为1400例）等来作为藉口。如果仔细读一下江泽民给政治局的这封信，我们就会知道法轮功学员的回答直指要害，而中共则在撒谎。 

江泽民在信中说：“对这种已形成为全国性组织，涉及相当多党员、干部、知识份子、军人和工人、农民的社会群体，却迟迟没有引起我们的警觉。我为此深感内疚。” 

在这里，江泽民谈了三层意思，第一、他认为法轮功是“全国性组织”；第二、是法轮功遍及社会各个领域和群体；第三、中共却迟迟没有警觉。 

江泽民的逻辑是：法轮功是一个什么样的团体并不重要，做了什么也并不重要。只要是“全国性组织”，涉及的人数众多，中共就应该“警觉”，就应该镇压。 

有人说法轮功如果不去中南海，就不会有这场镇压。我们很容易就举出一个反例：“中功”当时号称三千万信徒，他们并没有去中南海，也没有去任何地方请愿和抗议，中共在镇压法轮功的时候，就把中功一起镇压了。其它如地下天主教会，基督教家庭教会和其它气功团体等都在中共镇压之列。可见，中共镇压你的理由只有一条，就是“已形成为全国性组织，涉及相当多党员、干部、知识份子、军人和工人、农民的社会群体”。 

“人多”为什么就该镇压？这对许多人来说仍然是个无法理解的问题。江泽民在信中也给出了答案——“（法轮功）究竟同海外、同西方有无联系，幕后有无‘高手’在策划指挥？这是一个新的信号，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敏感期已经来临，必须尽快采取得力措施，严防类似事件的发生。” 

1999年6月4日是镇压天安门学生运动十周年，该镇压肇始于1989年4月26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对于江泽民来说，4月26日也好，6月4日也好，都是“敏感期”，且“ 已经来临”。这里的“敏感”是江泽民出于对权力的偏执，对一切民间活动都过敏所致。江泽民更害怕是否幕后有“高手”，是否有海外联系等。这样庞大的人数，加上协调运作，就可以成为赢得民心并与中共抗衡的政治力量，尽管法轮功根本就没有这种意向。 

江泽民感到，他对民间的控制力正在逐步减弱，而法轮功则受到了民间的广泛喜爱，这让江泽民深感妒嫉，更有一种杯弓蛇影的恐惧。江在信中怒气冲冲地责问中共各级官僚们：“这次事件的发生，也说明了我们一些地方和部门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软弱无力到了什么程度！” 

在镇压法轮功的过程中，中共极尽妖魔化之能事，从编造“1400例”到导演天安门“自焚”伪案。然而仔细看看江泽民的这封信，就会发现镇压的真正原因与后来中共说的所有一切都毫不相干，而完全出于江泽民对法轮功“人多”的妒嫉和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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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东时间: 2009-04-23 08:20:17 AM 【万年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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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天亮：还不如让我来制定人权行动计划

【大纪元4月16日讯】中共在4月13日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高调发表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做出了一付真正想改善人权的姿态。在浏览全文之前，我对该计划就不抱任何希望。其原因说穿了只有一条，无论该计划写得多么冠冕堂皇，一个连《宪法》都不能兑现的国家，怎么会去兑现一个国务院的计划？ 

《计划》一上来就偷换概念，声称“受自然、历史、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中国的人权发展还面临诸多挑战。”言下之意，人权情况不好是客观环境制约所致，而中共主观上还是想改善人权的。 

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那样，绝大部份人权与客观环境毫不相干。在西方，“人权”常被说成是“天赋人权”，也就是“与生俱来的权利”。譬如，人与生俱来就有一张嘴，除了吃饭，还要说话，也就是说“言论表达”的权利是“与生俱来一张嘴”的自然推演。经济不发达的地区，没钱的人们照样长着嘴，照样可以说话，也就照样应该有言论表达的自由。 

人天生一个大脑，那就是要思考。信仰的自由就是大脑最基本的活动，也是与生俱来的能力。经济不发达的地区，没钱的人们照样长着大脑，照样可以思考，也照样应该有信仰的自由。 

人是群居的，天生有喜怒哀乐需要表达和沟通，天生就有交往的需要。所以经济不发达的地区，没钱的人们照样可以集会、结社。有不满需要释放，所以就要游行示威。 

由此可见，信仰、言论、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权利属于天赋人权，因此跟经济发展毫无关系。 

中共的歪理是：死人没有人权，活人才谈得上人权，所以“生存权”是第一位的，或者说是“人权”的先决条件。 

如我上文指出，“人权”与“生存权”并不对立，即并非人们只能在“人权”和“生存权”之间二者选一。其次，这是一种倒果为因的说法，正是因为没有人权，许多人才命丧黄泉。 

中共从夺取政权到现在至少迫害死了八千万人，其中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饿死的人就有三千万到四千万（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在近期接受采访时，给出的饿死人的数据是四、五千万，详见广州日报4月8日A19版）。当时并非没有粮食，而是将其作为战略粮食储备，或者运给了苏联还债，更令人发指的则是中共那三年“援助”别国共产党的金额达到23.5亿元人民币。如果中国老百姓有言论自由，可以喊饿；如果他们有游行示威的自由，可以抗议中共当局；如果他们手里有选票可以更换政府，这一场惨剧又怎么能发生？ 

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对于捍卫“人权”的人，中共则剥夺他们的“生存权”。自中共镇压法轮功后，有多少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坚持 “信仰自由”的宪法权利。既然“生存权”是第一人权，中共为什么要把这些人活活打死？ 

那些指望说经济高度发展后，中共就会“恩赐”人权的想法实在太幼稚了。看一看香港吧，它的人均收入早已超过世界许多发达国家，但是中共不但不给他们普选的权利，反而想方设法通过《反颠覆法》（即“二十三条”）剥夺他们的言论自由。对香港民主派议员何俊仁先生进行毒打和恐吓。可见，经济不发达，仅仅是中共拒绝人权的一个并不高明的借口。 

如果我来写《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我会把标题改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年4月)》，因为兑现人权计划只要几天的时间就行了。具体内容只有五句话： 

一、为保障信仰、言论、结社、游行、示威等宪法权利，释放一切因实践上述权利而被关押在劳改营、劳教所和其它非法关押地点（如精神病院）里的良心犯。
二、为保障中国公民知情权和言论自由，开放互联网。
三、为保障司法独立，撤销政法委。
四、取消新闻审查制度，允许民间办报、出版书刊。
五、允许民间成立非政府组织、社团和政党。

实现这五条计划，不是需要中共额外做什么，而是要它停止不该做的；不需要额外花费中共一分钱，相反倒可以节省下大笔用于监控限制民众自由的资金。当然我知道，只要中共存在一天，它就会花费无数公帑，写几万字的它永远也不会兑现的什么《人权行动计划》，而决不会触及我提出的这五个实质问题中的任何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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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东时间: 2009-04-16 09:33:56 AM 【万年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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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天亮：《中国不高兴》 中共更不高兴

【大纪元4月2日讯】最近在国内开始流行《中国不高兴》这本书，作者之一当年也是《中国可以说不》的执笔人。 

《中国可以说不》流行的时候我刚大学毕业不久，处于跟现在“愤青”差不多的年龄段，经的事很少，加上爱国心使然，看《说不》的时候没有注意到它整个立论的基础是一个错误的假设。 

立论基础错误会带来一个致命的后果，即这个基础一倒，后面的一切推论都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美国次贷危机便源于此，一切金融衍生产品都建立在一个错误的模型上——即房价总是不断在上涨。金融产品衍生链条越来越长，就像摩天大楼越建越高，但地基却十分脆弱。最后等房价开始下跌时，就是整座摩天楼垮塌的时候。 

《中国可以说不》的致命错误则在于忽视限制条件。它在宣传中国强大的时候画了一个大饼，其前提就是中国经济能一直延续百分之八的增长率，这样总有一天中国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中共主导的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即使没有这场经济危机，也会随着环境的恶化与资源的耗尽而急转直下。 

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让我开始理性思考中国问题，而不再被煽动性的话语所左右。我在浏览《中国不高兴》这本书时发现了与《中国可以说不》类似的问题。作者用无数隐含的假设作为前提，无论表面看来其论证过程多么严谨（实际情形并非如此），这些假设却并不存在。 

举个例子说，作者从汶川地震中民众捐款所以带动企业家和明星捐款，得出结论说：“有一些年轻人跟我讲：我把自己工资的1/3都捐出来了，我排了两个小时队献血，我就是要他们捐这么多钱，我就认准逼捐是对的。逼‘高尚’，有人指责这是‘绑架’，就绑架了！怎么着！年轻人说：我高尚，你今天也必须高尚。……当然不能说民间高尚整个社会就全部高尚了，反覆地这么逼，最后就有可能实现社会总体高尚化。” 

仔细看看这段话，作者至少隐含三个逻辑错误：第一是偷换概念——“我就认准逼捐是对的”等同于“逼捐就是对的”，把主观标准替换成客观标准；第二是轻率归纳——在这件事情上“高尚”了，今后遇到其它事也会同样“高尚”（“反覆地这么逼”所隐含的就是这个逻辑错误）；第三仍是忽视限制条件，没有考虑“民间高尚”会不会受到中共政府的强力阻断。 

如此分析，结论不免有些悲观。中国的“愤青”只在中共允许的事情上“高尚”。在大地震中他们确实表现了对灾民的同情，但是当“灾民”因那些被豆腐渣工程压死的孩子而变成了“访民”的时候，愤青们就把“高尚”丢在一边了。可见“愤青”的“高尚”是靠不住的。其次，如果愤青真想“高尚”，也要把制造豆腐渣工程的党政官僚揪出来、甚至质疑中共制度性腐败的话，恐怕他们的下场就像搜集地震中死难学生名单的四川作家谭作人一样被中共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抓起来。由此可见即使“民间想高尚”，中共也不会让你真正“高尚”起来。 

随手翻翻，书中比这更严重的逻辑错误俯拾皆是，限于篇幅，我无法在这里一一指出。但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尽管作者用这种煽情的手法煽动民族主义，对于中共来说却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一个国家的国民之所以国际地位低下，其实源于政府的奴颜卑膝。且不论“五四”本身的性质问题，只说一个有趣的现象。那个时候的学生都知道，中国作为战胜国，不但不能收回战败国德国的在华利益，反而要把这些利益转交给日本人，这是北洋政府的无能所致。所以，学生在提出“外争国权”的口号后，紧接着就是“内惩国贼”，直至有“火烧赵家楼”的激进行动。 

如果中国人真的因《中国不高兴》而更爱国了的话，对于中共牺牲子孙后代利益割让领土领海给俄罗斯、日本、塔吉克、吉尔吉斯、哈萨克斯坦、越南、菲律宾、印度等国；把中国银行变成外资的超级提款机；屠杀和压榨中国人等，这种“不高兴”就不再对着外国，而很有可能指向执政者。 

中共一向是既要利用民族主义转移对国内矛盾的注意力；又要防止民族主义的抗争矛头对准政府。《中国不高兴》越流行，中共的担心就越大。迟早有一天，《中国不高兴》，中共更不高兴。(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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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东时间: 2009-04-02 14:25:37 PM 【万年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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