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9/2003

章天亮:英雄之死——纪念刘成军

今天中午十二点,在华盛顿DC的中国大使馆门前举行了刘成军先生的追悼会。之所以选在这个地点进行悼念活动,是因为刘先生于2002年3月5日在长春的八个有线电视频道插播了《是自焚还是骗局?》和《法轮大法洪传世界》等法轮功真相资料片,随后他被捕入狱,在歷经了21个月的残酷折磨后被迫害致死。
在美国歷史上也曾经有一位元资讯自由的英雄,叫做凯萨琳.葛莱姆(Katharine Graham),她曾经是《华盛顿邮报》的掌门人。1972年6月,当共和党总统尼克森谋求竞选连任的时候,五位潜入民主党总部「水门综合大厦」安装窃听器的男人被捕,后来其中有人招供他是为争取尼克森连任的竞选委员会工作的。这起重大的竞选丑闻被称为「水门事件」。尼克森总统随后被证明与这起窃听案有关,并一直在利用职权妨碍司法公正和干涉新闻自由。在强大的证据面前,尼克森于1974年8月宣佈辞职。
在这场长达两年的较量中,《华盛顿邮报》可以说孤军奋战,一直以第一版无情地刊登两名名不见经传的记者对水门事件的调查结果,而其他报纸却无一跟进此事。《邮报》受到了来自政府的巨大压力。葛莱姆收到一些恐吓信,威胁她说如果关于司法部长米切尔控制着一个秘密基金用于侦察民主党活动的报导见报,她将受到难以形容的报復。米切尔甚至直接警告说,葛莱姆如果继续刊发这一报导,她的乳房「将被塞入一个巨大的脂肪绞压机」。而与此同时,涉嫌丑闻的尼克森总统却竞选连任成功。在葛莱姆后来的回忆录中,「我惊恐不已」和「我吓得发抖」这样的句子不断出现,可想而知她当时所受到的压力。幸运的是尼克森指示属下掩盖丑闻证据的谈话被录了音,而且录音带被找到,真相才得以大白。《邮报》也因此获得了普利策奖中份量最重的奖项——公众服务奖。
「水门事件」和中国的「法轮功事件」相比,其相似之处在于都是涉及国家最高领导人的犯罪,其严重程度却有天壤之别。「法轮功事件」是江泽民一手策划的在中国歷史上波及范围最广的残酷迫害,因为中共歷次政治运动的直接打击物件从来没有达到一亿人之巨,如果加上这些人的家属,人数会达到几亿人,远远超过中共歷来的百分之五、百分之十的镇压比例。而这种基于人的最基本良知和信仰自由的迫害,造成了数千人死亡,而且这些死者无一例外地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而受到了灭绝人性的毒打和酷刑折磨,最终失去生命。同时还有数十万人仍然被关在洗脑班、拘留所、劳改营和精神病院受到酷刑的摧残。
为了镇压法轮功这个在道德上无可挑剔的团体,江泽民不得不命令所有媒体连篇累牍地播出诋毁法轮功的谣言,最终不惜在天安门导演了一场「自焚」伪案,并嫁祸法轮功,以煽动起全民对法轮功的仇恨。此时,谁能揭开镇压背后的血腥,谁能传播法轮功的真相,谁就是和葛莱姆一样顶着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压力,而还给民众知情权的英雄。遗憾的是,中国的所有媒体都是「党的喉舌」,不但不能公佈真相,反而在镇压之中推波助澜。对于那些被迫害致死和仍然在遭受残酷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来说,这些媒体都扮演了江泽民帮兇的角色。
长春电视插播事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刘成军和他的几个朋友切开了有线电视电缆,而把法轮功真相的信号切入到千家万户,播送时间长达40到50分钟。
当葛莱姆披露「水门事件」的时候,尽管她受到了总统的压力和司法部的威胁,但是她背后毕竟还有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可以主持公道,而当刘成军插播法轮功真相时,他面对的不是司法保护而是假借「司法」之名的迫害;葛莱姆可以自己作主决定是否继续刊出她的报导而让民众知道内情,而当刘成军第一次插播成功后,他却没有第二次说话的机会了;葛莱姆没有被扣上「洩漏国家机密」的帽子关进大牢,刘成军却被指控「严重危害了公共安全,破坏了社会秩序,侵犯了公民合法的权益」被非法判处19年徒刑;葛莱姆是在揭示一个无涉人命的竞选丑闻,刘成军却在试图阻止数千人人头落地的血腥镇压;葛莱姆仅仅受到了口头上或书面上的威胁,而刘成军却在面对江泽民「杀无赦」的密令。
2002年3月24日,刘成军被绑架时,员警蓄意朝已被戴上手铐脚镣的刘成军的腿上开了两枪,造成刘成军重伤。中新网2002年4月1日的图片显示,备受摧残的刘成军显然已无力保持自然坐姿。此照片为一贯粉饰江氏集团暴行的中新网所公开发表,不难想像刘成军被摧残的实际情况一定更加严重。 5月初,刘成军被转到铁北看守所,遭酷刑逼供,被强制坐老虎凳52天。刘成军被非法审判时,是被人抬入法庭的。后来刘成军被非法判刑后关在吉林监狱。直到刘成军被折磨得脱相、吐字困难的情况下,吉林监狱仍然不让刘成军保外就医,最终他被迫害致死。
如果中国存在一点点的新闻自由,刘成军先生一定不必去做什么电视插播。他会以更大的道德勇气,比葛莱姆更加勇敢地揭示真相。
当2001年7月葛莱姆逝世时,小布希总统亲自致上悼文,他说:美国的首都和整个国家今日全体哀悼最令人敬爱的华盛顿及美国新闻界的第一夫人凯萨林•葛莱姆的去逝。她伟大的一生及影响力扩及许多领域,不管是对具有影响力的出版人、为善不欲人知的慈善家、具有非凡成就的企业女强人、普立兹奖得奖人、还是对挚爱她的朋友。
刘成军没有葛莱姆那么幸运,他的遗体在他去世七小时后被不法员警强行火化。中国大陆没有多少人知道他去了。刘成军不但没有得到象葛莱姆那样的荣誉,反而还被江泽民诬陷为罪犯。
在刘成军的身上,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中华民族捨生取义的民族精神,更可以看到法轮功学员为揭露真相不畏生死的道德勇气。歷史会见证法轮功的真相大白于天下的那一天,也许那时民众才会意识到「真善忍」对于一个生命的意义,才会瞭解到江泽民镇压的残暴和血腥,才会明白刘成军的壮举对于我们的民族意味着什么。
在北京,有一些道路是用在抗日战争中阵亡的将领名字命名的,如张自忠路、佟麟阁路,为的是纪念这些民族英雄。我在大华府地区曾经见过一条以葛莱姆夫人的名字命名的道路,也许有一天大陆也会有刘成军路,以纪念这位元资讯自由的英雄。
我们还要努力把他的故事告诉给海内外的每一个人,尽早地结束中国大陆对法轮功群体灭绝式的迫害,以告慰刘成军先生在天之灵。
谨以此文,献上我的哀思。@
2003年12月29日于华盛顿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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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3/2003

章天亮:言论自由 否定专制

【大纪元12月23日讯】保卫言论自由人权同盟12月20日下午在美利坚大学召开的题为「中国维权运动与新闻自由现状」中国问题研讨会,以下根据《大纪元时报》专栏作家章天亮先生的现场发言整理:



图片说明:大纪元华府日报总经理黄祖威博士主持保卫言论自由人权同盟举办题为「中国维权运动与新闻自由现状」研讨会。
以下是《大纪元时报》专栏作家章天亮先生的现场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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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现在是否存在自由?
我先谈一谈中国现在是否存在自由的问题。我们就先不说那些农民、下岗职工、爱滋病患者或者民工,他们的声音都是被彻底封杀掉的。我们就说说中共内部的那些高官,他们是否享有自由。表面上来看,他们享有不受任何制度和法律限制的绝对自由,好像想抓谁就抓谁,想打击谁就打击谁,但是他们和我们一样不能自由表达。你比如说镇压法轮功这个事儿,据我知道,当时中共内部绝大多数人是不同意的。很多人都在想你江泽民镇压那些祛病健身的老头儿老太太干嘛呀?但是他们敢公开说出他们的想法吗?他们不敢。也就是说连他们自己体制内的高官都没有言论的自由。另外他们践行的那些超越法律限制的「自由」却是以剥夺其他人的自由来实现的,因此这种自由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所以他们也一直担心他们那些所谓「自由」行为的后果,比如会不会有朝一日被清算等等。
那么他们有没有变成一个好人的自由呢?很不容易。举朱镕基做个例子,他当总理的时候就说,以后他退了休大家能说他是个清官他就很满意了,因为周围的人基本上都是腐败分子,而且越是位高权重,腐败得就越深。谁洁身自好,谁就会被大家看不顺眼,会被抛离这个权力中心。如哈威尔所说:「每个人都参与了,被奴役了,无论是水果商还是国家总理。两者都无自由,只是形式不同不已。」
有人说,现在的人在政治上比以前自由多了,比如以前你对中共一点也批评不得,否则就是张志新的那种下场,大刑伺候之后还要枪毙。这种看法也不全面。确实人们现在可以在私下里批评一下政府,但是这种批评——就算是在陈述事实,但也不能越界。这个界限就在于,你的话不能让很多人听到。言论自由本来就在于自由表达意见,大家公平讨论,不会因言获罪,可是别人连听都听不到,那么我的言论还有什么意义?还谈得上什么言论自由呢?看一看《人民日报》的强国论坛就会知道,真正对政府的批评只能陷于就事论事,比如指责个别官员的官僚、冷血,但是理性的分析是不允许的,如果把批评的矛头指向制度、指向执政党就更不行。否则就是删帖。那么这种留得下来的、能够被大家听到的批评,与其说是批评还不如说是在发牢骚更准确一些。而且牢骚发过了头,可能还会有网路员警找你的麻烦。要公开支持法轮功就更不行了,杜导斌不就是这么被抓起来的吗?只要还有人因言获罪,就谈不上什么言论自由。
那么中国的经济是自由的吗?也同样不自由,不能算作自由经济,而是官商一体,用权力洗劫百姓的经济。政府集中一切权力,垄断一切资源,可以随心所欲地上大工程,并从中收取回扣和好处;通过管制汇率把压力转移到农村和基层;通过操纵股市圈钱;通过发行国债、增加财政赤字、给公务员加薪等积极性财政政策等许多手段预支百姓的未来。而普通百姓哪怕只是想做小买卖,都要受到工商、税务、卫生、检疫、环保等许许多多部门巧立名目的盘剥。真正不靠贿赂政府官员和其他非法手段致富的人凤毛麟角,因此绝不是什么自由经济。
有人把中国这种专制制度形象地比喻为一个液压系统。液压系统的最大特点就是密封性极好,而且必须达到完全的封闭才能让整个系统有效运做。所以在中国,一切都是国家机密,一切都是黑箱作业。不仅百姓没有结社的自由、出版的自由、集会的自由、游行示威的自由、言论的自由,甚至连作为一个人最最基本的思想的自由都没有。法轮功成员遭受酷刑转化和洗脑就是个最典型的例子。
我们可以这样说,「专制下没有自由」。在逻辑上,一个命题的成立连带的就是逆否命题的成立。「专制下没有自由」等价于「有了自由就没有专制」。实际上中共完全明白这一点,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对法轮功这么残酷的镇压,并且把法轮功视为对他们的政权生死存亡的威胁,虽然法轮功争取的仅仅是信仰的自由和个人健身的自由而已。
二、一句真话胜过千军万马
我说了,对中国这样一个液压系统型的专制社会来说,任何一个自由的突破都会造成这个专制制度的土崩瓦解。而言论自由常常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虽然专制表面上强大,掌握着一切社会资源和暴力资源,但实际上胜负的较量并不是发生在我们看得见的这个物质社会的力量对比上,真正的胜负手发生在——用哈威尔的话来说,发生在「社会的精神和良心的领域」。言论自由会打破中共当局用谎言编织起来的铁幕,而还给民众一个真实的世界。当这个真实的世界普遍为民众认识的时候,就会在社会上形成一股潜在的力量。这就叫不战而屈人之兵吧,包括中共体制内部那些良心尚存的人,和它掌控的暴力机器都会倒向真理的一方。这种倒向完全可以在几秒钟之内发生。只要时机成熟,一句真话的力量胜过千军万马。
我举一个典型的例子,1989年12月21日,罗马尼亚发生政变,齐奥塞斯库被逮捕后枪决。这件事情非常有戏剧性,11月20日至24日,也就是政变发生前一个月,罗共十四大在布加勒斯特召开,齐奥塞斯库再次当选为罗共总书记。他在闭幕式上的讲话受到人们30多次的欢呼,称赞的口号更是不绝于耳。之前无论是罗马尼亚的国庆日还是齐奥塞斯库的生日,罗马尼亚都举行盛大的游行,人们向他欢呼致敬。
但是在1989年12月16日晚,在罗马尼亚西部城市蒂米什瓦拉爆发的事件点燃了罗马尼亚剧变的导火索。起因就是神父拉斯洛‧托克什,这位罗马尼亚着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因多次发表反对政府和齐奥塞斯库的言论于11月经市法院判决开除公职、驱逐出家门,流放农村。拉斯洛抵制这一判决,躲到一所教堂避难,招来政府的强制性行动。16日晚,保护神父的市民与员警和保安人员发生冲突,造成不少人员伤亡,内务部宣佈在蒂市实行紧急状态,外界传说那里屠杀了上万人。这个消息传递到全国,整个国家的局势开始动盪。
21日中午,在布加勒斯特市中心的共和国广场举行了万人群众集会,齐奥塞斯库在大会上就蒂市局势发表讲话。在讲话还未结束时,与会者中就有人发出了嘘声。突然,广场深处响起了一声呼喊:「打倒齐奥塞斯库 !」声音越来越大,一些群众开始焚烧手中齐奥塞斯库的画像和国旗。局面立刻开始失控,齐奥塞斯库也从镜头上消失。齐奥塞斯库在逃亡的路上可以说四面楚歌,没有任何人对他提供任何帮助,他的亲信和军队纷纷倒戈或者不知去向。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句真话的力量。几天以后,电视里就播出了齐奥塞斯库被枪决的镜头。
那个第一个喊出了「打倒齐奥塞斯库」的人跟那个第一个说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小孩儿一样,说出了大家想说但是不敢说的话。这就体现出言论自由的意义,只有达到言论自由,老百姓才能、才敢表达自己的意见。当绝大多数人能够通过言论的自由传递就某个问题达成一种共识的时候,变革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所以我们这个「保卫言论自由人权同盟」的意义是很重大的。我们保卫言论自由就为结束专制暴政迈出了可贵的一步。言论自由可以为真相和真理的传播提供平臺。像齐奥塞斯库就是犯了一个错误,他在群情激愤的时候,把人聚集在一起集会,结果一个人的呼喊被大家听到之后,就迅速传播为整个国家的呼喊。我们今天在这里的人不多,但是我们有非常好的合作伙伴,可以通过最先进的突破网路的技术,把我们的声音传播到普通大众那里去。
三、言论自由对中国的积极意义
中国这个社会照现在这样的情形发展下去,它的崩溃是必然的,一定的,而且会不期而至。像章家敦先生写的《中国即将崩溃》和郑义先生写的《中国之毁灭—中国生态崩溃紧急报告》。我们知道经济的崩溃和生态的崩溃必然带来社会的崩溃和上层建筑的解体。我们现在就要通过我们的传播技术把真相告诉给民众,一方面让他们放弃对中共不切实际的幻想,另一方面也传播一种理性的精神,尤其是真诚、善良和宽容的精神。
在争取言论自由的过程中,很多先行者都会付出很多,甚至是自己的自由和生命,像杜导斌、杨建利、和事佬等等吧。在这个方面,法轮功的成员也做了很多巨大的付出,而且他们所传播的真相和「真、善、忍」的原则,为重建中国的信仰和道德体系、提供整合民族的文化、提供个体健康和社会安全的保障系统、消弥人心在中共长期谎言和暴力统治下产生的仇恨都发挥了极好的作用。
中国大陆有很多很有思想的人,我在海外也看到很多。他们可以说是中国人权和民主的启蒙者。但是仅仅有启蒙者是不够的。我们不仅仅需要中国的伏尔泰、索尔仁尼琴,还需要让这些启蒙者的声音能够被普通大众听到。中共现在用整个一套有系统的歪曲的逻辑和思维方式去误导民众,也在煽动狭隘的民族主义,甚至把国家和中共这个政党混为一谈等等。只有有了不同的言论,老百姓才能够听到不同于中共的声音。尤其是很多真理的声音才能在民间流传,并且整合民间的道德体系、信仰体系,并最终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我们可以想像,只有当真诚、善良、宽容、自由、平等、博爱和理性的精神成为主流的时候,中国的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
中共有一种非常迷惑人的说法,就是中国现在的经济情况仍然以生存权为第一人权。其实这个言论自由跟生存权一点冲突都没有,因为言论自由是消极自由,也就是说它不是要求你政府做什么,而是要求政府不做什么。什么也不做是最省钱的,而限制言论自由,就像中国现在30万网路员警和遍及全国的「金盾工程」才是要花很多钱的。这方面,胡平先生论述得很透彻也很精闢,我就不多说了。
这个争取言论自由的过程贵在坚持,并越来越形成规模。我相信,这个维护基本人权的运动一定会在客观上对结束中共的暴政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倡导言论自由,同时我们的同盟可以做得很正大,绝不散佈诽谤和煽动仇恨,而且坚持不懈地做下去,我个人认为它就是在做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我就谈这些个人看法。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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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8/2003

章天亮:善良的软弱强化了邪恶的刻毒

萨达姆被捕的时候显得老态龙钟,潦倒不堪。几个月的疲于奔命定然使他早已如惊弓之鸟,说不定他还觉得被美军抓住就算是做了个了断,为「从此不必每天再东躲西藏」而松一口气。布什总统已经公开宣佈他贊成将萨达姆处以极刑。不论结局怎样,作为一个屠杀了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伊拉克人的刽子手,萨达姆的下场确实不太妙。即使他能侥倖逃过一死,也难免不在监狱中了此残生。
我在电视旁等待聆听布什总统当天中午发表演说之前,在ABC电视台上看到萨达姆温顺地张开嘴接受美国军医的口腔检查。这个昔日邪恶的独裁者已经气焰不在。我甚至在想萨达姆是怎么样一步步走到今天这样的穷途末路的。多行不义必自毙,他的邪恶本性固然是他走向这个结局的必要条件,然而伊拉克人民的逆来顺受和民主国家的姑息纵容也成全了萨达姆的暴行。
苏联曾经有一个传说: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的滔天罪行。该秘密报告使得世界上的人全面深入地看到了共产极权国家的非理性和非人性。然而,当时有人递上了一个条子给赫鲁晓夫说:「赫鲁晓夫同志,当斯大林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呢?」 赫鲁晓夫看到这个质问的条子,就问:「这个条子是谁写的?」台下没有人敢承认。赫鲁晓夫说:「我当时的处境就和你现在一样。」
赫鲁晓夫肯定觉得他是聪明的,他的「韬光养晦」和歷史的风云际会使他成了揭露斯大林滔天罪行的英雄。其实他更应该庆幸斯大林死得早,否则他可能早晚会向亚戈达、叶若夫、贝利亚这些克格勃头子一样被斯大林清洗掉。中国的林彪最后被老毛逼上梁山,走的是同一个路子。独裁者身边没有任何人是安全的,因为独裁者对自己的权力没有安全感,当然觉得离他越近的人越容易「篡党夺权」。而一般草民就更没有安全感,在独裁者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治漩涡中,一不留神站错了队就很快会家破人亡。
每个人都觉得「枪打出头鸟」,如果谁先说了真话谁就会马上遭殃,但是每个人又都知道结束了独裁暴政,自己才能够踏踏实实地过上平安日子。这种既希望享受自由带来的好处,却又不想为自由付出的心态在客观上成全了独裁者,使得他们可以通过残暴镇压那些「自由的先行者」来震慑普通大众对自由的追求。从这一点说,每一个独裁统治下的人都应该省思自己的内心世界,也许我们不仅仅是独裁的受害者,我们也同时是良知的罪人。我们的沉默造成了那些先行者的悲剧,「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
很小的时候曾经在《连环画报》上看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人小的时候偷了邻居的一只鸡蛋拿回去给他的妈妈,他妈妈不但没有批评他,反而把鸡蛋煮给他吃。受到妈妈的纵容后,这个人胆子越来越大,到他成年的时候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大盗。后来他被擒获了,判处了死刑。临行前他妈妈哭着到刑场为他送行,他说,「妈妈,我有一句秘密的话要告诉你。」他妈妈就把耳朵凑到他的嘴边,他一口就把他妈妈的一只耳朵咬了下来。然后说,「如果你在我偷了第一只鸡蛋的时候打了我一顿,我就不会走到今天这样的下场。」
呜呼,哀哉!如果说民众的抗议是内在的自下而上的抗争,那么国际上那些强大的正义国家完全可以从外面自上而下地施加压力。如果在第一次海湾战争的时候,国际社会就抱着除恶务尽的决心,也许不会发生几十万库尔德人和什叶派穆斯林被萨达姆屠杀的惨剧。更进一步讲,如果国际社会能早一点结束对金正日的幻想,彻底拯救那里的人权灾难,也许就不会有百万北韩人饿死,两千万人还生活在地狱一般的恐惧和飢荒中;如果英法两国当年没有对希特勒实行绥靖政策,怎么会有长达六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八千万人伤亡的世纪悲剧;如果国际社会现在能够团结起来,一起对江泽民对法轮功的镇压说「不!」,就不会有数千法轮功成员被残害致死,数十万人仍在拘留所、劳改营和精神病院遭受洗脑和酷刑、数百万数千万的家庭就不会因镇压而破碎。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是共产党的制度把人变坏了。」那么国际社会现在对邪恶的姑息怎会不纵容邪恶变本加厉?反过来讲,如果希特勒和萨达姆因为害怕正义国家不妥协的立场和声音,而不敢做下那么多的坏事,他们何必走到自焚而死或沦为阶下囚的命运?国际社会的态度如果能再坚决一点、再严厉一点,无论是对迫害者、被迫害者和正义国家自己,难道不是三全其美吗?在对待江泽民镇压法轮功的问题上,国际社会是否有类似的教训可以吸取?
愿独裁国家的民众、正义国家的总统能和我们一起重温丘吉尔的这句话:「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剧本来很容易避免,善良的软弱强化了邪恶的刻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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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5/2003

章天亮: 永远不要低估邪恶

2003年12月13日,曾经窃居伊拉克最高领导人位置24年的萨达姆侯赛因终于走到了他的末日,在家乡提克里特郊外的一个地窖中被美军活捉。据报道,萨达姆没有进行任何抵抗,看来他也知道正义已经部下天罗地网,他是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的。
当初美军开始对伊拉克的战争时,很多人还在讨论是否应该採取军事行动的问题,绝大多数人都担心战争会带来不必要的平民伤亡。我相信这些人都可能犯了一个共同的毛病──邪恶知道它们见不得阳光,所以对消息的封锁就成了他们的生命线;当我们以百为单位去计算平民伤亡的时候,确认被萨达姆屠杀的平民却在以万为单位往上增加。用深受萨达姆迫害的伊拉克人的话来说,「还找什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萨达姆本人就是!」
据美联社报道,盖洛普公司本月初公佈的一项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仅巴格达一处,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就曾处死过61000多人。萨达姆在当政时期曾进行过几次大屠杀,尤其是在北部的库尔德人居住区以及南部的什叶派穆斯林居住区。美国称有大约有30万人被萨达姆政权屠杀,人权组织的官员称大约有50万人,而伊拉克现在一些政党的官员称被屠杀的人数超过了一百万。
作为一个思维正常的人来说,我们有着最起码的道德判断和恻隐之心,但是这些却永远无法用来衡量那些杀人魔王的残忍暴行。我们无法想像纳粹德国竟然能够在短短五年的时间里,在波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屠杀四百五十万名犹太人、波兰人、匈牙利人、吉普赛人和中国人;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政权竟然可以打着革命的旗号杀死两百多万柬埔寨人;当面对贝尔格莱德郊外的三个「万人坑」时,我们难以置信中国的中央电视台上整天鼓吹的南斯拉夫「民族英雄」米洛捨维奇竟是个不折不扣的屠夫;还有那个听任上百万北韩人活活饿死,却让厨师专门为他出国採购鱼子酱享用的金正日也绝不是什么好东西。
如果我们能够尽早地曝光这些独裁者的暴行,善良的人们就会尽早地团结起来,去结束这些在光天化日下发生的人权灾难。然而独裁者的消息封锁会蒙蔽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在他们伪装出来的诚恳表情和满嘴人权法制的说词下轻信他们的谎言,或者一厢情愿地认为他们和我们一样有着人的正常逻辑和情感。更可悲的是,中共这个独裁政权出于兔死狐悲的情结,也极力和那些或大或小的独裁者们一唱一和,似乎那些拯救人权灾难的民主国家才是造成平民伤亡的十恶不赦的入侵者。
萨达姆将和米洛捨维奇一样面临正义的审判,相信他们的暴行会再一次让善良的人们目瞪口呆。我们希望人们不要就此止步,而应该採取毫不妥协的必要措施把那些手上粘满民众的血,然而至今仍然逍遥法外的独裁者们都送上审判台,包括那个因为他的命令而有数千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江泽民。
当暴行被中止时,人类才能有真正的和平。对邪恶的姑息才是最大的错误。我们不要对邪恶的存在视而不见,也不要低估它们的邪恶程度,更不要低估正义的力量。(http://www.dajiyuan.com)

12/14/2003

章天亮:为首届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喝彩

毛泽东给郭沫若写过一首着名的诗说:「劝君莫骂秦始皇,焚书之事待商量。祖龙虽死魂犹在,孔丘名高实秕糠!」从中共建政开始,三代领导人都干过焚书坑儒的事,只是程度各有不同而已。
焚书坑儒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实现文化独裁。表面上看,文革时期的文化生活似乎是最匮乏的时期,样板戏、语录歌、忠字舞一统天下。改革开放之后,文化事业彷彿有所恢復。其实这都是表像。拿寺院举个例子,这个地方本来是晨钟暮鼓、青灯礼佛的修行场所,或是给红尘中人忏悔礼拜的地方。修行讲究的是清静无为,忏悔礼拜也要求环境庄严肃穆。文革时砸烂了寺院道观固然是文化的灾难,但是现在修復了寺院,这个出家修炼的地方却充当起了发展经济的旅游胜地。真正来到寺院的,有多少是沐浴更衣后,带着虔诚敬佛的心来反省自己的过失呢?
偷樑换柱是中共最典型的做法之一,表面上形式不变,但却打着发展传统文化的名义,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彻底毁去,然后偷偷用「党文化」鸠佔鹊巢。
「党文化」的特点就是对中共自己、尤其是其领导人进行阿谀谄媚、歌功颂德;接下来就是对异己思想的大批判、阶级斗争、你死我活。在这里,你不可能找到自由、平等、博爱和宽容。因为一方面「马列主义」传世100多年,根基尚浅且漏洞百出,如果没有暴力进行推广和保护而与中国上下五千年博大精深的修炼文化进行平等的学术争鸣,「马列主义」根本就不可能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甚至连立足之地都很难找到。另一方面,「马列主义」却是中共执政的理论依据,因此其理论「权威」绝对不容挑战。
有意思的就是一门正教传世,其经书无论是《道德经》、《金刚经》还是《圣经》都是固定下来作为指导信徒修炼的最高经典。正如耶稣所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东方也有「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说法。而马克思主义却恰恰相反,从一出世就被各个国家的共产党们改来改去,还都号称是在「创造性的发展」。实际上就是大家都看到了马克思主义根本就不是什么真理。中共三代领导人的「创造性发展」其实都是在补那些不能自圆其说的漏洞,虽然他们的言论一代不如一代,而且更加漏洞百出。
中共的意识形态已经被「发展」得面目皆非,然而其本质毫无变化,仍然是一言堂、阶级斗争的那一套东西。文革算是中共本质的一次大暴露,随后的「六、四」和「镇压法轮功」,却展示出这样一个事实:领导人的面孔虽然换了,骨子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兇狠却一如既往。
与毛时代不同的是,江泽民的手段更加隐晦,而且通过丰富表面文化来掩盖专制镇压的血腥。一年一度「高唱主旋律」的春节联欢晚会就成了江泽民脸上厚厚的脂粉。
与科学的发展一样,文化的发展同样需要一种哲学思想来指导。中国传统文化是建立在人体修炼的基础上的,无论他的礼、乐、棋、书、画、饮食、建筑、衣着、茶道等等都包涵着丰富的修炼内涵以及天人合一的思想。这一文化的道德起点很高,而且对人的健康非常有益,又能起到约束人心的作用,因此在我们漫漫五千年的歷史中,不但中华民族文化没有像其他古老民族一样从地球上消失,反而在歷经外族入侵后保留了下来,并成为凝聚整个民族的精神力量(详见拙文《绝境中的希望》之二http://dajiyuan.com/gb/3/11/27/n419428.htm)。
由于「党文化」背后指导思想——即马列主义阶级斗争那套东西,浅薄脆弱、捉襟见肘,这种文化也就只能成为毛泽东要求的「文艺服从于政治」,「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而它採用的手法也仅仅剩下了「咱们老百姓,今儿个真高兴」、「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好日子」之类的歌功颂德,和「穷途末路纸做墙」、「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亡我之心不死」之类的大批判。完全说不出什么像样的道理,也体现不出对生命和人性的尊重。新年联欢晚会可以说是「党文化」的全面展览。
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把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称为「文武两个战线」,并称只有拿枪的军队是不够的,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支「文化的军队」确实为中共打江山、坐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与军队、监狱、员警一样同属暴力机器,只不过提供的是另一种暴力——「文化暴力」。这种文化暴力对五千年传统文化的破坏涣散了人心,也涣散了民族的凝聚力。
中国人在共产党长期的文化垄断下已经越来越深陷其中而不觉。此时,新唐人电视臺主办的首届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可以说开了风气之先。这个晚会有三个方面特别引人注目。
首先,新唐人电视臺是一家由来自两岸三地、新加坡以及其他国家的华人华侨联合创办的电视臺,独立于任何政府和组织之外,传播人权和自由等超越地域、政党和经济利益的普适价值。这里嗅不到任何「党文化」的气息,节目内容正大,形式清新,而且具有放眼全球的气魄。从去年二月通过卫星在北美开播后,电视臺不但在欧、美、澳、亚建立起四十多个记者站,更于今年七月开始通过四颗卫星转播将节目信号覆盖全球,其发展速度令人瞠目。
今年中秋节,电视臺在纽约举行联欢晚会时,吸引了两岸三地的各界人士。不同党派和政治理念的人都能与电视臺工作人员欢聚一堂,其对海外华人的凝聚力由此可见一斑。本次新年晚会,电视臺在其广告宣传中诚挚邀请全球华人共襄盛举,并预计吸引数千万华人观看,晚会内容还将被制作成VCD在中国大陆传播。可以预见的是,以普适价值为理念,以正统艺术为表现的晚会,必然会开创出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化。
第二、本次晚会将邀请世界顶级艺术家,包括华人艺术家在纽约曼哈顿的世界级剧场进行连续两天的演出。这将是华人文化第一次在世界一流舞臺全面展示的机会。新唐人方面已经宣佈这样的晚会以后每年都要搞,其手笔确实史无前例。
第三、也是晚会最大的特色——将会有法轮功学员中的国家级艺术家同台演出。法轮功在江泽民歷时四年半的血腥镇压中,一直坚持和平抗争的理念,争取信仰自由的天赋人权,这与新唐人电视臺倡导人权和自由的办台宗旨不谋而合。
中共在海外无法用暴力推行其党文化,因此就一直採用干预、收买和威胁的办法,散佈其谎言。在这种情况下,新唐人成为海外为数不多的敢于全面公正报导法轮功活动的媒体之一。此次新唐人邀请法轮功中的国家级艺术家参加演出,也是在向世人展示一个独立媒体的道德勇气。另一方面,法轮功在传世十一年的时间里,吸引了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各个种族、年龄和社会阶层的上亿人修炼,也体现出「真、善、忍」的普适价值。以此为指导的文化将会提供整合民族、重建信仰和道德体系的新的契机。(详见拙文《绝境中的希望》之八、Ahttp://dajiyuan.com/gb/3/12/3/n422656.htm)
中共之所以要垄断文化事业,是因为他们很清楚其文化是虚假和媚俗的,如果去掉华丽昂贵的包装,其内容没有任何内涵和说服力。因此只有靠暴力的保护把「党文化」封闭起来,它才能够存活。新唐人电视臺的首届全球华人新年晚会为打破中共的垄断和封闭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当全球华人凝聚在以普适价值为核心的新的文化体系下时,作为中共统治支柱的「党文化」就会自然消亡。
让我们一起为新唐人电视臺喝一声彩!
原文网址: http://news.epochtimes.com/b5/3/12/14/n429390.htm

章天亮:为首届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喝彩

毛泽东给郭沫若写过一首着名的诗说:「劝君莫骂秦始皇,焚书之事待商量。祖龙虽死魂犹在,孔丘名高实秕糠!」从中共建政开始,三代领导人都干过焚书坑儒的事,只是程度各有不同而已。
焚书坑儒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实现文化独裁。表面上看,文革时期的文化生活似乎是最匮乏的时期,样板戏、语录歌、忠字舞一统天下。改革开放之后,文化事业彷彿有所恢復。其实这都是表像。拿寺院举个例子,这个地方本来是晨钟暮鼓、青灯礼佛的修行场所,或是给红尘中人忏悔礼拜的地方。修行讲究的是清静无为,忏悔礼拜也要求环境庄严肃穆。文革时砸烂了寺院道观固然是文化的灾难,但是现在修復了寺院,这个出家修炼的地方却充当起了发展经济的旅游胜地。真正来到寺院的,有多少是沐浴更衣后,带着虔诚敬佛的心来反省自己的过失呢?
偷樑换柱是中共最典型的做法之一,表面上形式不变,但却打着发展传统文化的名义,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彻底毁去,然后偷偷用「党文化」鸠佔鹊巢。
「党文化」的特点就是对中共自己、尤其是其领导人进行阿谀谄媚、歌功颂德;接下来就是对异己思想的大批判、阶级斗争、你死我活。在这里,你不可能找到自由、平等、博爱和宽容。因为一方面「马列主义」传世100多年,根基尚浅且漏洞百出,如果没有暴力进行推广和保护而与中国上下五千年博大精深的修炼文化进行平等的学术争鸣,「马列主义」根本就不可能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甚至连立足之地都很难找到。另一方面,「马列主义」却是中共执政的理论依据,因此其理论「权威」绝对不容挑战。
有意思的就是一门正教传世,其经书无论是《道德经》、《金刚经》还是《圣经》都是固定下来作为指导信徒修炼的最高经典。正如耶稣所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东方也有「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说法。而马克思主义却恰恰相反,从一出世就被各个国家的共产党们改来改去,还都号称是在「创造性的发展」。实际上就是大家都看到了马克思主义根本就不是什么真理。中共三代领导人的「创造性发展」其实都是在补那些不能自圆其说的漏洞,虽然他们的言论一代不如一代,而且更加漏洞百出。
中共的意识形态已经被「发展」得面目皆非,然而其本质毫无变化,仍然是一言堂、阶级斗争的那一套东西。文革算是中共本质的一次大暴露,随后的「六、四」和「镇压法轮功」,却展示出这样一个事实:领导人的面孔虽然换了,骨子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兇狠却一如既往。
与毛时代不同的是,江泽民的手段更加隐晦,而且通过丰富表面文化来掩盖专制镇压的血腥。一年一度「高唱主旋律」的春节联欢晚会就成了江泽民脸上厚厚的脂粉。
与科学的发展一样,文化的发展同样需要一种哲学思想来指导。中国传统文化是建立在人体修炼的基础上的,无论他的礼、乐、棋、书、画、饮食、建筑、衣着、茶道等等都包涵着丰富的修炼内涵以及天人合一的思想。这一文化的道德起点很高,而且对人的健康非常有益,又能起到约束人心的作用,因此在我们漫漫五千年的歷史中,不但中华民族文化没有像其他古老民族一样从地球上消失,反而在歷经外族入侵后保留了下来,并成为凝聚整个民族的精神力量(详见拙文《绝境中的希望》之二http://dajiyuan.com/gb/3/11/27/n419428.htm)。
由于「党文化」背后指导思想——即马列主义阶级斗争那套东西,浅薄脆弱、捉襟见肘,这种文化也就只能成为毛泽东要求的「文艺服从于政治」,「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而它採用的手法也仅仅剩下了「咱们老百姓,今儿个真高兴」、「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好日子」之类的歌功颂德,和「穷途末路纸做墙」、「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亡我之心不死」之类的大批判。完全说不出什么像样的道理,也体现不出对生命和人性的尊重。新年联欢晚会可以说是「党文化」的全面展览。
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把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称为「文武两个战线」,并称只有拿枪的军队是不够的,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支「文化的军队」确实为中共打江山、坐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与军队、监狱、员警一样同属暴力机器,只不过提供的是另一种暴力——「文化暴力」。这种文化暴力对五千年传统文化的破坏涣散了人心,也涣散了民族的凝聚力。
中国人在共产党长期的文化垄断下已经越来越深陷其中而不觉。此时,新唐人电视臺主办的首届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可以说开了风气之先。这个晚会有三个方面特别引人注目。
首先,新唐人电视臺是一家由来自两岸三地、新加坡以及其他国家的华人华侨联合创办的电视臺,独立于任何政府和组织之外,传播人权和自由等超越地域、政党和经济利益的普适价值。这里嗅不到任何「党文化」的气息,节目内容正大,形式清新,而且具有放眼全球的气魄。从去年二月通过卫星在北美开播后,电视臺不但在欧、美、澳、亚建立起四十多个记者站,更于今年七月开始通过四颗卫星转播将节目信号覆盖全球,其发展速度令人瞠目。
今年中秋节,电视臺在纽约举行联欢晚会时,吸引了两岸三地的各界人士。不同党派和政治理念的人都能与电视臺工作人员欢聚一堂,其对海外华人的凝聚力由此可见一斑。本次新年晚会,电视臺在其广告宣传中诚挚邀请全球华人共襄盛举,并预计吸引数千万华人观看,晚会内容还将被制作成VCD在中国大陆传播。可以预见的是,以普适价值为理念,以正统艺术为表现的晚会,必然会开创出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化。
第二、本次晚会将邀请世界顶级艺术家,包括华人艺术家在纽约曼哈顿的世界级剧场进行连续两天的演出。这将是华人文化第一次在世界一流舞臺全面展示的机会。新唐人方面已经宣佈这样的晚会以后每年都要搞,其手笔确实史无前例。
第三、也是晚会最大的特色——将会有法轮功学员中的国家级艺术家同台演出。法轮功在江泽民歷时四年半的血腥镇压中,一直坚持和平抗争的理念,争取信仰自由的天赋人权,这与新唐人电视臺倡导人权和自由的办台宗旨不谋而合。
中共在海外无法用暴力推行其党文化,因此就一直採用干预、收买和威胁的办法,散佈其谎言。在这种情况下,新唐人成为海外为数不多的敢于全面公正报导法轮功活动的媒体之一。此次新唐人邀请法轮功中的国家级艺术家参加演出,也是在向世人展示一个独立媒体的道德勇气。另一方面,法轮功在传世十一年的时间里,吸引了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各个种族、年龄和社会阶层的上亿人修炼,也体现出「真、善、忍」的普适价值。以此为指导的文化将会提供整合民族、重建信仰和道德体系的新的契机。(详见拙文《绝境中的希望》之八、Ahttp://dajiyuan.com/gb/3/12/3/n422656.htm)
中共之所以要垄断文化事业,是因为他们很清楚其文化是虚假和媚俗的,如果去掉华丽昂贵的包装,其内容没有任何内涵和说服力。因此只有靠暴力的保护把「党文化」封闭起来,它才能够存活。新唐人电视臺的首届全球华人新年晚会为打破中共的垄断和封闭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当全球华人凝聚在以普适价值为核心的新的文化体系下时,作为中共统治支柱的「党文化」就会自然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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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6/2003

章天亮:公审江泽民为讨还领土和结束人权迫害的第一步

在华府「审江大联盟」发起的「人权恶化的现状与对策」研讨会上,大纪元时报专栏作家章天亮表示,「全球公审江泽民」的活动不但可以清查江泽民私下将超过一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出卖给俄罗斯的罪行,而且可以为讨还这些领土找到机会。同时,「审江」为改善中国人权状况,结束中国的人权迫害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以下根据他的即兴发言整理:
我先简单地谈一下关于领土的问题。江泽民在1999年12月份的时候曾经和俄罗斯签署了「中俄边界新约」。他承认了从《尼布楚条约》之后,清政府和沙皇俄国歷次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总共割让的土地,如果不算外蒙在内,大约有150万平方公里。这个事情对中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沙皇俄国从中国割让土地,割走土地的时候它是通过不平等条约:《瑷辉条约》、《北京条约》跟《中俄勘分西北约记》。这三个条约割让土地共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些条约属于典型的不平等条约。
就从现在的《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来看的话:不平等条约它是没有甚么约束力的,对缔约双方是没有约束力的。而平等条约它是有约束力的,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土地是通过不平等条约拿走的话,那么是可以有机会讨还的。我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失败之后,李洪章曾经和日本政府签订过一个「马关条约」,当时条约规定是永久割让台湾跟澎湖列岛。也就是说台湾从此之后再也不属于中国了,但是因为这属于不平等条约,这个不平等条约它没有约束力,所以在二战日本战败之后中华民国政府就可以把台湾收回祖国的怀抱。
所以我们可以把《马关条约》作为前车之鉴,那么《瑷辉条约》、《北京条约》跟《中俄勘分西北约记》这三个条约,它们跟《马关条约》是非常相像的,就是我们有机会把这个土地讨还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说在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之后,列宁当时为了改善跟中国的关系,曾经在1919年跟1920年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当时列宁就说所有从中国割让的土地,从沙俄时代通过不平等条约割让走的一切土地都可以全部无偿地归还给中国,这个是有据可查的。大家可以看一看《人民日报》上也有这样的关于列宁的对华宣言的记载。所以从这两个方面来看中国完全有理由把这个土地收回。
但是江泽民在99年年底的时候跟俄罗斯签订的《中俄边界新约》呢,就把这个土地就永久的割让出去了。刚才我们谈到的公审江泽民,它对于我们讨还领土是有一定意义的。为什么有意义呢?因为江泽民在签订条约的时候,他是以中国国家主席的身份签订的,而中国在1990年底时候,全国人大曾经通过一个法律叫做《缔结条约程序法》。这个法律里边规定了:有关领土和划定边界的条约必须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国家主席,你是没有权力把这个土地就转让给别的国家。因为这个土地不是你们家私人的土地,不是你们家后院,这个土地是全国人民的土地,那么谁有权力支配呢,从名义上来讲就是通过全国人民的代表这样一个组织:全国人大常委会,只有它才有权力来批准这样的边界条约。而江泽民呢,他显然是没有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表决,他签约本身就是违法的,从这个角度上讲如果我们可以把江泽民送上法庭的话,从法理上来讲我们可能还有讨还领土的机会,这是非常重要的。
从另外一方面来讲,中国的人口有13亿还多。人口和环境、自然环境之间的这个关系,生态的关系是非常对立的、非常紧张的,中国人均佔有的资源是非常的贫乏,仅举可耕地面积来讲: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仅仅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而且大家知道西藏那边是不适合种庄稼的它是高原、新疆那边是沙漠、内蒙那边是草原而且沙漠化很严重,其实中国比较好的土地,适合于耕作的地方主要是集中在,除长江和黄河下游地带之外。就是松花江流域,再往北的话是黑龙江流域,那个地方是非常肥沃的土地,过去说是棒打匏子瓢舀鱼。而且那儿蕴藏着非常丰富的石油跟矿产,那中国人口不断增加的话对生态的压力越来越大,如果说中国经济要想发展的话必须解决人口与生态的问题。而那个地方,就是江泽民割让走的土地,那可能是中国最为宝贵的今后发展的空间,中国生态专家郑义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中俄边界新约--斩断民族生路》就是以后我们中华民族的生路可能都要被江泽民断送掉。所以不管从情上、从理上、法上来讲江泽民割让土地这种罪行呢我们是一定要追究的。这是我要谈到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全球公审江泽民这个事情,对于现在解决中国的人权问题它是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为什么这样讲呢?刚才王先生,就是王能祥前辈曾经提到一个人。他是用英文讲的,我看到过那个人的书,就是马思洛的「层次需要论」:人一定是有精神追求的。人活着的话,他总是有一个目的:宗教情怀与生俱来。中共用无神论打破中国所有的宗教,清理掉所有的宗教后,它自己就变成了一个准宗教组织,在中国为了填补人的精神需求,在共产党国家它有一个非常普遍、非常典型的一个现象就是造神运动,它要把不管是金日成也好、斯大林也好或者是毛择东也好,就包括江泽民它要拼命把自己塑造成神。它这样的目的是为了填补人的这种精神需求,但是如果你要把领袖(领袖也是人嘛)造成神的话就有两个问题:
第一点就是神是不犯错的。那中共採用的具体办法就是把自己变成道德的楷模,它自己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道德的解释者,比如说在宪法里边规定说你要爱党、爱社会主义,不管这个党堕落到甚么程度你也要爱它,这是它自己的一种道德价值观。第二点就是神是无所不能的。而中共极力在人前扮演它无所不能的角色,不管是从经济发展,它跟人民说你跟着的话我保证你奔小康,一年7%-8%的增长率,可以一块过好日子啊。不管是神五上天面子工程也好或者是内政、外交方方面面的,包括萨斯病它为什么要封锁,它都是要在民众面前表现出一切都在党的掌控之中,没有任何事情是党处理不了的。
这样的话它可以有效的填补人的一种,就是给人伪造出一种安全感,跟着党的话什么问题都能解决。
而这两点,就是它自己塑造的道德楷模和无所不能两个形象,实际上是它执政的合法性来源。所以中共,不只是中共,歷届的共产党它都会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领导人在位时你是不能批评它的,因为它一旦犯错误的话,它这个权力合法性就没有了。所以说中共虽然也在不同的的场合,对共产党本身作过批评或者是说它对首脑的否定,就包括对毛泽东有限度否定,但这种否定都是内部否定,而绝不允许在外部去否定它的。
中国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比如说宪法的问题是不是完善哪,它的人权是不是很黑暗啊,或者是说我们有的时候说中国现在的专制制度会把人变得很坏啊,很多方面的问题,我们觉得简直就是说问题多得无从下手。其实呢,起诉江泽民就是我们下手的一个最好的切入点。从人这来讲我们可以说:擒贼先擒王,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呢,我们全面的揭露江泽民它所做的一切坏事,不管是它出卖领土也好、迫害人权也好、对信仰的迫害也好,包括它的裙带关系,贪污腐败,从各个方面揭露它的邪恶的时候呢,也就是说第一点打破了中共过去的宣传,也就是中共是道德的楷模。江泽民之所以拼命想把自己的名字放在宪法中去,那是一个神位,一旦进去之后的话它就是名标青史的一个地位,那么我们全面揭露它的话呢,就打破了它给人民造成的第一个假象:它是道德上无可挑剔的。
另外呢,如果我们真的能把它送上法庭的话我们又可以打破它的第二点:它觉得中共自己无所不能,一切都在掌控之中,而现在呢,你中共的首脑都被送上了法庭,你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啊?就从这两个角度来讲,「起诉江泽民」对中共来讲,都是一起他们可能会非常害怕的一件事情。也许我们主观上没想怎么样,但客观上确实可以动摇中国的这个专制制度,也可以推进中国的人权建设,那么很多的东西,比如人权这个问题解决的话,那么很多象自由啊、其他一些社会问题呢可能都会得到不同程度的解决。
「全球公审江泽民」它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在于:这么多的人他们是被中共迫害的,可以说中共的手上是沾了这些人的血,他们是被镇压者、被迫害者,但是他们没有把中共当成敌人,他们没有抱着一种仇恨的态度来对待中共,他们採取了一种非常理性的态度,就是说:我们大家有甚么事情,我们到法庭上把它说清楚。我说我的理,你说你的理。你比如说江泽民镇压法轮功,刚刚镇压法轮功的时候,在1999年的时候,它在奥克兰亲自向各国元首派发诋毁法轮功的小册子,那时候就可以看到它自己觉得理直气壮地这样做的。而今天的法轮功,就是在「全球公审江泽民」联盟中的法轮功的团体,他们说江泽民你觉得镇压有理的话你就到法庭上来,我们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它就不敢来了,这说明它确实没有任何可以拿的到檯面上的道理。
而这些起诉江泽民的人呢,可以看到他们没有到处去喊哪,抱着一种很过激动手段,完全是採取一种理性的、和平的方法。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了匡扶人间正义。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做得是非常了不起的,而且给我们改善中国人权状况或者是推进中国的一些,比如说宪法法制建设的话开创了一个非常好的路子。
我就讲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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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2003

章天亮:绝境中的希望(五)

【明慧网2003年12月2日】】[作者注:据学者研究发现,今日之中国面临着社会道德资源(精神基础)和生态资源(物质基础)的全面崩溃。这两个社会赖以生存的最基本支柱一旦坍塌,其后果可能是中国不再浴火重生,这个人类历史上历经劫难而唯一幸存的古老文明将彻底走入历史。中共陷入一种两难的困境,如果把国家现在面临的问题告诉给民众,随之而来的就是普遍的恐慌和巨大的社会动乱,同时,中共在历史上欠下的累累血债和造成今天局面的政策都要受到清算;然而如果不告诉民众实情,问题只能越积累越严重,超过临界点后,最终的经济崩溃和生态灾难将无可避免,到时候,一切灾难的总爆发对全世界所有国家来说都将是一场浩劫。现在的困境和SARS爆发前后的局面很有些类似之处,但是严重程度却如泰山比于鸿毛。然而在一片绝望的分析后,笔者却发现所有这些看上去无解的难题都指向了同一个出路,因此写出这篇文章,仅做为一家之言,愿意与一切关心中华民族前途的有识之士进行探讨。]
(接前文)
八、法轮功――大中华复兴的希望
在前面提到的那些看似无解的难题中,除了生态问题属于物质领域之外(实际上也和精神领域关系极为密切),其他问题本质上都是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如果我们能找到一种信仰,可以重建我们的道德体系,使人和人回到互相友爱、互相信赖的人与人的关系;同时这种信仰能带来和平,消弭人心中的仇恨,让人与人之间充满着体谅和帮助;这种信仰让人从内心深处就满怀善念和宽容,并时时以诚信待人;能够教人远离贪婪,在任何困难的环境下,能够互相扶持共度难关,而不是诉诸暴力为自己抢夺利益;能够教人敬畏自然,爱惜环境,等等等等,那么中国的问题也就彻底地解决了,而且是平稳解决,不会出现大的社会动荡和生态危机。无论对任何人、任何政府来说,这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天赐良机。
实际上,良机已经摆在了所有人的面前,这就是以修炼“真、善、忍”为核心的法轮功所提供的信仰。法轮功并非为解决社会问题而来,但他却能不经意地顺带解决了这些盘根错节、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让我们抛开中共的宣传,来看一些简单的事实,而答案就在这些事实背后。
A、法轮功迅速在中国重建信仰和文化
法轮功洪传迅速的事实人所共知,1992年从长春开始传出,到1999年镇压发生以前,中共下属的公安部调查结果是全国有近一亿人在修炼法轮功,这个数据还上了上海的东方电视台。
很多人忽略了这个事实背后的意义,那就是七年的时间,法轮功的团体不但从无到有,从国内传向海外,而且吸引了一亿人。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种信仰能够有这样的发展速度,而且法轮功在中国大陆从来没有做过一分钱的广告,也没有政府政策介入推广,完全是民间自发的口耳相传。(这也打破了其他知识分子给中国找到的出路都需要中共自上而下地实行、而中共却拒不实行这一僵局。)
中国的道家修炼曾经在西汉初年、唐代、宋代和明代得到了皇帝的大力推广;佛教修炼是得到了隋唐两代皇帝的推广;儒教从汉武帝开始,一直到受到所有朝代政权的推广,从隋朝开始的科举制度,以及从宋代开始的尊孔读经、八股取士,曾使儒教的地位达到鼎盛;基督教从传入中国开始,就先后有礼部侍郎、太子太保徐光启、孙中山、蒋介石这样的重量级信徒,基督徒汤若望、白晋也曾经和康熙大帝保持亦师亦友的关系。然而这些宗教少的经历了几百年,长的经历将近两千年的传教,现在在中国也没有达到法轮功在镇压前的规模。
这里反映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重建信仰体系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俗话说“百年树人”,几百年、上千年的传播、礼拜、布道;统治者的倡导;信徒的捐赠;一批又一批的僧侣、传教士孜孜不倦地研究宗教经典;一次又一次民众持经问难的集会;政治上、经济上、学术上、艺术上方方面面的支持等等,才可能让一门宗教为广大民众认识,形成规模。然而这个漫长的过程,竟然被法轮功轻而易举地跨了过去,他的规模形成简直是一蹴而就。
这除了凸显出法轮功强大的生命力外,他必然与民众潜藏心底的最深层诉求一拍即合。从法轮功信徒的人员构成来看,各个阶层、各种教育背景、各种职业、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从几岁的孩子,到90多岁的老人;从大学教授到目不识丁的农民;从政府官员、到商人、律师、军人、经理、医生到普通工人,都可以找到大批的法轮功追随者。
除此之外,法轮功从1995年开始传播到海外,到1999年,就弘传到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1998年3月到1999年6月,美国、加拿大、欧洲、澳洲、东南亚总共召开过十多次有众多外国人参加的数千人规模的修炼心得交流会。许多白人和黑人为了学习法轮功,甚至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学习汉语。在修炼法轮功的人中,不但包含西方各个种族,中国的蒙、回、藏、朝鲜等各个少数民族中,也都有大批的法轮功追随者。
这表明法轮功所传播的是一种普世价值,完全超越了人表面看到的一切人与人的差别。
正是这种普世价值不但在短短七年内迅速恢复了中华民族信神、敬神的传统;发扬了曾经辉煌、但在中共破坏下断裂乃至濒临灭亡的修炼文化;更具有深刻的道德感召力,而使修炼的人凝聚为一个整体。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中共不对法轮功进行镇压,而采取允许其发展的态度,也许几年后,信众就会滚雪球一样发展到两亿、四亿、八亿……当然不可能全民都信仰法轮功,但是这个信仰会形成民族凝聚的强大力量。这样的一个国家绝不会成为分裂的国家,这样的民族也绝不会是一个分裂的民族。虽然,法轮功并非为国家统一安定的世俗目的而传,但是客观上却会起到这样的效果。
B、法轮功弘传奥妙何在
法轮功能够弘传奥妙何在?这是一个可以写一本大书的课题,而且恐怕只有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才有最终的解释权。这里我仅仅做一点简单化和世俗化的探讨。
法轮功有两个方面是最吸引人的。一个是他的原则,就是“真、善、忍”的修炼原则;另一个是由此派生出来的神奇的袪病健身效果,简而言之这两个方面就是“修”和“炼”。
如前面所说,中国的很多中老年人曾经经历过三年大饥荒、走过很多上山下乡、屯垦戍边的苦日子,在营养不良又几乎没有劳动保护的情况下参加重体力劳动,身体的健康状况普遍不如西方发达国家;而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在取消了城市人口用低工资交换来的公费医疗等福利待遇后,仍然只给工人很低的工资,甚至在买断了他们的工龄后让他们彻底失业,因此他们处在一种生病看不起的状况,从来没有任何医疗保障的广大农村人口就更无法负担日益昂贵的医疗费用,而衰老却一天天降临。
被病痛折磨是非常痛苦的,而这些人却只能通过锻炼身体等方法尽量增加对疾病的抵抗力。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许多气功得以迅速普及,其动力就是人们对健康的追求。然而这些气功鱼龙混杂,真伪并存,还有很多骗子冒充气功师骗取钱财,另外许多气功在祛病健身方面的疗效也并不太明显。法轮功就在这个时候,适时地出现了。他最初出现的形式与历史上很多正教出现的形式是一样的,就是给人解除病痛,且立竿见影。
健康的问题常常是许多人认识一门正教的缘起,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圣经》的《新约全书》中记述的那些有关耶稣治病的神迹。耶稣在传法前医治了麻风病人、百夫长的仆人、彼得的岳母、被鬼附身的人、瘫痪病人、瞎子和哑巴,并让一年轻女子起死回生,随后才差遣十二门徒把福音传遍四方。此外,象天主教明代传入中国的时候,第一个受洗的人也是个被利玛窦救治的患了不治之症的人。中国道家的一些流派一开始也是以治病的方式吸引信徒。
法轮功在传出的时候,李洪志先生曾经两次参加东方健康博览会,并亲自动手给人治病。其疗效之显著立即引起广泛关注,李先生也因此成为博览会中荣获奖励最多的气功师。在那之后,虽然李先生不再给人治病,但参加过李先生气功学习班和自己后来开始修炼法轮功的人,很快就体会到了法轮功神奇的治疗效果。许多曾经患过不治之症、被医院宣判死刑的人,却在修炼法轮功短短几个星期甚至几天中重获新生。
1998年,在北京、武汉、大连及广东分别由当地医学界对当地法轮功修炼人群进行了五次医学调查,被调查人数近三万五千人,其结果显示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98%以上,其中痊愈及基本康复率在70%以上,被调查者的心理状况和精神状况都迅速得到极大改善,在炼功期间他们能做到不需继续吃药和打针,而疾病不会加重与重发,反而身体状况越来越好;患有医学上认为的顽症、绝症或疑难病的学员也得到了康复;法轮大法修炼者普遍出现身体向年轻方向退的现象,许多老年妇女还会重来例假。(具体统计数据可参见“《法轮功健身功效北京万例调查报告》《法轮大法武汉学员修心健身效果部分调查》《[广州]法轮功祛病健身有效率高达97.9%”》
这些鲜活的例证对法轮功的传播无疑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当一个人见证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奇迹后,他自然就会把这种改善告诉亲朋好友。而亲友之间天然的信任胜过任何广告媒介。更为重要的是,法轮功的学习和一切活动都是公开和免费的,甚至在互联网出现以后,法轮功的一切书籍和音像磁带都可以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修炼法轮功既不需要登记,也不交纳会费,来去自由。人可以在零成本、零风险的情况下进行自由尝试,并会因此受益,从而把消息告诉更多的人。所以整个的传播可以说是指数型增长,在七年的时间就突破了一亿大关。
从这个角度来讲,法轮功袪病健身的效果有效地弥补了社会保障体系的不足。美国有一本杂志叫《US News and World Report》,在1999年2月刊登的报道中说,朱镕基对法轮功的这种健身效果非常赞赏,因为如果有一亿人在修炼,而每个人一年节省1000元医药费的话,一年国家就会省出1000亿元。无疑,这对国家和个人都是有巨大好处的事情。
当然,袪病健身并不是简简单单地练一练法轮功的动作就可以的,法轮功也不是为了给人治病才传出来的。袪病的先决条件是必须要按照“真善忍”的法理来约束炼功人的行为,而得到了健康身体却是修心向善的副产品(这里面的奥妙原因需要读者自己去看《转法轮》才能了解)。也就是法轮功把道德的提升看得非常重要。至少从字面上看,做到“真”,那么就不能说假话,欺骗别人;做到“善”,那么做事情就要从对方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不能欺负别人;做到“忍”,那么遇到矛盾时,就要宽容大度,不和别人一般计较。
在法轮功的修炼人群中,有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信任水平要远远高于社会上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度。同时,法轮功的“真善忍”原则提供了一种全然不同于社会上流行的“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道德衡量标准。这些都有助于约束人的欲望和不好的行为,把社会改变为一个更加祥和、充满信任和关爱的社会。这是一种无价的无形资产。
法轮功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就是遇到矛盾的时候,无条件地向内找,发现自己的不足,并努力去改掉它。因此,修炼的群体是个人人锋芒内敛的群体,这样的群体自然不会互相伤害,也不会伤害他人。与这样的群体接触,人是很容易产生安全感的。
对人身心两方面的改善(有时,这种改善还包含着更深的内涵),成了法轮功对信众的吸引力所在。可以说,他在客观上有效地满足了人对个体健康和社会安全感两方面的追求,而这两点一定是人生活幸福的基础。
C、法轮功的和平精神
法轮功认为“宗教和政治是不能够合一的”(见《精进要旨》之“大法金刚永纯”)。虽然法轮功并非宗教,但他也有严格的规定不许信徒借法轮功参与政治。李洪志先生还告诫弟子说:“弟子们切记,无论将来有多大政治与权势的压力,也不可以为政治权势所利用。”然而在中国就是这样,中共是个“讲政治”的党,你不参与政治,但政治却要来参与你。从法轮功传出后不久,中共就派出特务打入法轮功内部,几年下来虽然没有发现法轮功任何的违法行为,但却发现这个团体已经成长为一个数量超过中共党员人数的团体了。
如前所说,中共不希望中国出现一种人们真心相信的有神论学说,也不希望这个社会是个人们互相关怀和信赖的社会。虽然法轮功不会对人间权力感兴趣,但是对那些权力来源没有合法性的独裁者来说,却会把任何大一些的民间团体视为威胁,因为他们自己的权力是偷来的、骗来的,没有安全感的。同时,法轮功学员在修炼后日益表现出来的高风亮节、廉洁自律,会自然反衬出这个腐败政党的堕落和其某些成员(包括一些“领袖”)的低下人格。
就这样,中共党魁江泽民在1999年7月下令取缔法轮功,所有传媒上对法轮功的宣传都是谎言、诋毁、欲加之罪,所以镇压者也决不可能允许国际社会进行公开和公正的调查。而面对维护自己最基本信仰权利的法轮功上访者,镇压者也没有任何说得过去的理由与法轮功公开辩论,所以一切的媒体都被中共严厉控制,只能发出江泽民这一种声音。江泽民一定曾经自信,在他掌握了全国所有的生产、生活资源、一切媒体和暴力机器的情况下,对这些以“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为信条的法轮功学员来说,“三个月消灭”绝对没有问题。
然而江泽民显然低估了信仰的力量。法轮功从前赴后继地走向天安门请愿发展到了在全国通过各种方式揭穿江氏谎言。此时的江泽民已经骑虎难下,谎言一旦戳穿,他给自己编造的“伟光正”光环就会破产,同时他会被追究镇压责任。所以他除了继续给法轮功罗织罪名、无限上纲之外,动用了拘留所、劳改营、精神病院以及古今中外摧残人肉体和精神的最野蛮酷刑对付不肯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仅仅透过层层封锁而传递到国外的数据就显示有超过八百人被酷刑折磨致死。
这场镇压已经整整持续了四年多了。每个人都会从这场正邪对比黑白分明的较量中看到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法轮功虽然被打死了那么多人,虽然有数十万人被关到劳改营里受到洗脑和酷刑,虽然有那么多人家破人亡,虽然有那么多人被剥夺了一切工作和生活的机会,但是法轮功却从来没有诉诸暴力。如果看一看这些虽然老实、但并不懦弱的信徒的内心世界,我们看不到仇恨和仇恨的酝酿。一直到今天为止,他们所做的一切,包括对江泽民及其帮凶的法律起诉也都不是为了仇恨,而仅仅是为了还法轮功的清白,仅仅是为了营救那些仍在狱中备受摧残的同道,仅仅是为了人间正道。
毫无疑问,事实已经证明法轮功团体是一个理性的、有节制的团体。针对那些真正在这场迫害中手上粘血的凶手,他们公开诉诸法律渠道寻求公正惩罚,而对于那些在迫害中轻微犯罪的人以及被谎言蒙蔽的普通民众,法轮功信徒不断以各种方式和他们接触,告诉他们法轮功真实情况,并规劝作恶者赶快悬崖勒马。
法轮功的和平精神在这场极端残酷的镇压中表露无疑。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场镇压没有发生,而法轮功真的成为一个很大的团体,那么这个以理性、诚实、慈悲和宽容为原则的人群必然对中国可能发生的一切摩擦和动乱起到巨大的润滑、缓冲和消除作用,这就是社会安定的最大因素。不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都将受益。所以有人说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江泽民对法轮功镇压的荒谬和邪恶也由此可见一斑。
反过来讲,我们假设一个不可能的情况:如果不是因为法轮功具有大善大忍的精神而对暴力镇压揭竿而起,那些指望靠着共产党维持“稳定”,以便他们可以和平地和中国做生意并赚取超额利润的公司或政府必然陷入严重的难民潮和经济危机之中。这样看来,那些坐视中共镇压最基本信仰自由的人权而缄默不语的公司和政府都是短视的;那些继续往中国投资――实际上等于在为中共千疮百孔的经济大厦输血的公司和政府,难道不是在支持这架暴力机器,不是在吃法轮功信徒的“人血馒头”吗?最后为一切将会发生的悲剧――即最终的经济崩溃或生态崩溃――买单的不也有他们自己一份?
结语
法轮功并不主张禁欲和苦行,但是修炼法轮功以后的人自然会远离贪婪,并逐渐看淡人间的享乐。他们懂得珍惜自然、敬畏生命。法轮功作为迅速传播的信仰提供了重新整合民族文化的契机;他的和平理性精神可以消弭仇恨,使社会回到道德自律的社会;他对人身体健康和道德风气的改善提供了最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人们从中懂得约束自己的行为,在苦难面前互相扶持、共度难关。法轮功信徒宽宏大度的气量可以最大程度地达成社会各方的和解,而只在法律的范围内惩办元凶巨恶。虽然法轮功的传出不是为了解决世间这一切危机,但是这一切世间的危机却能被法轮功轻而易举地化解,而且这种化解已经成为一种既成事实。
同时,法轮功永远不参与政治和人间权力的争夺;不需要官方的支持而仅仅需要个人信仰的自由;甚至对其他正教信仰都保持包容的态度,这种与世无争的指导思想可以形成社会上一个巨大的缓冲层,缓解来自社会各方的冲突。
行文至此,在本文开篇提出的所有那些灾难性问题在法轮功这里都找到了答案。这一答案给陷入绝境的中国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出路和重新起飞的平台。消弭中国的崩溃危机和难民潮对于世界所有国家来说都等于挽狂澜于既倒。且法轮功能给人带来的远远不止这些益处。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都应对法轮功珍惜万分,因为他可以说是人类的希望。◇

11/30/2003

章天亮:绝境中的希望(四)

【明慧网2003年11月30日】作者注:据学者研究发现,今日之中国面临着社会道德资源(精神基础)和生态资源(物质基础)的全面崩溃。这两个社会赖以生存的最基本支柱一旦坍塌,其后果可能是中国不再浴火重生,这个人类历史上历经劫难而唯一幸存的古老文明将彻底走入历史。中共陷入一种两难的困境,如果把国家现在面临的问题告诉给民众,随之而来的就是普遍的恐慌和巨大的社会动乱,同时,中共在历史上欠下的累累血债和造成今天局面的政策都要受到清算;然而如果不告诉民众实情,问题只能越积累越严重,超过临界点后,最终的经济崩溃和生态灾难将无可避免,到时候,一切灾难的总爆发对全世界所有国家来说都将是一场浩劫。现在的困境和SARS爆发前后的局面很有些类似之处,但是严重程度却如泰山比于鸿毛。然而在一片绝望的分析后,笔者却发现所有这些看上去无解的难题都指向了同一个出路,因此写出这篇文章,仅做为一家之言,愿意与一切关心中华民族前途的有识之士进行探讨。]
(接前文)
六、仇恨的发作
网上曾经流传一篇中共杀人纪录,中共建政五十多年所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达到八千万之巨,可以说血债累累。比如中共在大陆刚刚夺取政权就以“镇压反革命”等名义处决了四百万人。接下来反右斗争中抓了二百多万右派,数万人自杀或非正常死亡。从1959到1961年的大饥荒饿死了三千万中国人。文革时迫害致死的至少数百万之众,牵连上亿人,并荒废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六四”事件更是中共在天安门广场当着全世界的面杀人。连林彪自己都说,今天一小批,明天一小批,加起来就是一大片。仔细算下来,全中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受到过中共的迫害。
中共一直对“阶级敌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平民百姓,都被这架绞肉机折磨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除了肉体折磨之外,更厉害的是精神迫害。刘少奇临死前还要被强迫听中共“九大”将他“永远开除出党”的决定,无论谁被中共指为阶级敌人,最亲爱的配偶子女、父母兄弟、亲朋好友必须马上与他划清界限。还有没完没了的“批斗”、“公审”、“认罪”、“检讨”,把一个人的人性和尊严彻底摧毁。
在这样一个国家中生活,每天面对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残酷现实,如果不与那些迫害者变得同样残忍,就必须变得麻木。在有神论的人眼中,人命至重,人命关天。在无神论者的眼中,生命不过是蛋白质的存在形式(恩格斯语),人死了没什么大不了,只不过一些蛋白质的存在形式改变了而已。
在欠下累累血债后,中共最害怕的就是一旦失去权力,无法用掌握的暴力机器保卫自己的时候,遭到老百姓的清算,因为中共自己就一向教育民众“血债要用血来偿”。在传统文化被破坏之前,“人命关天”的概念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约束民间行为。许多人也把人世间的苦难委之于命。但是,当“无神论”的宣传不再让人敬畏生命,而人性中恶的一面又被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不断放大和放纵,仇恨就变成了可以吞没人的理智、而让人疯狂的东西。
到目前为止,仇恨尚未发作的原因是中共从成立的那一天开始,就把所有的舆论工具和暴力机器抓在手里。在中国,老百姓虽然知道党内的黑暗,但大多数是从自己亲身经历出发,没有对中共逆天叛道、腐败、残忍和累累罪行的全面认识;中共暴力机器的严厉镇压,更让老百姓对自身受到的剥夺敢怒不敢言。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中国沿着现在的道路继续走下去的话,重大的天灾、生态崩溃或经济崩溃都在所难免,随之而来的就是政府管制失灵。在生存都成为问题的一片混乱中,军队和资讯都将失控。
资讯的失控,会让老百姓全面认清中共的罪恶;军队的失控,会让老百姓认识到“翻身”的时刻终于来了;加上全民破产,生活失去着落;生态的崩溃让整个民族失去了前途和一切希望,此时绝望中的民众自然会把一切不幸算到中共的头上,并因失去道德、信仰和文化的约束而在仇恨的驱动下把普通党员视为复仇对象,重演土改时的杀人惨剧。到时候,且莫说中共贪官,即使是那些稍微富裕的人也会成为洗劫和打击的对象。
在假恶斗成风的社会里,仇恨的发作会使人做出极其激进和危险的行为,同时法律体系失控,做坏事无法得到立即有效的制止和惩罚(这也是中共一直以行政命令凌驾于法律之上造成“有法不依”的恶果),人在中共长期“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身教和无神论“洗脑”下,无法用理性约束自己,会在社会上形成恐怖氛围。在人人自危的心理下,人们可能会出于自保的目的而以家族或村落为单位联合起来(SARS爆发期间曾经出现过这种联合的雏形,因为对外面的人无法信任),慢慢发展出一些黑帮化的团伙,社会治安从此不可收拾。
七、民主的滞后性和短视性
与专制制度相比,民主的优越性无疑是巨大的,比如制度透明、媒体监督、权力制衡等。在这方面的论述已经有很多,在此不赘述。
同时也必须看到,民主并不是万灵药。正如丘吉尔所说,民主只是所有坏制度中不太坏的一个制度而已。我们不谈民主不象一种信仰或者宗教一样可以约束人的物欲,因为在政教分离的社会,信仰问题本来也不是民主要解决的问题,而要谈谈另外两个问题,是民主社会的先天弊端。
一个就是民主的短视性。比如一个人当总统只能干两届,那么争取连任当然成了第一届的一个重要任务。在物欲越来越流行的现在,拼经济发展就成了一个重要的拉选票手段。这会派生出许多短期行为,比如为了从中国拿到廉价商品可以姑且把人权问题束之高阁,或者仅仅在嘴上做一个姿态。至于这样做会有什么后果,比如中国因为成为世界加工厂而生态急剧恶化会不会危及我们的子孙;中国会不会利用从我们这里赚到的钱去发展它的军工等等,那么都留给下一届政府吧!这就是一种短视的做法,虽然短期红红火火,但是长期的危害却非常之大。
另一个就是民主的滞后性。确实在民主国家,百姓可以通过弹劾总统的办法让他下台。但是往往一些问题和严重后果是在几年、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以后才发酵出来。此时,再吃后悔药就来不及了。好比当年英法两国的绥靖政策养活了希特勒,给全世界带来了长达六年的战争和数千万人伤亡的惨剧,但当年绥靖政策还是很受欢迎的,《慕尼黑协定》还曾经被认为是给“整整一代人带来的和平”。一直到二战爆发,美梦才被惊醒,可惜为时已晚,虽然张伯伦下野,丘吉尔上台,但大错已经铸成,战争已无可避免。
解决中国的问题仅仅依靠民主还远远不够。同时,民主仅仅是一种制度,而不是一种文化。如果在中国立即实行民主还会出现前面提到的因为缺乏统一文化而民族四分五裂的乱局。另外民众在刚刚获得民主,但一直没有必要的信仰、法制和理性观念引导的情况下,残酷清算的激进思想可能会成为社会主流思想,而使中国被复仇主义所笼罩。让社会再次平息下来,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且中国的生态和经济是否还给我们的民族留下这么大的动荡余地,都是一些未知的变数。(待续)

11/29/2003

章天亮:绝境中的希望(三)

【明慧网2003年11月29日】[注:据学者研究发现,今日之中国面临着社会道德资源(精神基础)和生态资源(物质基础)的全面崩溃。这两个社会赖以生存的最基本支柱一旦坍塌,其后果可能是中国不再浴火重生,这个人类历史上历经劫难而唯一幸存的古老文明将彻底走入历史。中共陷入一种两难的困境,如果把国家现在面临的问题告诉给民众,随之而来的就是普遍的恐慌和巨大的社会动乱,同时,中共在历史上欠下的累累血债和造成今天局面的政策都要受到清算;然而如果不告诉民众实情,问题只能越积累越严重,超过临界点后,最终的经济崩溃和生态灾难将无可避免,到时候,一切灾难的总爆发对全世界所有国家来说都将是一场浩劫。现在的困境和SARS爆发前后的局面很有些类似之处,但是严重程度却如泰山比于鸿毛。然而在一片绝望的分析后,笔者却发现所有这些看上去无解的难题都指向了同一个出路,因此写出这篇文章,仅做为一家之言,愿意与一切关心中华民族前途的有识之士进行探讨。]
五、无神论的恶果
从进化论中派生出的无神论是共产主义学说的基石。在共产党的说教中没有宗教意义上的天国,所以它才要建立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就连国际歌里也唱“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共产党从进化论中进一步发展出了被他们自己称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套东西,也就是人类社会也是从低级到高级不断“进化”,而“社会主义”就是“进化”的结果,“共产主义”更是社会“进化”的最高形式。
这种共产党自说自话,没有经过任何实践证明的无神论成了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理论基础,这就决定了共产党和真正宗教信仰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人作为神所创造的万物之灵,从内心最深处还是渴望神的眷顾和生命的永恒,这种自发的宗教情结唯有信仰能够填补。共产党虽然在宣传无神论,但同时它又把自己打扮成神,打扮成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领袖,以填补人的信仰需求,这就是共产国家最最常见的造神运动,或曰“个人崇拜”。
在一个社会中,道德是约束人类行为的自然法则,而道德却是神给人制定的。共产党在打倒了人对神的信仰之后,就自己摇身一变成了道德的化身,并拥有了对道德的解释权。这就是共产党为什么永远“光荣正确”,死不认错(它认错也是不诚恳的,而且是为了继续证明自己“光荣正确”的,所以算不上真正的认错,比如它虽然否定文革,但却绝对禁止民间深入反思和讨论文革)。
在中国的官方宣传中,经常出现“社会主义道德”这个词,似乎原本是普世价值的道德在这里具有了阶级性。而是否“热爱社会主义”竟然成了衡量一个人道德与否的标准之一。而且中共自己对道德的定义变来变去,最后似乎变成了只要和党保持一致,就是最“道德”的人,哪怕这个党已经堕落得五毒俱全。
共产党的这种说教是经不起推敲的,更不符合它自己一贯宣扬的“科学”精神,在许多方面无法自圆其说,而它所面对的又是一个具有五千年修炼文化作为传统的民族,和几亿曾经深受“儒、释、道”信仰影响的人群。因此,为根除有神论对中国人的影响,中共除了砸烂传统文化之外,在建政之初,还给寺院、道观、修道院和民间的修行人士扣上种种帽子进行了血腥的屠杀,并派它的地下党员打入宗教团体,把佛、道、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彻底“统战”在中共旗下,接受中共的领导。中共这种打着宗教旗号反宗教的“宗教灭绝政策”使中共本身成了中国超越一切宗教的准宗教组织。这一极具邪教特征的“准宗教组织”因为知道自己的理论漏洞百出,因此具有鲜明的“排他性”。
一个保持了对神自由信仰的社会是一个“博爱”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爱”(关怀)是社会关系最基本的组成部分。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造物主创造和赐予,因此人心中会知道尊重生命,也会敬畏和爱惜神为人创造的自然界,在神的面前众生平等。然而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和信赖,会形成一种独立于共产政权之外的凝聚力,这是共产政权最不愿意看到的。
对神的信仰,会给人一个不同于共产党说教的价值判断,而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和紧密关系又会使真理的传播变得非常迅速。这会极大地威胁到中共掌权的理论基础,因此中共采取了一个系统的办法把中国人变成一盘散沙:无论谁说了什么,别人都会怀疑。
其中一大发明就是上面定一个“阶级敌人”的百分比,然后让下面去抓。比如一个单位有1000个人,一定要揪出百分之五的右派,那就是50人。但是人人都知道,在共产党垄断了一切社会资源的国家,谁要是被党定为敌对分子,那就意味着一生幸福的完结,从此在万人唾骂中苟延残喘。但是上面定下来了这个指标,不抓又不行,领导不抓领导就得自己去填补这个指标,最后的结果是大家互相揭发,只有揭发了别人才能保住自己。被揭发的人除了拼命辩白外,还要揭发别人“戴罪立功”。这样仇恨很快就在群众中煽动起来,在政治斗争的大环境下,即使亲密如父子、兄弟、夫妻也无法信任。这一套花招,共产党玩儿得炉火纯青,民间称之为“挑动群众斗群众”。
无神论的宣传灌输使大多数老百姓在人性被中共“异化”、“奴化”的过程中失去了最后的道德防线。尽管有一些有识之士,可以清醒地看穿中共的这套把戏,但是他们的声音却被中共彻底封杀掉了。同时,当人与人之间失去信任变成一盘散沙的时候,中共强大的专政机器是可以轻易地把他们各个击破的。
在“六四”事件以前,中共还有一些理论说教,蒙骗了一些人。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中共在天安门广场杀人,共产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已经彻底破产了。中共已经不可能再发明出什么理论学说统一思想,此时中共的策略就变成了让人根本不去考虑精神领域的追求而完全沉迷于物欲的追求和满足中,以免民间或外来的民主启蒙或信仰启蒙会逐渐整合成新的意识形态,挑战中共的权威。
无神论的一个恶果就是人失去了“作恶会遭报”的概念,而敢于为所欲为。穷惯了的中国人在“不管白猫黑猫”的利益驱动下迅速演变为一个“笑贫不笑娼”的社会。这里的“娼”不仅是指那些出卖肉体的妓女,还有那些出卖灵魂为中共政权涂脂抹粉的“知识分子”。同时,为追求利益,中国人开始了对自然界和对同类的疯狂掠夺。对自然界的掠夺造成了无法弥补的生态灾难,而对同类的掠夺使全国各地假货横行,从毒米、毒面、毒油到假烟、假酒、假药,从商品造假到文凭造假,坑蒙拐骗、五毒俱全,只要能赚到钱可以不择手段。人的自私心理急剧膨胀,一切以个人安危和享乐为中心,缺乏对他人最起码的尊重和关怀。
同时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在用卑鄙手段对待别人时,别人也会这样对待自己;当自己看到一个落水求救的人、或者流氓当众强奸妇女而默不做声的时候,如果自己落难,也同样不会有别人施以援手,因此在社会上人人自危。
共产党虽然靠无神论和拜金主义把全体中国人变成一盘散沙,可以收买、恐吓、各个击破,从而延续了自己的统治,却让整个民族付出了巨大的生态成本和道德成本。“六四”以后,江泽民用最卑鄙的手段继续延续中共的生命,但却是以彻底毁灭整个民族的前途为代价的。(待续)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03/11/29/61328.html

11/28/2003

章天亮:绝境中的希望(二)

[注:据学者研究发现,今日之中国面临着社会道德资源(精神基础)和生态资源(物质基础)的全面崩溃。这两个社会赖以生存的最基本支柱一旦坍塌,其后果可能是中国不再浴火重生,这个人类历史上历经劫难而唯一幸存的古老文明将彻底走入历史。中共陷入一种两难的困境,如果把国家现在面临的问题告诉给民众,随之而来的就是普遍的恐慌和巨大的社会动乱,同时,中共在历史上欠下的累累血债和造成今天局面的政策都要受到清算;然而如果不告诉民众实情,问题只能越积累越严重,超过临界点后,最终的经济崩溃和生态灾难将无可避免,到时候,一切灾难的总爆发对全世界所有国家来说都将是一场浩劫。现在的困境和SARS爆发前后的局面很有些类似之处,但是严重程度却如泰山比于鸿毛。然而在一片绝望的分析后,笔者却发现所有这些看上去无解的难题都指向了同一个出路,因此写出这篇文章,仅做为一家之言,愿意与一切关心中华民族前途的有识之士进行探讨。]

三、全民破产
中共在当初夺取政权的时候号称要建立一个以全民所有制为主、集体所有制为辅的公有制经济,实际上他们也是在这个幌子下把一切财产收归国有,对于地主、富农、民族资本家和小资本家进行镇压,关的关,杀的杀。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和人民公社运动之后,除了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所有的工人、农民和那些曾经比较富裕的人都成了真正的无产者。
不过在改革开放以前,工人作为城市人口还是以自己毕生只得极其低廉的工资为代价享有政府福利性的廉价住房、养老金和公费医疗等社会保障。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保障体系全面瓦解,工人不但丢失了铁饭碗,而且丢失了政府曾经许诺给他们的一切福利待遇,而陷于几十年来农民一直处于的自生自灭状态,生不起病、住不起房,“一生献给党,老了没人养,想要靠子女,子女都下岗。”
一个人能够生活下去至少需要有希望和未来。当他想“我明天要干什么”的时候,最起码他得有明天。也就是说,对未来的安全感非常重要。但由于政府不提供社会保障体系,城市人口只能从极为有限的收入中拿出来一部分存进银行,希望靠存款给自己提供一点安全感。而中共为了维持其经济繁荣的假象,却在民众不知情的情况下把这些存款借贷给那些经济效益极差的国有企业,或者那些依靠贿赂而与政府高官建立了良好关系的私营企业主。这些钱因为收不回来而变成了坏帐。
按照国际标准,中国的四大国有银行已经全部破产,每天靠挪用老百姓的存款和外国公司的巨额投资混日子。中共内部的高官对此心知肚明,他们正亲眼看着这座千疮百孔的经济大厦摇摇欲坠,那么他们最大的希望就变成了力争在经济大厦坍塌之前,以最快的速度贪污最多的钱,然后逃亡国外隐姓埋名过上逍遥日子。被枪毙的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生前就曾对其情妇说:“共产党早晚会垮台,最多大概只有十年时间,我们要为自己留后路,如果共产党垮了台,出现象前苏联那样的局面,没有后路,大概只有去给人家看大门。”
用政论家胡平先生的话来说,中共贪官不是在“腐败”,而是在“抢劫”。他们有许多我等平头百姓无法了解的手段把《宪法》里写着归劳动者所有的财产变成他们的私产,在极短的时间内用权力洗劫百姓,劫贫济富,迅速积累巨额财富。因此,目前国内很多暴富阶层的私有财产是没有合法性的,就象中共领导人至今不敢向民众公开他们的实际财产。
与东欧和前苏联社会主义国家解体不同的是,这些国家的资产流失远远没有中国这么严重,因此理清产权关系,把原来充公的财产物归原主,对其它资产采取拍卖等手法进行私有化还是可行的。而中共垮台后给中国留下的将是一笔烂账、一锅浆糊,对于现有资产的清算将成为极为棘手的问题,同时绝大部分资产可能早已通过资本外逃转移到国外,下落不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不清晰必然会带来生产停顿,严重阻碍经济的发展。同时,如何对剩得可怜的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才能让全体民众满意,从而平息他们的怒火?
可以设想一下,中国的老百姓有一天一觉醒来,发现寄托了他们全部未来希望和安全感的存款已经化为泡影,他们将会以什么样的心情看待这个社会。谁能保证他们不会在绝望的支配下铤而走险,引发杀贪官、吃大户和抢劫风潮,从而使社会秩序一片混乱?
四、生态崩溃
一个政府要执政,其权力来源必须具有合法性。否则别人就会问,“凭什么你当国家元首把持权力而不是我呢?”在中国古代,这个问题很好回答,因为“君权神授,血统继承。”在民主社会,这个合法性是靠选票承认的,是大家伙儿把这个人选出来做总统的。到了中国这就是个截然不同的问题了。
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破产之前,中共一直在宣传它是最先进、最革命的政党,只有它才能领着大家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而且它的领袖永远英明伟大、一贯正确,“指引我们向前进”。这种说教曾经在中国大地上掀起过狂热,也蒙骗了相当数量的人,从而成为当时中共执政合法性的理论基础。
“六四事件”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当中共让用来抵御外国入侵的野战军掉转枪口、开着坦克在天安门广场屠杀那些并没有要中共下台,而只是让中共惩治官倒和腐败的无辜学生时,民众对于政府的希望开始走向破灭。随之而来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标志着在整个世界,社会主义实践已经日暮途穷。
从那时候开始,中共已经没有办法再用意识形态来整合社会,那么他们就试图用执政的有效性来代替合法性。也就是说,也不要争论“姓社姓资”了,干脆咱们摸着石头过河,大家全心全意地发展经济吧。中共力争给老百姓造成一个印象,就是只有它才能领导中国的经济腾飞,每年保持百分之七、百分之八的增长率,才能早日走向小康。而且要让老百姓觉得今天的生活是来之不易的,必须要保持“稳定”,这样在走向小康的路上才能少一些波折,走得更快一些。换句话说,它用经济发展来支持它的执政合法性,目前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被掩盖或被堂而皇之地解释为“发展中的问题”,都是“暂时的”,都可以随着经济的发展解决。然而一旦经济发展无法持续,失业人口会迅猛增加,其它那些被掩盖的社会危机也会一总爆发出来。
这里必须明确两个问题,首先中共所谓“每年百分之七、百分之八的增长率”是外界无法核实的,完全来自这个全无信誉可言的政党自己的宣传机器,同时每年数百亿美元的资本外逃足以抵消这一经济增长。确实有一些人生活得到改善,但那却是在社会财富总量不变(甚至减少)的情况下,以掠夺弱势群体的财富,扩大贫富差距实现的。
另外,这种经济增长的生态成本要远远大于收益。目前中国森林锐减、西北地区沙漠化、华北平原水资源奇缺、淮河污染、黄河断流、长江大洪水、湖泊面积减少等等都是中共为发展经济付出的生态成本。假如说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是十万亿元人民币,可是却付出三十万亿元的生态成本,谁还会为这样的“经济成就”欢呼雀跃呢?
这里仅仅举水资源为例。为降低生产成本,工厂采取对环境污染放任自流的态度。中国年污水排放量达600亿立方米,为了省钱,其中有超过80%的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水域。本来中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就仅有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现在加上水污染严重,实际上已经造成了严重的水荒。中国九大水系――珠江、闽江、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和松花江水系全部污染,甚至成为毒河。
地表水的缺乏使中国人不得不超量开采地下水,以华北平原为例,整个华北平原的地表一直在陷落,七十年代抽取地下水的机井只要打二十米深,现在要打到二百米深井。人人都知道北京的夏天地表温度四五十度的时候,自来水龙头里流出的水却冰冷刺骨,可见地下水的水位之低已经无法和地表形成热交换。
我引用一段新生网2001年9月14日的一篇报道:“由于水资源的短缺和地表水源的污染,而工农业用水又逐年剧增,向地下榨取水源已成为唯一的选择,密密麻麻的机井亦成了华北平原的一大景观。这一杀鸡取卵的行为,造成两大恶性循环。第一,深层地下水被抽取后,地表的降雨要重新渗入,大约需要一百年或更长的时间;第二,地下水为各土壤层的张力填充,它被抽取后,地面下沉,而且必然有其它东西来填充真空,那就是海水或是污染水。即使将来环境改善,地表有了充足的、净洁的水源,但也根本无法将已经鹊巢鸠占的污水咸水排挤出去。所以说,这是一个永远的悲剧。”
如果华北平原的地下不再有淡水,紧接着就是此处寸草不生,土地在极短的时间内沙漠化,几亿人口将面临着无家可归、无粮可吃的绝境。华东平原现在也正在步华北的后尘。不幸的是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一个几乎无法扭转的残酷现实。丝绸之路上楼兰古国的覆灭不就是沙漠化的结果吗?
水资源仅仅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森林、草原、矿产等许多资源都在中共为发展经济涸泽而渔的政策下被盗被抢。同时由于社会道德沦丧,国有财产产权不明确,大家都抱着我不污染别人也会污染、我不拿别人也会拿、我不偷别人也会偷的态度对待自然资源,使中国这个人口压力本来已经万分巨大的国家陷入生态资源的全面崩溃中。
可怕的是,中共在自己制造了这场生态大灾难后,却害怕老百姓一旦知道了真相后引起恐慌和社会动荡,不敢关停污染企业以暂时阻止生态继续恶化,也拿不出钱来进行治理,因为这都会让其经济发展陷于停顿和倒退。中共官员们可能发现,做为经济成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出口的国家,不对污染进行处理是“最好”的降低产品成本、提高出口竞争力的办法(中共一直想办法拒绝人民币升值,也是为了提高出口竞争力吧。)。老百姓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仍然在继续糟蹋环境。等到中共垮台以后,下一届政府可能会发现治理生态的成本高得让他们根本负担不起,而巨大的人口压力又只能通过继续榨取自然资源维持社会运转,这种恶性循环会让整个中国陷入更大的生态灾难之中。
搞体育和搞经济的可能都知道,必须在规定时间完成规定动作才有意义。比如买卖股票,如果晚上几分钟,可能就是发财和破产的区别。西方国家经常抱着希望中国在经济发展之后走向民主和法制的天真想法,然而他们却不会料到,也许还没等中国的经济发展起来,就会因为生态崩溃而给全球造成以十亿计的难民。到时候,哪一个国家还会幸免于难呢?(待续)

11/27/2003

章天亮:绝境中的希望(一)

[作者注:据学者研究发现,今日之中国面临着社会道德资源(精神基础)和生态资源(物质基础)的全面崩溃。这两个社会赖以生存的最基本支柱一旦坍塌,其后果可能是中国不再浴火重生,这个人类歷史上歷经劫难而唯一倖存的古老文明将彻底走入歷史。中共陷入一种两难的困境,如果把国家现在面临的问题告诉给民众,随之而来的就是普遍的恐慌和巨大的社会动乱,同时,中共在歷史上欠下的纍纍血债和造成今天局面的政策都要受到清算;然而如果不告诉民众实情,问题只能越积累越严重,超过临界点后,最终的经济崩溃和生态灾难将无可避免,到时候,一切灾难的总爆发对全世界所有国家来说都将是一场浩劫。现在的困境和SARS爆发前后的局面很有些类似之处,但是严重程度却如泰山比于鸿毛。然而在一片绝望的分析后,笔者却发现所有这些看上去无解的难题都指向了同一个出路,因此写出这篇文章,仅做为一家之言,愿意与一切关心中华民族前途的有识之士进行探讨。]
导言
2001年9月,美国康乃尔大学法学博士章家敦先生出版了展望大陆在加入世贸后之政局的书,他从经济分析的角度得出结论——《中国即将崩溃》。在章博士出版这本书的前一年,中国作家郑义也出版了《中国之毁灭——中国生态崩溃紧急报告》。
从两位学者的书中,我们不难感受到中国在表面繁荣下潜藏的巨大危机。经济基础和生态底座的坍塌必然导致上层建筑的坍塌,也就是政权的解体。实际上,中共通过几十年谎言和暴力治国,不仅把国民经济和生态推到崩溃的边缘,中国的文化体系和道德体系也被推到了岌岌可危的状态。
歷朝歷代走到君王无道、民不聊生的时候,都会出现一次社会的大动乱,所有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要重新洗牌、整合,改朝换代,江山易主。这个过程短则几年,长的如春秋战国时期经歷了上下500年。不过歷次动盪之后,只要经过几年的休养生息,新王朝就立即可以开创一个盛世,从「文景之治」到「贞观之治」莫不如此,究其原因,是因为民族精神不死,自然资源仍在。
然而今天中国所面对的却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困境,除了执政者之腐败堕落、普通百姓之走投无路一如过去的王朝末世,更面临着社会道德资源(精神基础)和生态资源(物质基础)的全面崩溃。这两个社会赖以生存的最基本支柱一旦坍塌,其后果可能是中国不再浴火重生,这个人类歷史上歷经劫难而唯一倖存的古老文明将彻底走入歷史。
可以说,中共通过它五十几年血腥统治和专制独裁,制造了一座足以摧毁这个民族,甚至给世界带来巨大灾难的活火山。目前这座火山完全是因为中共的暴力镇压和舆论压制才没有喷发出来。然而这种镇压却似饮鸩止渴。最后的爆发,尤其是生态崩溃引发的灾难,既使是圣人出世也回天无力。同时中共自己也看到了,如果它稍微放松一点镇压,还没有等它从火山口全身而退,那石破天惊的岩浆喷发就会在瞬间把它烧为灰烬,因为它是这一切灾难的始作俑者。
所以,中共陷入一种两难的困境,如果把国家现在面临的问题告诉给民众,随之而来的就是普遍的恐慌和巨大的社会动乱,同时,中共在歷史上欠下的纍纍血债和造成今天局面的政策都要受到清算;然而如果不告诉民众实情,问题只能越积累越严重,超过临界点后,最终的经济崩溃和生态灾难将无可避免,到时候,一切灾难的总爆发对全世界所有国家来说都将是一场浩劫。现在的困境和SARS爆发前后的局面很有些类似之处,但是严重程度却如泰山比于鸿毛。
本文愿意从民族、经济、文化、生态、社会大众心理等各个层面探讨中共继续其高压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找到病症方可对症下药。有很多知识分子也从不同的角度预见到了这种灾难性前景,他们出于深重的使命感而积极为中国的困境寻找出路,但是这些出路却因为中共出于「被清算」前景的担忧,无法自上而下地配合而搁浅。
《世界经济导报》的前编辑张伟国先生曾经形象地形容中共的「反腐败」斗争,称之为不反腐败是「等死」,而认真反腐败则是「找死」。如果把这句话稍作变动的话也仍然成立。虽然一些知识分子「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地继续努力寻找出路,另一方面,中共却因为不想「找死」而处在一种无所作为的「等死」状态。但最可悲的是,我们的民族似乎无论如何也会被中共拉去垫背。
在一片绝望的分析后,我却发现所有这些看上去无解的难题都指向了同一个出路,因此写出这篇文章,仅做为一家之言,愿意与一切关心中华民族前途的有识之士进行探讨。全文共分八个部分。
一、兵荒马乱
不仅仅是中国人,就连西方政府和中国问题专家都害怕中共垮台后,会在中国出现内战、饥荒和难民潮。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这种冲击势必要波及所有国家。
纵观中国的歷史就会看到,歷次改朝换代都会有一段「兵争天下」的时间。从周平王东迁洛邑开始,是五百年春秋战国之乱,然后统一于秦;秦末从陈胜、吴广起义到楚汉相争,打了六年,然后统一于汉;东汉末年三国鼎立,到五胡乱华、东晋偏安、南北朝对峙,中间经过了四百年的战乱,统一于隋;隋末十八路反王,七十二路烟尘被李世民扫灭,前后歷时大约十年,统一于唐;唐末黄巢起义,经过五十多年的五代十国战乱,统一于宋;宋朝一直受到外族入侵,统一于元;元末红巾军起义,至朱元璋统一经过了十六年;明末从张献忠起义,到李自成建立大顺政权,经过了十四年战争,随后清兵入关;清末孙中山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体,从1911年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至1928年蒋介石北伐成功、统一全国,中间也经歷了十七年的时间。
老子说:「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战争会带来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以及由于饥荒和杀戮造成的人口减少。一般一个新王朝建立之后,都要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才能安顿流民、恢復生产和社会秩序。
这种必然发生的兵荒马乱,其表面原因是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个血统继承的「家天下」社会,因此在体制外不存在天然的继承人。当一个皇帝的荒淫残暴背叛了「天道」的时候,造反的起义军就变成了「替天行道」。虽然如此,皇帝下台后的权力真空到底由谁来填补,各路反王哪个人奉天承运,这个就需要靠实力说话了。
中共在建政后,其独裁程度远远甚于中国歷史上的一切封建王朝,也从来没有给过百姓真正的民主,同时用无神论砸碎了「君权神授」的传统概念。对于民间控制之严厉使得在中共体制之外根本就不存在一个众望所归的领袖,更没有一个人具有统一全国的军事威慑力,很难想像中共现行体制内那些手握重兵的人不会抱着和袁世凯一样的野心成为新的独裁者,或者成为段祺瑞、张作霖、吴佩孚那样的大军阀。当SARS爆发之后,尚且有许多村庄挖断公路,划村而治,当中共彻底失去镇压能力后,怎能保证民国初年各省通电独立的故事不会重演?
更为严重的是,现代社会已经不再是封建社会或者辛亥革命后的农业经济了,各省无法自给自足,而发展工业的资源当地又不齐全。尤其在中共对环境毫无顾忌地污染和糟蹋之后,中国的生态体系正面临全面崩溃,争夺自然资源、包括饮用水这样最基本生存资源的战争就可能会在各省之间展开。而武器的发展,又早已跨越了冷兵器时代,进入细菌武器、化学武器和原子武器时代。即使不用这些武器,常规武器的杀伤力又岂是过去的大刀长矛所能相比?
中国现在承载着巨大的人口和环境压力。在一个安定的社会秩序下进行生产,才可以勉强维持民众的生活和基本物资的供给。如果社会出现剧烈动盪,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遭到破坏,那么中国陷入大饥荒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国际社会需要拿出多少粮食才能填饱几亿张飢饿的嘴?拿出多少钱来才能遏制中国的难民潮?花费怎样的政治努力才能让中国的各方力量坐下来谈判?这些对于所有地球人来说可能都是一场劫难。
这是第一个看上去无解,但是却并非绝对没有出路的难题。
二、民族分裂
在中共垮台后,民族问题会立即浮出水面,成为新一届政府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一直在争取新疆独立的维吾尔人可能会趁机建立自己的国家,西藏和台湾问题也都会浮出水面。
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一旦垮台,有两种趋势耐人寻味。一个是苏联分裂为十五个加盟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为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国家,南斯拉夫分裂为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以及马其顿共五个国家;与此相反,原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却在1990年宣佈统一。我们分开来看看这两种趋势背后的原因。
国家之所以分裂和统一,与民族问题有很大关系。一般来说,一个民族具有自己独特的语言、文字、信仰、风俗、歷史、生活习惯,甚至地域,当然希望按照本民族约定俗成的方式进行生活,由本民族的人进行管理。在前共产党国家,一方面共产党试图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去替代不同民族的不同信仰(精神手段);另一方面通过经济收买和暴力镇压(物质手段)来对付民族分裂。然而随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破产,暴力镇压的力度一旦减弱,曾经因为暴力积累的仇恨就会爆发出来,至少不同的民族都希望通过某种方式、如全民公决等脱离曾经统治他们的外族人。按照王力雄先生的说法:「专制造成的民族问题往往被专制镇压掩盖,等到民主转型时爆发。」
中共在宣传自己的民族政策时,经常标榜自己给少数民族拨了多少款,多大幅度地帮助少数民族发展了经济,实际上,民族问题跟经济问题并不绝对相关。以捷克斯洛伐克为例,虽然捷克民族和斯洛伐克民族同属于斯拉夫人,但是歷史上斯洛伐克民族长期为匈牙利人征服,经济比较落后;而捷克民族更靠近日耳曼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即开始工业化,经济比较发达。斯洛伐克却并不想绑在捷克这个富裕的兄弟身上,不顾失业率大幅上扬,外来投资大量减少,毅然与捷克分道扬镳。
很多人会说,中国与这些国家都不相同,因为中国文化中歷来有「大一统」的意识,所以在5000年的歷史中,中国经过了无数次的战乱和分裂,但「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点到了问题的关键。
一个国家要统一就必须有共同的文化基础,这几乎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在歷史上曾经有不少英雄横空出世,如波斯王大流士、罗马的凯撒大帝、马其顿国王亚歷山大等,都曾经建立过横跨亚州、欧洲和非洲的庞大帝国。蒙古人崛起大漠的时候,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铁骑横扫欧亚大陆。但这些帝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几十年的时间就分崩离析,而且破碎得没有办法再统一起来。究其原因,就是他们在当初创立帝国的时候,纯粹靠的是武力征服。
反观中国的歷史,中国对于其版图控制内的民族一直以文化征服为主。在秦朝以前的五帝三王时期,中原地区的文化是最先进的,无论是农业、科技、历法还是礼仪。远方的人为了学习中国的文化,需要经过几重翻译,但是前来朝拜的人仍然绵绵不绝。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推行了「书同文」的政策,这使得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可以轻易地传播到秦朝武力控制的所有地区。
中国文化从轩辕黄帝开始一直是道家文化占主导。到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在民间的正统地位正式确立,即使是匈奴等少数民族也深受汉地文化的影响,甚至他们的姓氏都有使用汉姓的。实际上,中国人内向和含蓄的性格都来自于道家的清静和儒家的克己,这种修炼文化注定了这个民族在战争中,他的优势不在武力上,而在谋略上。但是,也正因为这种修炼精神决定了民族文化的道德起点非常高,因此得到了各个少数民族的认同。
由于汉人一直在体力上和少数民族相比佔劣势,从秦朝开始,大部分时间统治中国的实际上并不是汉人。秦朝本身属于「西戎」,就是少数民族;汉朝上下四百年属于汉人统治了,但是到西晋司马炎统一三国不到二十年后,就开始了长达一百三十多年少数民族入侵的「五胡乱华」时期。随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鲜卑人)在公元439年统一北方,至隋文帝统一全国又经过了一百四十多年。隋唐这两个朝代都不是纯正的汉族血统,隋文帝杨坚和唐高祖李渊的父亲娶的都是鲜卑人独孤信的女儿,因此隋唐的君主都有鲜卑人的血统,唐太宗的长孙皇后也是鲜卑人(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唐朝一直用少数民族军官如安禄山、哥舒翰等人做藩镇的节度使,也是佛教这样的外来宗教走入鼎盛的朝代)。宋朝时,西夏、辽和金佔据了全国将近一半的土地,也都是少数民族。元朝是蒙古人,清朝是女真人。算下来,中国歷史上倒有一半以上时间都是胡人做皇帝。
然而特殊的是,中国的文化却一直在传承发展,「儒、释、道」作为信仰和文化的主流一直没有中断。中国文化是一个包容文化,无论是哪个少数民族入侵,都会被汉地文化所同化,而且汉地会把其他民族文化中最好的部分吸收进来。佛家思想进入汉地就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元朝的时候喇嘛教、犹太教以及其他西方宗教开始流入汉地;基督教由明朝的礼部侍郎徐光启介绍给汉人,康熙大帝向汤若望学习历法、向白晋学习几何等也都是鲜明的例证。
正是这种先进文化形成了一个民族的粘合剂,北魏、隋、唐、元、清被汉化是非常典型的例子,五胡乱华时一些国王使用汉姓,南北朝时期北方的统治者也一直在依靠汉族士族,虚心学习汉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来管理国家。昭君出塞、张骞和班超出使西域、文成公主远嫁吐蕃(西藏),鉴真和尚东渡日本,郑和下西洋等也都是汉地向少数民族和国外输出文化的时候。因此,无论国家怎么分裂,最终还是这个文化认同感把中国各个民族统一到了一起。司马迁曾经以「重译款塞」来形容少数民族对汉地文化的崇拜。唐朝的时候,日本甚至不顾航海的巨大风险,不断向汉地派出「遣唐使」。蒙古、朝鲜、越南和大理自愿认中国为宗主国,都体现了先进文化的巨大吸引力。
如果说,一个民族的地域是其物质的一方面,那么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有了共同文化做基础,统一仅仅是个时间问题。举例来说,从公元70年罗马总督提图斯在耶路撒冷屠城之后,犹太人开始散居世界各地,经过无数次的颠沛流离和屠杀后竟然于1948年復国,在特拉维夫开始重建以色列国。东德的共产党垮台以后,东、西德的统一障碍就被清除,共同的文化又使分裂了四十多年的日耳曼民族走向了统一。
反观中国,中共在执政大陆五十多年的时间里,恰恰在以摧毁中华文化为己任,这就等于在摧毁民族统一最坚实的基础。说起来也是很自然的事,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外来学说。它的无神论和中国传统的以人体修炼为核心的文化必然存在冲突。问题是虽然中国文化可以包容无神论,做为共产党来说,他们却绝不敢允许在其学说之外存在一个独立的意识形态。
从1917年十月革命开始,歷时近一个世纪的实践证明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彻底破产,现在的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是「实用主义」、「机会主义」、「享乐主义」和「金钱至上主义」的个人独裁国家。「马列主义」成了上个世纪造成几千万人头落地的最大谎言。那些中共高官们在夺权的第一天起对此就心知肚明。真理是不怕探讨和争论的,只有谎言才害怕,因此中共为确立「马列洋教」的统治地位,从上台伊始就把所有的舆论工具抓在手里,用暴力来保护谎言,对全民洗脑。
用中国传统的有神论价值观,和「儒、释、道」信仰衡量中共的所作所为会看出其一系列说法的虚伪,一系列做法的反人性和反人类。这就会危及到中共赖以生存的谎言基础。中共的做法是宁可让人没有信仰,也不能让人信仰「马列主义」以外的东西。所以,他们视传统文化为一大威胁,而且破坏起来极其疯狂,用以表达这种破坏欲和指导破坏行动的词也都是「捣毁」、「横扫」和「砸烂」之类。虽然这在短期内帮助他们巩固了统治,却给中华民族的分裂种下了最致命的祸根。且莫说,少数民族是否对中共「党文化」有认同感,即使是汉人又有多少人欣赏「党文化」,并因此产生民族归属感呢?(待续)

本文网址: http://www.epochtimes.com/gb/3/11/27/n419428.htm

11/21/2003

章天亮:电视片《回归》(5) 真知(下)


【大纪元11月21日讯】“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大约5000多年以前,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几乎在北非、中东、南亚和东亚那几条世界上最长的大河两侧同时崛起,各自独立创造出辉煌的文明。

时间的流逝给我们留下了无数的谜团,在柏拉图《对话录》中记载的亚特兰蒂斯文明已葬身海底;埃及那写在羊皮和纸莎草纸上的象形文字毁于战火;巴比伦那刻在泥板上的楔形文字淹没于漫漫黄沙之中;玛雅人的典籍被西班牙人焚毁;哈拉巴文化遗址发掘出来的石刻楔形文字象天书一样无人能够辨识。这些文明的毁灭无声无息,让我们无法猜想是什么样天崩地裂的劫难将这些深刻的智慧真知一一摧毁,仅仅留下了中国作为人类曾经沧海的见证。

古埃及、古巴比伦、古波斯和古希腊的文明香火也许随着亚述、波斯、希腊、马其顿和罗马帝国的武力征服而相互融合,并在东罗马帝国保留了下来。中间虽然经过长达一千年神权至上、政教合一的中世纪,古希腊的文明还是随着奥斯曼帝国的入侵而在公元十四世纪从欧洲全面复兴了。

古老的东西方智慧心有灵犀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第一章的开头说道:“在全部的历史里,最使人感到惊异或难于解说的莫过于希腊文明的突然兴起了。构成文明的大部分东西已经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存在了好几千年,又从那里传播到了四邻的国家。但是其中却始终缺少着某些因素,直等到希腊人才把它们提供出来。”[1]

当中国正处在诸侯争霸、百家争鸣的春秋时期,古希腊文化也突然繁荣起来,并诞生了许多伟大的哲学家。不可思议的是,在亚里斯多德以前,这些哲学家对宇宙和生命的认识竟然与中国的古圣先贤们心有灵犀!

《西方哲学史》第一个介绍的希腊哲学家泰勒斯提出 “万物都充满了神”[2],这与中国“万物有灵”的说法不谋而合。

毕达哥拉斯则相信“我们被束缚在一个轮子上,它在永无休止的生死循环里转动着;我们的真正生活是属于天上的,但我们却又被束缚在地上。唯有靠生命的净化与否定以及一种苦行的生活,我们才能逃避这个轮子,而最后达到与神合一的天人感通。[1]”这与佛教中的“六道轮回”、“涅槃彼岸”、和道家的“天人合一”何其相似乃尔!

古希腊人相信宇宙是由“土、气、火和水”构成的[3],这又与释迦牟尼佛在古印度证悟的“四大”学说——即“地、水、火、风”生成了宇宙如出一辙,只不过是提到的四种因素顺序不同而已。

与毕达哥拉斯处于同一年代的人物就是老子。作为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老子说:学习要不断的进步,而修道却要不断磨损,损之又损,最后达到“无为”(“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4]毕达哥拉斯与老子有着相似的看法,他曾经以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三种人,即商人、运动员和观众来比喻,倡导超然物外的观察,并说只有这种“无所为而为”才能达到“最伟大的净化”,并跳出轮回。[5]

毕达哥拉斯认为“身体就是灵魂的坟墓”[5],佛教认为“天下之苦无过有身。身为苦器忧畏无量。[6]”老子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7]”……

这些来自不同民族,从没有过文化交流,但又是各自民族最为尊敬的先知和觉者竟然对宇宙和生命有着如此类似的看法,难道仅仅是巧合吗?

《新约全书》上说:“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8]”中华民族“人文初祖”轩辕黄帝也被道家尊为“古仙”[9],道家供奉的天师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记述了黄帝遍历名山、访真问道,以至最后得道升天的故事[10]。环顾这些文明古国在地球上缔造的奇迹,从埃及的金字塔、玛雅人的神庙、巴比伦的通天塔到已经葬身沙漠的古印度哈拉巴文化,似乎绝非茹毛饮血的原始人所能创造。翻开每一个民族的历史,从古希腊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古巴比伦的史诗《吉尔伽美什》、古印度的史诗《摩诃婆罗多》到中国西藏的史诗《格萨尔王传》,都是一段“人神同在”的历史。莫非就是这些造就各个民族的主,以他们洞见宇宙奥秘的无量智慧在历史的开篇处为他们的子民开启了最初的文明之门?

(推出字幕:《真知》(下))

体证还是实证?

当老子西出函谷关化胡而去,孔子哀叹“天下无道久矣”而病殁于鲁国后不久,在雅典城邦的监狱中,一位衣衫褴褛、散发赤足,而面容却镇定自若的老人接过狱卒端进来的一杯毒药,一饮而尽。之后,他躺下来安详地闭上了双眼。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哲学家苏格拉底。[11]他的弟子柏拉图当时就坐在床前,亲眼目睹了这一幕。

苏格拉底这个被德尔斐神坛称为最有智慧的人撒手西去了[11],古希腊文明的香火传到了柏拉图的手中。柏拉图并不认为真正的智慧来自于我们对周围世界的观测和学习,而是来自于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理念世界”。柏拉图说,人的知识是先天固有的,并不需要从实践中获得。造物主把理念放在灵魂中,又把灵魂放在肉体中,灵魂不朽而且轮回转世。[12]“人在降生以前,他的灵魂在理念世界是自由而有知的。一旦转世为人,灵魂进入了肉体,便同时失去了自由,把本来知道的东西也遗忘了。要想重新获得知识就得回忆,认识的过程就是回忆的过程,是不朽的灵魂对理念世界的回忆。[12]” 而至于如何才能回忆起理念世界,柏拉图和绝大多数的希腊哲学家一样,“认为‘闲暇’乃是智慧的主要条件”。[13]

在现代哲学研究体系中,柏拉图的这种说法无疑是属于客观唯心主义,然而翻开佛经,我们却能看到这样的论述:释迦牟尼佛在开悟之后,观察到一切众生都具有智慧的种子,只是由于妄想和执著而遮蔽了智慧的光辉,从而贪染爱欲、沉沦苦海,无法证得佛果,抵达智慧彼岸。如果人能出离妄想和执著,则一切智慧自然就会出现[14] 。这难道不是可以与柏拉图回忆理念世界的说法相互印证吗?

东西方的智者都认为智慧来源于自身,或者是自己的灵魂,或者是自己与生俱来的智慧种子,因此要想成就无上的智慧,就必须走一条返还本性的内求之路了。老子说:不离开家,就知道天下的一切;不用看窗户外面,就能知道天道;离开本性越远,智慧就越少。所以圣人不用动却什么都知道,不用看却什么都能看见,不用做却什么都能做成。[15] 老子又说:芸芸众生,只有回到他的根本,才能达到清静;清静才能回到生命之源;回到生命之源才能达到长久不变;知道了长久不变才会智慧明利。[16] 佛经上说:要知道,形在苦者、心则恼乱;身在乐者,情则贪着;这两种都不是修道的正因。苦乐都舍弃了,行于中道,心则寂定,可以修‘八正道’,而超出生死的苦海,圆满无量的智慧神通[17]。

老子的“清静”和佛陀的“寂定”难道不是和柏拉图的“闲暇”一理相通吗?

传统的东方哲学和科学思想正是源自于佛、道两家的人体修炼,因此他们认识宇宙和生命的方法从一开始就是向内的,而不是向外的;就是体证的,而不是实证的。对外的观测、归纳、建模、逻辑推理和实验验证,在东方智慧中并不占据什么重要的位置。看一看东西方这些先知的著作就会知道,从古希腊开始,西方的哲学著作都有着严密的逻辑推理,概念定义也力求准确。认同了他们的概念定义和逻辑推理的过程就会认同他们的结论,这就是实证。而从《周易》到《道德经》或者《论语》,他们却与西方的实证方法格格不入,东方的觉者们根本就没有想说服任何人,他们只是阐述自己对宇宙和生命的看法,寥寥数语,文字上下和章节之间也没有什么连贯的逻辑。信与不信全在读者,所谓“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正因为文字表面的模糊,才能在文字的里面隐藏无数的内涵。一个商人看《道德经》可能看到的是如何经商,政治家看到如何治国,军事家看到如何行军打仗,老百姓看到如何做人,道士看到的可能就是出世修炼的著作,一切全凭信徒自己的体悟。这种体悟来自心灵“得意而忘言”的体验,“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而且“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办法证实给他人看。

实际上,一直到柏拉图以前,西方的科学也有很多内省的因素。然而不知道为什么,当柏拉图死后,他的学生亚里斯多德却突然带领着西方文明与东方的智慧分道扬镳了。

歧途

亚里斯多德有一句名言:“吾爱吾师,但我更爱真理”。从这句话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亚里斯多德和柏拉图的不同。亚里斯多德几乎对自然界的各个领域都进行过系统的探索、观察和实验,这与反对观察和实验,甚至以观察为“戒律”的柏拉图完全相反 [18]。虽然亚里斯多德的方法被现代西方科学奉若神明,然而他却在科学上做过许多错误的论断。罗素说“自迄十七世纪的初叶以来,几乎每种认真的知识进步都必定是从攻击某种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而开始的。”[19]

亚里斯多德、欧几里德和阿基米德几乎都是同时代的人。从那时候开始,西方科学似乎下定决心走上了分析和还原的路。“所谓分析,是指把真实的世界拆分成无限多的、再不可分的、彼此缺乏内在联系的基本粒子;所谓还原,就是将万事万物 ( 也包括人 ) 看作一堆堆的活动着的原子的单纯叠加,一旦了解了一个原子的结构和活动规律,就掌握了一切。[20]”

现代物理学已经认识到了探索“基本粒子”的不可行性,然而就算了解了“基本粒子”的规律,我们又需要多么超巨型的计算机才能对那无限多无限小的“基本粒子”进行“叠加”?

《第三次浪潮》一书作者托夫勒在为《从混沌到有序》一书撰写的前言第一句话就说:“在当代西方文明中得到最高发展的技巧之一就是拆零,我们非常擅长此技,以致我们竟时常忘记把这些细部重新装到一起。”

当代的一位核物理学家对于这种研究方法曾经有过这样一段精辟的论述:“科学越发达,理论越艰深,学科也就越是高度地分化,人的专业知识面也日趋狭窄。如果你问某位科学家的研究领域,他可能会说:我在化学研究院、物理化学分部、理论化学研究所、量子化学研究室、从头计算方法研究组、从事多原子分子课题中位能面计算工作。你尽可以和他讨论‘从头算’方面的问题,但倘若超出这个范围,可能会使双方都感到尴尬。一问,嘿然;又问,敛容;三问,正色;再问则拂袖而去。这不禁使人想起一个曾在宫廷御膳房供职的厨师。他后来受雇于某大家。主人想以其资历炫耀一番,命他烧制一桌宫廷筵席宴客,答曰不能,因他是专做宫廷点心的。又令其制做一席宫廷点心待客。又答曰不能,因为他是为做某种点心专职切制葱末的。也许当今从事各种专业工作的人中就有不少‘专门切葱’的。[21]

“人人都知道瞎子摸象的故事,然而也许我们就在干着类似的事。如果说,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还算是研究过‘大象学’的话,近代科学家们早就分别潜心于‘象腿学’、‘象耳学’、‘象尾学’、‘象牙学’等分支了。而现代的博士生导师已带领众多弟子分兵于‘象腿学’中的‘象脚学’、‘象趾学’、‘象腿力学’等次级分支了。”[21]

在上个世纪下半叶,边缘科学开始出现并迅速发展,实际上所谓的边缘学科无非是研究两个或两个以上学科的交叉领域而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我们已有的知识进行整合,那也不过是把“切制葱末”和“和面”的整合在一起,离真正做出宫廷御宴还不知相差多少呢。

从有限到无限——天人合一

自然界无所谓“光”,只有不同频率的电磁波,而人类可见的光谱仅仅占电磁波频谱的几十亿亿分之一,两个中子星相撞所爆发出的伽马射线强度再高,对于人来说也是一片黑暗;自然界无所谓声音,只有不同频率的振动,人类只能听到二十赫兹到两万赫兹的频率的振动,唐山大地震所释放的能量相当于400颗投放在广岛的原子弹同时爆炸,然而人们却听不到那地震前“振聋发聩”的次声波;人类的大脑中只有100亿个记忆神经元,相比已探知的120多亿光年大小而且还在继续加速膨胀的宇宙,即使想采用“分析和还原”的方法认识宇宙,每个神经元又怎能记得住一光年以上范围宇宙的全部信息?相比于宇宙那千奇百怪的现象,人类只有有限的五种感官——眼、耳、鼻、舌、身,我们怎能保证我们所感知的世界就是客观世界的真实体现?是否只有我们感受得到的才对我们是有意义的?

与宇宙广袤无垠的空间相比,地球不过是一粒微尘;与宇宙无始无终的时间相比,人类的历史比眨眼之间更为短暂。中国人经常讲天、地、人三才,然而论天,现代的科学解决不了月球这个与我们最近的星球的未解之谜,更不要说那几十亿上百亿光年以外的天体了;论地,我们连地震的预报都解决不了,对地球的内核我们更是茫然无知;论人,我们连自己大脑思维的来源都搞不清楚,更不要说迈过生死这一关。

当现代人类穷尽心力探索宇宙的起源时,老子却在两千五百年前讲出了这个起源,叫做“道”。至于他讲的“道”是什么,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22] 人类的语言没有确切的名词。

《列子汤问》记载,上古有一种大树,以八千年为一个春天,八千年为一个秋天,而土壤中有一种霉菌,早上出生,晚上就死了。天池中有一种叫做鲲的鱼,其广数千里,还有一种叫作鹏的鸟,翅膀就像天上的云那么大,而江浦之间有一种叫做焦螟的虫子,细微到一群焦螟飞到一个蚊子的睫毛上睡了一宿,天明飞走的时候,蚊子却没有感觉[23]。如果说焦螟在用“分析和还原”的方法研究鲲鹏,人人都会哈哈大笑,不在同一个时空参照系中,焦螟怎能知道大鹏鸟抟风运海,振北图南的志向。并不是老子不想准确地告诉我们“道”是什么,从宇宙的尺度来看,人与焦螟有何区别?也许这就是老子为什么说:有一个东西在天地之前就产生了,而又从中产生了天地,我不知道管他叫什么名字,就勉强叫做“道”吧,即“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24]”

渺小而脆弱的人啊,与无量无际的宇宙相比永远都是有限与无限的关系。“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果人真的想认识宇宙,唯一的出路就在于使自己的生命达到无限,达到无穷,达到“天人合一”,而这一点也只有得天独厚的人可以做到。老子曰:“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4]在道家看来,人顺应自然的过程就是人体修炼。

修炼文化

自从中国有了历史,人体修炼就成了中国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乃至与中国文化血肉相连。

伏羲氏是三皇之一,出世的年代比轩辕黄帝还早。《三皇本纪》上记载说:伏羲按照天地自然的法则,根据自身、鸟兽以及身外之物的特点制作了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因此八卦从一开始就具备了沟通天地自然的奇异神通。大约三千年以前,中国的历史正好走到殷商末年,淫乱无道的纣王听信了崇侯虎的谗言,将西伯侯姬昌囚禁在了羑里。西伯侯每日无事,弹琴之余将伏羲的先天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共三百八十四爻,内含天地造化之妙、阴阳不测之机。姬昌驾崩后,次子姬发继位,自号武王,拜姜子牙为军师,率八百诸侯会于孟津,商郊牧野一场大战,开创了周朝八百年基业。周武王尊姬昌为“周文王”。因六十四卦为周文王所推演,故名《周易》。

《周易》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至为深远。我们知道的历史上的预言,如诸葛亮的《马前课》和邵康节的《梅花诗》都是从《周易》推演出来的。《史记 孔子世家》说,“孔子晚而喜《易》,《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因此《易经》也被称为儒家的“群经之首”。

西周末年,周幽王为博得美人褒姒一笑而举烽火戏诸侯,召来犬戎入侵,幽王和褒姒死于战乱。西周都城镐京毁于兵火,幽王的儿子平王见宫室凋敝、无处安身,传旨东迁洛邑,开始了长达500年的春秋战国时期。到春秋末年,诸子百家竞相争鸣,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兵家、阴阳家、名家、农家、小说家和杂家等相继出现。被唐玄宗尊为“大圣祖玄元皇帝”的老子就在这时留下了“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道德经》。

在孔子诞生前几年,迦毗罗卫国太子悉达多在古印度出世,十九岁时为求清净寂灭的解脱而放弃王位出家寻师访道,后在一株菩提树下历经六年苦修,降魔成道,创立佛教普渡众生,号释迦牟尼佛。佛陀圆寂大约200年后,孔雀王朝崛起,阿育王大兴佛教并大力向国外弘扬佛法,僧侣使团甚至远赴埃及、叙利亚、缅甸和中国。传说秦王朝也接待了一批传教的僧侣,但以法家治国、“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的秦始皇毕竟未能承认佛教在中国的合法性。转眼又过了将近300年,至东汉永平年间(公元65年),汉明帝派蔡景等十几人到西天求取佛经,在月氏国(阿富汗)遇到东来传教的两位印度高僧大德——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就一起将佛像和佛经用白马驮至洛阳。汉明帝龙颜大悦,在都城洛阳外为两位印度高僧建立寺庙,因纪念白马驮经而名之曰“白马寺”,至此佛教中佛、法、僧三宝在中华方始齐备,白马寺也被佛教称为“释源祖庭”。

从那时起一直到无神论在大陆被以暴力推行,中华大地上一直是儒、释、道三教并存,而儒家的《易经》,道家的《道德经》和佛家的经书都包含着对宇宙的深刻洞见。

(待续)

参考资料:
[1]. 《西方哲学史》第一卷、第一篇、第一章。
[2]. 《西方哲学史》第一卷、第一篇、第二章。
[3]. 《西方哲学史》第一卷、第二篇、第十七章。
[4]. 《道德经》第四十八章
[5]. 《西方哲学史》第一卷、第一篇、第三章。原文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异乡人,身体就是灵魂的坟墓,然而我们决不可以自杀以求逃避;因为我们是上帝的所有物,上帝是我们的牧人,没有他的命令我们就没权利逃避。在现世生活里有三种人,正像到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来的也有三种人一样。那些来作买卖的人都属于最低的一等,比他们高一等的是那些来竞赛的人。然而,最高的一种乃是那些只是来观看的人们。因此,一切中最伟大的净化便是无所为而为的科学,唯有献身于这种事业的人,亦即真正的哲学家,才真能使自己摆脱'生之巨轮'。”
[6]. 见《法句譬喻经 卷三》
[7]. 见《道德经》第十三章
[8]. 《新约全书》之“约翰福音”
[9]. 见《中国道教》第三卷、第六编
[10]. 见《抱朴子内篇》之《极言》篇:“昔黄帝生而能言,役使百灵,可谓天授自然之体也,犹复不能端坐而得道。故陟王屋而受丹经,到鼎湖而飞流珠,登崆峒而问广成,之具茨而事大隗,适东岱而奉中黄,入金谷而咨涓子,论道养则资玄、素二女,精推步而访山稽、力牧,讲占候则询风后,着体诊则受雷岐,审攻战则纳五音之策,穷神奸则记白泽之辞,相地理则书青乌之说,救伤残则缀金冶之术。故能毕该秘要,穷道尽真,遂升龙以高跻,与天地乎罔极也。”
[11]. 《西方哲学史》第一卷、第二篇、第十一章。
[12]. http://www.mypcera.com/book/li/5000/040.htm
[13]. 《西方哲学史》第一卷、第二篇、第十三章。
[14]. 《大方广佛华严经》第五十一卷上说:“无一众生。而不具有如来智慧。但以妄想颠倒执著。而不证得。若离妄想。一切智自然智无碍智,则得现前。”
[15]. 《道德经》第四十七章:“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弭远,其知弭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
[16]. 《道德经》第十六章:“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覆命。覆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
[17]. 《佛家人物参考资料》及《方广大庄严经》第十一卷:出家之人有二种障。何等为二。一者心着欲境而不能离。是下劣人无识凡愚非圣所行。不应道理。非解脱因。非离欲因。非神通因。非成佛因。非涅槃因。二者不正思惟自苦其身而求出离。过现未来皆受苦报。比丘汝等当舍如是二边。我今为汝说于中道。汝应谛听常勤修习。何谓中道。正见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如是八法名为中道。
[18]. 《科技五千年》第二篇《难解的希腊之谜》
[19]. 《西方哲学史》第二篇 第十九章
[20]. 《西方科学的限度与反省》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1999/7/16/8414.html
[21]. 裸猿《道德篇》,作者詹克明
[22]. 《道德经》第一章
[23]. 《列子汤问》原文:荆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于朝,死于晦。春夏之月有蠓蚋者,因雨而生,见阳而死。终北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其长称焉,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翼若垂天之云,其体称焉。世岂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见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坚闻而志之。江浦之间生么虫,其名曰焦螟,群飞而集于蚊睫,弗相触也。栖宿去来,蚊弗觉也。离朱子羽方昼拭眦扬眉而望之,弗见其形;虒俞师旷方夜擿耳俯首而听之,弗闻其声。唯黄帝与容成子居空峒之上,同斋三月,心死形废;徐以神视,块然见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气听,砰然闻之,若雷霆之声。
[24]. 《道德经》 第二十五章
(http://www.dajiyuan.com)

11/21/2003 12:06:20 PM

本文网址: http://www.epochtimes.com/gb/3/11/21/n415304.htm

章天亮:电视片《回归》(4) 真知(上)

【大纪元11月21日讯】 被毁灭的古老文明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月球虽然离我们如此之近,但是有关它的天文常识中却包含着许多匪夷所思的秘密。[1]比如说,月球的自转与公转周期绝对相等,这使得人类从地球上永远无法观测月球的背面。一直到1959年,前苏联发射了月球3号探测飞船,人类才第一次有机会看到了月球背面的庐山真面目。

然而在中美洲的丛林中,玛雅人却在几百上千年前看似不经意地将月球背面的图案刻在了月亮神庙上。[2]难道这些因为在武器上无法抵挡西班牙人的进攻而被征服的土著民族,竟然也曾经乘坐宇宙飞船到达过月球背面吗?类似这样不可思议的现象,在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等地层出不穷,玛雅人通过巨大的神庙、金字塔和刻在石头上的象形文字一再展现出他们高超的天文、历法和数学知识,辉煌的艺术成就,以及他们对这个世界、这个宇宙的深刻了解,许多甚至超出了我们现代人类的理解能力。这些奇迹都足以吸引我们屏住呼吸去探索、去倾听他们从那如梦如幻、烟雾缭绕的热带丛林中发出的声音。[3]

然而,公元1562年7月,由西班牙入侵者——神父狄亚哥·迪兰达亲手点燃的一把大火,却无情地吞噬了这一人类文明的结晶。成千上万的玛雅古籍抄本、故事画册和书写在鹿皮上的象形文字书卷被付之一炬,无数的神像和祭坛被砸毁。那些懂得玛雅象形文字的祭司则被送上了火刑柱。热带丛林中疯长的杂草迅速淹没了一个个被兵火洗劫的城市,玛雅文明也从此变成了一个失落的文明。[4][5]

类似这样的文明浩劫在这个地球上反覆重演。公元前332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攻占埃及,在一片荒芜的土地上创立了亚历山大里亚城。他的继承人托勒密·索特一世在公元前295年开始兴建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通过购买和偷抢,历时250年左右,搜集了大约50万卷图书。这些图书包括古希腊、古埃及、古波斯和古犹太的书籍原本和抄本,也代表着当时西方文明的最高成就。然而在公元前47年,凯撒大帝占领埃及,他的军队焚毁了这些无比珍贵的典籍著作。[6]

1722年4月,荷兰海军上将雅各布· 罗哥文发现了太平洋上的复活节岛。在这个神秘的岛上,到处都是巨石雕刻的人像, 高度从10米到20米不等,重量均在50吨以上,总数大约有1000个。岛上的土著只有两、三千人,他们不但没有能力完成如此庞大的雕刻工程,甚至在传说中也没有留下关于石头雕像的任何记忆。除此之外,岛上还有大量刻满了怪异象形文字的木版,这些文字连土著人也不认识。传教士们决定把这些木版当作野蛮人的象征予以烧毁。就这样,又一个记录古老文明的载体消失了。那些静默地凝视着大海的石像也变成了一个无法解开的谜团。[7]

一个个失落的文明,在今天却一再通过他们的建筑和遗迹展现出令现代人为之汗颜的超级智慧,然而往事已矣,逝者难追,那承载他们智慧的书籍却永远地消失了。

《圣经》的“创世纪”记载,大洪水后,“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巴比伦人说:“来罢!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耶和华降临,“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于是造塔和造城的工作就停止了。也许耶和华必须限制人的能力,以免他们为所欲为,所以《圣经》上才会记下这样的话:“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作起这事来、以后他们要作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8]

“创世纪”中记载的另一件事,就是耶和华在亚当和夏娃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后,将他们逐出了伊甸园。中国古语有云:“天机不可泄漏”。如果说,从预言中我们看到神在细腻地控制着历史前行的每一步,那么是否因为那典籍中记载着夺天地之造化的奥妙玄机,神才决定将它们从地球上永远抹去?[8]

我们不得不再次把目光投向中国,这个地球上硕果仅存的古老文明,她的文化传承从文字一开始出现就从来没有中断过。

(推出字幕:《真知》)

中华文化九死一生

和其他古老民族一样,中国的典籍在春秋之后的2500年中也经历了多次破坏,秦始皇焚书坑儒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悲剧,除了有关占卜和医药的书籍外,其他书籍一概不许保留。西汉王朝建立以后,千辛万苦搜集到3390卷书,王莽末年又被焚烧。光武帝刘秀经过近百年的努力,使文化事业有了新的起色,但董卓入长安,愚昧的士兵竟拿书籍做“帐囊”。在以后的军阀混战中,凝聚中华文明的书籍“扫地皆尽”。北魏时,国家图书馆搜集到了近3万卷书,但在惠、怀之乱中又 “靡有孓遗”;东晋南方社会比较稳定,国家图书馆藏有7万卷书,然而“周师入郢,咸自焚之”。唐前期搜集近10万卷图书,毁于安史叛军。[9]

从宋朝开始,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神秘而有趣的现象—— “盛世修书”,除了最后也未被完全汉化的元朝外,每个朝代都要不惜人力、物力、财力地留下一部对前人智慧进行全面总结的大百科全书。北宋太平兴国二年,翰林学士李昉等人奉宋太宗赵匡义的诏命,利用皇家藏书的丰富资源,耗时六年修撰了一部总字数478万,共1000卷的巨著,上呈太宗御览,太宗遂命名该书为《太平御览》。该书中引用的古籍文献,十之八九都已失传,但是在这部百科全书中,人们仍得以一窥其中的断简残篇。[10]

宋朝灭亡以后,蒙古人统治中原不到 100年的时间,随后朱元璋在1367年推翻元顺帝,建立大明朝。公元1399年,朱元璋的四儿子朱棣与他的侄子建文帝朱允炆之间爆发了争夺帝位的战争,史称“靖难之役”。朱允炆兵败自焚,朱棣入承大宝,改年号为永乐,成为明朝历史上最有作为的皇帝,这就是明成祖。明成祖元年,他组织了将近2000人,编写了一部规模浩大,包罗万有的巨型百科全书——《永乐大典》。这是一部两万多卷,三亿七千多万字的鸿篇巨著。[11]

顺治入关标志着大明朝的灭亡。公元 1773年,乾隆皇帝下令开设四库全书馆,召集当时最顶尖的学者,历时十年的时间,编纂了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四库全书》。全书约八亿字,共七万九千卷,分经、史、子、集四部,包括儒家经典,历史、地理、传记、诸子百家学说、农学、医学、天文、历法、算法、艺术以及各种文学总集和专集等。 [12]

无论是《太平御览》、还是《永乐大典》或《四库全书》,都是对上至先秦,下至编撰该书时中华民族各种知识和智慧的全面总结。而中华民族的四大发明中又有造纸和印刷术两项发明使得这种智慧的保存和传播成为可能。相比其他古老民族在大火中灰飞烟灭的辉煌文明,中华文化的幸运难道仅仅是巧合,还是其中另有深意?

西方文明之初

在大约两千五百年前,当中国处于春秋末年,群雄并起、百家争鸣的时候,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希腊文明也突然兴起。当中国涌现出老子、孔子、孙子的同时,希腊也涌现出一大批大名鼎鼎的哲学家——泰勒斯、毕达哥拉斯、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也许这仅仅是时间上的巧合,但是这些东方和西方的智者却创造了一直绵延至今的两大完全不同的科学体系。(请参见注释[13][14][15])

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一开始就说: “哲学和科学原是不分的。”实际上,希腊的这些哲学家也同时就是科学家。毕达哥拉斯是一个数学家,德谟克利特提出“原子论”,柏拉图精研几何学,而亚里斯多德则几乎是逻辑学和物理学的创始人。西方科学的发展一直到今天依旧传承了古希腊的哲学思想。

让我们从一个现象来看一看西方科技的特点。

毕达哥拉斯有一句名言:“万物都是数”。[14]这种哲学思想造成了西方科学的整个体系都是建立在数学基础之上的,当牛顿写下《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时,数学那至高无上的地位就更无可动摇了。回到古希腊时代,欧几里德综合了柏拉图的几何原理和亚里斯多德的逻辑学,写出了长达两千多年也未做大的改动,甚至今天仍然是我们中学几何教科书的著作——《几何原本》。这本书从23条定义,5个公理和5个公设出发,推出了467条定理。[16][17]其基本思想是,如果公理本身是正确的,推理过程也是正确的,那么得到的结论也一定是正确的。至于说公理本身为什么正确,古希腊的哲学家认为这方面无需证明。当我们周围的一些现代人嘲笑佛家弟子对佛的虔诚信仰时,不知道他们是否想过,他们所信仰的科学主义的基石其实也是一些未经证明而且无法证明的东西。

公理的来源是人的观测。实际上我们却永远无法保证我们的观测就是真实反映了客观世界的原貌。打个比方说,这个宇宙中有许多天体是不发光的,发出的是肉眼看不到的电磁波,但是人们看不到它们的存在却并不等于它们不存在。而当人类使用各种望远镜将他们发出的电磁波转变为可见光的时候,我们实际看到的是那个星球在可见光频谱范围的投影。这就好比一个只能识别黑白的电视机,即使收到彩色信号也仍然要将信号转换成不同的灰度一样,我们只观测到了彩色在黑白上的投影,当然不是客观世界的真实情况。也许公理也是一样,由于某种更基本的因素造成了公理看起来是成立的、永恒的,我们看到的公理也不过是那些更基本的因素在可观测世界上的投影,只要那些更基本的因素稍有变化,公理和由此建立的整个西方科学体系都需要大幅度的修改,甚至会轰然倒塌。从牛顿的经典力学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许就是这种修改中幅度不那么太大的一个。

文艺复兴

让我们跳出刚才那似乎是哲学范畴的讨论,再来看看西方科学的发展史。公元前三世纪,古希腊被罗马帝国征服。从那时起,一直到公元十四世纪,古希腊的文明不但没有发展,甚至几乎完全毁灭。公元四世纪初,基督教在历经三百年的迫害后成为罗马国教,从那时起将近1000年的时间中,欧洲处于中世纪的教会绝对统治时期。十四世纪末,奥斯曼帝国入侵东罗马,许多学者带着大批古希腊和罗马的艺术珍品和文学、历史、哲学等书籍,纷纷逃往西欧避难。这使得西欧人有机会了解了古希腊辉煌的文明和艺术成就,一股汹涌澎湃的“希腊热”浪潮迅速席卷西欧,以佛罗伦萨为中心,古希腊和罗马的文化得以恢复和发展,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实际上是古希腊哲学思想的复兴,在随后短短500年左右的时间里,西方科技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再次涌现出一大批科学家、艺术家和哲学家,如但丁、达芬奇、米开朗基罗、莎士比亚、培根、笛卡尔、牛顿、莱布尼兹、爱因斯坦、海森堡等等。

数学和天文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如笛卡尔创立了解析几何,牛顿和莱布尼兹各自独立地研究出了微积分,开普勒和牛顿则在天文学上成就非凡。这些科学上的发展从它规模和程度上来看可以说是对古希腊文明的革命,但是其本质里仍然承传了古希腊的哲学思想——观测、归纳公理和逻辑推理。即使如象征现代科学巅峰的相对论也概莫能外:因为相对论把“光速不变”和“相对性”作为无需证明的公理前提。换句话说,只要推翻了这两个前提中的一个,相对论就会变成空中楼阁。[18]

物质与能量的突破

整个科学体系一直到“文艺复兴”后将近35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没有染指人类的生活,而是基本作为一个独立的体系在发展。然而到了十八世纪末期,西方文明突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起因就是一个叫瓦特的人发明了蒸汽机。

在瓦特发明蒸汽机以前,所有的纺织厂都是建在山谷里,利用高山上的水在飞流直下时产生的机械能带动纺织机的运转。蒸汽机的发明,是人类第一次掌握了把热能转化为机械能,从此纺织厂可以建在都市中。人类的文明也开始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转变,“工业革命”正式开始。1807年,美国人富尔顿把蒸汽机装在轮船上,结束了航运中的帆船时代。1814年,英国人史蒂芬把蒸汽机装在火车上,开启了陆路运输的新纪元。到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蒸汽机已经在欧洲和北美被广泛采用,这就是所谓的“蒸汽时代。”

1831年,法拉第发现闭合线圈在切割磁力线的时候,会在线圈中产生感生电流,这也是人类第一次掌握了把机械能转变为电能,宣告了“电气时代”的到来。

与此同时,西方化学史上也出现了一些划时代的事件。1808年,英格兰化学家道尔顿出版了《化学哲学新体系》,提出了原子作为化学反应最小微粒的学说。对于原子之化学属性的研究又使得苏联科学家门捷列夫在1869年2月做出了元素周期表。[19]。

也许我们可以从下面这个简单的例子来看一看,为什么物理学和化学上的这些新发现对于人类文明的推进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人人都知道树木可以造纸,觉得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不过琢磨一下会发现它背后的原因是很深刻的,这个过程同时涉及到两个方面:首先人必须认识到构成树和纸的基本成分都是一样的,也就是纤维,这是对物质认识的一面;还有就是我们掌握的能量必须可以把树木归还成纤维,并按照纸张的纤维排列顺序进行排列,就可以生成纸。这个例子基本上还是属于物理变化,也就是不改变分子的结构,仅仅改变分子的排列程序。如果对物质和能量的掌握更深一步,就是化学变化,改变的是原子的排列程序。比如我们可以用石油制造橡胶、沥青、塑料等等。

对物质的探索和能量的掌握每当深入一步,人的生活都会发生很大的改变。蒸汽时代和电子时代的到来仅仅是因为人类掌握了一种能量的转变。化学的发展使人类可以发明合成材料。计算机的发明与其说是科学的进步倒不如说是技术的进步,因为数理逻辑早在十九世纪中叶就由布尔创立,从电子管到晶体管再到集成电路的演变过程只不过是人类认识到了半导体这种物质的特性而已。

物理学的飞跃与困境

从二十世纪初开始,物理学出现了一次大飞跃,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开始探索原子以下的微观世界。爱因斯坦提出了适用于微观世界的相对论,玻尔画出了原子的结构图,普朗克提出了量子力学的观点,海森堡证明了测不准原理。每一项重大发现都是对成熟的经典物理学理论和时空观的巨大冲击。[21]

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不但验证了爱因斯坦有关物质质量和能量之间的关系方程,更向人展示了微观世界的巨大能量。然而六十多年已经过去,人类科学在认识物质和掌握能量上的突破却举步维艰。设想一下,按照现代科学的认识,构成原子的基本粒子不外乎质子、中子和电子。如果我们有这样一口大锅,可以把一切物质熬成“基本粒子粥”,然后再按照我们的需要随心所欲地排列这些基本粒子,我们就可以点石成金,可以化一切腐朽为神奇,而且就像树木造纸那样方便。

当然实际情况绝没有这么简单,仅仅将原子打碎成基本粒子所需要的能量不啻于原子弹的爆炸。这样大的能量对于只能熟练利用机械能或化学能的人类来说就像是一只蚂蚁要举起一棵大树一样。另一方面,人类对于微观世界粒子之间的作用力和行为特性知之甚少,又怎能随心所欲地操作和排列那些借助目前最大的显微镜也无法看到的粒子呢?

事情到了这里还远远没有结束。1927 年,海森堡发现了“测不准”原理,即微观粒子的位置和动量不能同时精确测定,因此量子力学就不能不表现出随机性,即粒子的运动是随机的: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结果。该理论推翻了传统科学和传统哲学中强调的因果性。接着,玻尔和海森堡又共同研究出了协变原理,即在微观领域进行观测的科学家们所观察到的事物与观测者观念和观测手段有关。这又打破了另一个西方科学的基本信念:存在一个独立于观测人之外的客观世界。[21]

粒子物理学家前不久提出的超弦场论,认为基本粒子的构成是一个弦,长度为1.66*10^-33厘米,如果要拉断这根弦则需要10^19电子伏特,这种能量相当于一个原子核裂变的100亿倍。人类不得不望着这个天文数字般的能量而徒唤奈何了。[21]

转换一种哲学

在十九世纪末,整个的经典物理学——从牛顿的经典力学到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已经相当完善。科学家们认为辉煌的物理学大厦已经竣工,剩下的只有一些修修补补的小工作了。就连被公认的物理学权威开尔文勋爵也在当时的物理学年会上说:“未来的物理学真理,将不得不在小数点后的第六位去寻找了。”

然而二十世纪初,物理学的两大突破—— 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却打开了一个全新的领域。1905年,爱因斯坦发表了《论动体的电动力学》,第一次提出了相对论的理论。与众不同的是,在这篇文章中,爱因斯坦没有引用任何一篇前人的科学文献,而是完全按照他自己的哲学思想和科学思想创作的。爱因斯坦深受斯宾诺莎和马赫的哲学思想影响,他自己也多次说过: “与其说我是个物理学家,还不如说我是个哲学家呢”。[18]量子力学的领军人之一海森堡同时也是一位哲学家,并着有《物理与哲学》一书。威尔杜兰在《西洋哲学史话》序言中说到:“各种科学都始于哲学,……科学仅能传授知识,只有哲学才能给以智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二十世纪物理学的突破,实际上是哲学的突破。[23]

狭义相对论打破了古老哲学中的绝对时空观念。速度的变化(观察者的运动)使时间具备了伸缩性,所谓“现在”的概念并没有绝对性。例如著名的“双生子效应”:一个宇航员高速航行若干年后返回地球,变得比他留在地球上的孪生兄弟年轻了。1915 年,爱因斯坦完成了他的广义相对论,突破光速极限的时空弯曲甚至可能导致时光倒流,从理论上人们可以走向过去,也可以回到未来。[22]

量子力学则打破了人们认为存在一个“客观”世界的观念,让科学重新变成了“形而上学”。西方科学就是建立在观测、归纳和验证的基础上的,如果第一环节都会因 “测不准”而人言人殊、见仁见智,后续的归纳和验证当然也就彻底失去了基础。再往下微观世界发展下去,西方科学已经无路可走了。

西方科学弊端和出路

在文艺复兴的初期,即使包括象牛顿这样伟大的科学家也仍然对上帝心存敬畏。就在科学研究到达巅峰的时候,牛顿转而研究《圣经》,并说:“这最美丽的太阳、行星和彗星的系统,只能从一位智慧的、无所不能的神的计划与控制中产生出来。”[20]人们也发现自然界原来是如此的和谐和壮丽,其构成之精妙让人怀疑造物主其实是一位最伟大的数学家。

然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日子却随着科学的发展渐行渐远了。科学上的辉煌成就冲昏了人类的头脑,对于自然一知半解的人开始妄自尊大。康德说:“给我物质,我就能用它造出一个宇宙来。”拉普拉斯对拿破仑说:“陛下,我不需要上帝这货色。” [20]尼采则宣布:“上帝已死”。自然界不是上帝造的,因此我们无须敬畏和爱惜,可以随意“开发”、“征服”、“改造”,成了许多现代人的理念。而进化论的出现更进一步把人推离了神。

西方科学的一条指导思想是,把被研究的对象从环境中割裂出来,再进行抽像,因此其结果通常是不考虑该对象与环境的互动,也抛弃了操作该对像时对环境的影响。目前我们看到的大气污染、温室效应、厄尔尼诺、滥砍滥伐、水土流失和沙漠化都是现代人类利用这种思想和科学手段去“改造自然”的恶果。

没有了永恒的造物主,没有了最终的善恶标准的裁决者,谁拥有能量、谁拥有了权力,谁就可以为所欲为。这样的思想不仅造成了人类道德上的灾难,也造成了生态上的灾难。美国科学家莱斯特布朗在他一本著作的扉页上写下这样一句发人深思的话:“我们不是继承父辈的地球,而是借用了儿孙的地球。”

面对现代科学的困境和弊端,也许我们必须转换思维,从中国那宏大而深刻的东方哲学体系中去寻求答案了。(待续)

参考资料:
[1]. 有关月球不可思议的秘密请参见《世界伟大考古纪实报告》之《人是太空人的后代》第五章“神话破译”
http://www.easysea.com/baike/sjkg-rstkr/005.htm
[2]. 参见正见网
http://zhengjian.org/zj/articles/2001/9/4/11559.html
[3]. 有关玛雅人辉煌而神秘的文明,请参见《玛雅的智慧》作者:林大雄,顾晓鸣博士http://www.mypcera.com/book/kepu/maya/index.html
[4]. 西班牙人与玛雅文明
http://www.cctv.com/geography/news/20021104/17.html
[5].《玛雅的智慧》第八章《存亡续绝》
[6]. 陨落的图书馆
http://www.xys.org/xys/magazine/GB/2001/articles/010213.txt
[7]. 《破译圣经》作者:苏拉米·莫莱,斯坦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http://www.shulu.net/js/pysj/002.htm
[8]. 《旧约全书》之“创世纪”第十一章
[9]. 《人类曾经被毁灭》第一章,作者:李卫东
[10]. 见《太平御览》简介:《太平御览》为北宋四大部书之一;百科全书性质的类书。翰林学士李昉奉诏主纂,扈蒙、王克贞、宋白等十三人参与修撰。 全书一千卷,分五十五部,五千三百六十三类,总字数四百七十八万四千,引用古今图书及各种体裁文章共两千五百七十九种。《太平御览》与同时编纂的史学类书《册府元龟》,文学类书《文苑英华》和小说类书《太平广记》合称为“宋四大书”。
http://xf-www.hb.cninfo.net/sanguo/lishi/shiji/taipingyvlan/jianjie.html
[11]. 《永乐大典》是世界上最早、篇幅最大的百科全书,明成祖永乐元年(1402)开始纂修,永乐五年(1407)完成。修纂期间,共用正总裁3人、纂修347 人、催纂5人、编写332人、看样57人、誊写1381人、续送教授10人、办事官员20人。全书规模浩大,包罗万象,共计22870卷,11095册,三亿七千多万字。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永乐大典》毁于战火,现仅存400多册。
http://www.nlc.gov.cn/newpage/wjls/html/4_05.htm
[12]. 见http://www.unihan.com.cn/skqs/skqshome.htm
[13]. 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把泰勒斯作为第一个介绍的希腊哲学家。他提出了“万物是由水做成的”“万物都充满了神”的说法。
[14]. 毕达哥拉斯提出了灵魂转世轮回的说法:“首先,灵魂是个不朽的东西,它可以转变成别种生物;其次,凡是存在的事物,都要在某种循环里再生,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新的;一切生来具有生命的东西都应该认为是亲属。”(罗素的《西方哲学史》)
[15]. 柏拉图认为“人的知识(理念的知识)是先天固有的,并不需要从实践中获得。他认为,人的灵魂是不朽的,它可以不断投生。人在降生以前,他的灵魂在理念世界是自由而有知的。一旦转世为人,灵魂进入了肉体,便同时失去了自由,把本来知道的东西也遗忘了。要想重新获得知识就得回忆。因此,认识的过程就是回忆的过程,真知即是回忆,是不朽的灵魂对理念世界的回忆。”这与东方的智慧是一脉相承的。
[16]. 《几何原本》是曾担任礼部侍郎的明代天主教徒徐光启翻译的。欧几里德提出了5个公理和5个公设。公理1:与同一件东西相等的一些东西,它们彼此也是相等的。公理2:等量加等量,总量仍相等。公理3:等量减等量,总量仍相等。公理4:彼此重合的东西彼此是相等的。公理5:整体大于部分。公设1:从任意的一个点到另外一个点作一条直线是可能的。公设2:把有限的直线不断循直线延长是可能的。公设3:以任一点为圆心和任一距离为半径作一圆是可能的。公设4:所有的直角都相等。公设5:如果一直线与两直线相交,且同侧所交两内角之和小于两直角,则两直线无限延长后必相交于该侧的一点。
公设5后来被认为是错误的,并由此产生了非欧式几何学。
实际上,“公理5:整体大于部分”不见得总是正确。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激光全息照片。当一个物体用激光全息技术成像后,无论把全息照片分割成多少碎片,都可以从任何一块碎片中,还原出该物体的全部形象信息。这种全息理论在中国古代的中医中,是属于最基本的理论。
[17]. 见《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http://e-physics.phys.ntu.edu.tw/htm-down/gbook-3.htm
[18]. 见《科技五千年》第十八篇,“晴朗天空中的乌云”
[19]. 见《科技五千年》第十篇,“明星争辉的时代”。这里有一个有趣的事实是:门捷列夫是在做梦中看到了元素周期表,在醒来后把它画了下来。
[20]. 见《科技五千年》第十五篇,“宇宙来自何方”。
[21]. 见《科技五千年》第十九篇,“七彩光环的灾难”。
[22]. 《西方科学的限度与反省》
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1999/7/16/8414.html
[23]. 威尔杜兰《西洋哲学史话》
(http://www.dajiyuan.com)

11/21/2003 12:05:4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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