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26日讯】西班牙国家法庭近日做出了一项重大裁定，决定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包括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以及罗干、薄熙来、贾庆林和吴官正等五名高官。法院通知书内容表示，若被告的罪名成立，将面临至少20年的徒刑。被告有四至六周的抗辩期，若无异议，法庭将对其发出国际逮捕令。
我推测胡锦涛的心中对这一消息惊喜交加。
自胡锦涛1989年被邓小平隔代指定为江的接班人后，小心谨慎的熬了十三年。在江泽民掌权时，胡锦涛一直没办法建立自己的派系，而在十六大接过总书记一职后还不得不给赖在军委主席职位上不走的江泽民当副手。“江前胡后”一直持续到2004年9月江辞去军委主席之后。
然而胡锦涛在“三权在握”后仍处处受到江系人马的掣肘。十七大人事布局、奥运会、建政六十年的天安门阅兵等等，处处显出江泽民的影响力和胡锦涛的窝囊劲儿。想来胡锦涛心里早已怒不可遏了。
2006 年11月15日在香港上市的《动向》杂志则首次独家报导了当年“五.一”胡锦涛在黄海险些被江泽民暗杀，随后从青岛直接飞往云南的消息。此则消息虽然没有第三方证实（也许不到中共倒台，此等事都是国家绝密），但那年“五.一”胡锦涛确实有十天没有露面，而江泽民却高调到泰山游览；随后胡锦涛痛下杀手于9月份将江泽民的铁杆马仔、前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双规”，而传闻中的暗杀执行者、海军司令张定发莫名其妙的“病逝”，官方报导和追悼规格之低都极为异常。这显示出，尽管西方政治以“妥协”著称，而中共政治局里，胡江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了。
胡锦涛欲提拔李克强接总书记，江泽民则欲安排习近平接班。到了今年，江系的另一铁杆薄熙来则在重庆“唱红打黑”大造声势，几乎营造出了总书记的接班黑马态势。胡锦涛则以中纪委巡视组力压薄熙来的风头。中间许多微妙细节，以及贺国强、汪洋、习近平的动作都耐人寻味，兹不赘述。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西班牙国家法庭传唤的五位“犯罪嫌疑人”（实则为犯下“群体灭绝”罪的人权恶棍）都是江泽民的人马。设想一下，如果薄熙来被判有罪，与西班牙签署引渡条约的国家都可能将他引渡到西班牙坐牢，他还怎么可能顶着“国家主席”或其它什么头衔在国际上招摇。这个案子可以说把五名被告的政治前途切断了。
江泽民当政期间除了搞的中共内部人人腐败外，政治上站队基本上就是看官员对“镇压法轮功”的态度。而胡锦涛大可援引这一判例，阻止其他江系人马的升迁。这就是我为什么认为胡锦涛会“喜”。
而在另一方面，这一判例也对中共官员起到了巨大的震慑作用——坏事干多了，总是要还的。
中共的统治现在已经越来越依赖于对老百姓的镇压，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中共高官，不能不为这些血债负责。也就是说，他们如果不能立刻悬崖勒马、将功赎罪，也会面临着和江泽民等五位被告同样的结局。这就是我为什么认为胡锦涛会“惊”。
又惊又喜的胡锦涛，最终的结局“惊”还是“喜”，就看他自己如何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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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东时间: 2009-11-26 01:27:49 AM 【万年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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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6/2009
11/17/2009
章天亮：不战而胜
章天亮：不战而胜
--纪念《九评共产党》发表五周年
--纪念《九评共产党》发表五周年
【大纪元11月17日讯】1988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出版了《1999，不战而胜》这本书。该书认为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美国应放弃冷战思维而改以经贸合作的形式把民主和自由带给中国人民。
尽管尼克松在谈及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时说：“他们广泛的经济改革的目标并不是要改变中国的实质，而是在不改变中国实质的情况下，通过引进那些适用于中国的外来影响使中国强大起来”，然而在另一方面，各国资本在进入中国的时候，政客和投资者却似乎故意忘记了共产中国的意图和自己的初衷。我们不但没有看到民主和自由的传播，反而看到西方国家在资本和技术上帮助中共维持着一党专政和对民众的镇压。
尼克松在书中对邓小平大加赞赏，然而就在这本书出版之翌年，邓小平命令三十万野战军以坦克、机枪和达姆弹镇压了学生的民主运动，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被废黜。
也在尼克松预言的“不战而胜”的1999年，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的镇压。这显示的是江泽民所要维系的不仅仅是政治上、更包括意识形态领域的独裁，因此对法轮功这样一个和平的、没有任何政治诉求、以“真善忍”为指导原则的民间气功修炼团体也不能容忍。中国共产党的本质不但没有变，而且撕去伪装、暴露无遗。
1999年，西方不但没有“不战而胜”，而是用一纸世贸协议把中国与西方的经济利益紧紧连在了一起。随着共同利益的不断加强，缺乏舆论监督和司法独立的中共更容易用非法且隐晦的手段拉拢和腐蚀西方的政客，左右西方的决策直至政治格局。
“不战而胜”固然在《孙子兵法》中被誉为“善之善者也”，然而至今仍然为西方决策者主流思路的尼克松道路却显然是行不通的。
那么，中国是否还有和平转型的道路，即不经过军事冲突而转型为一个自由社会呢？在1989到1999的十年间，至少从政治层面来看，答案是相当悲观的。
中共在镇压天安门运动之后，更加害怕转型后的政治清算，更没有人可以负担得起从建政之后欠下的几千万条人命，于是开始用腐败凝聚党徒的“忠诚”，进而在国有企业改制、征地、拆迁等过程中欠下了更多的血债、经济债、生态债、道德债。如果说1989年，中共如果还曾有一线希望通过渐进的政治制度改革，累积成像后来在前苏联或东欧一些国家发生的天鹅绒革命的话，1989年的枪声中断了这种可能。
中共是不肯变的，西方又在经济上帮助中共维持不变，那么社会转型的希望就只能落在中国的民间了。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结论。
唯一的问题是：谁愿意、并且能够整合民间的力量？何时才是转型的最佳时机？
1999年，当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时，问题的答案才明朗起来——中共自己造出了自己的掘墓人。
法轮功作为一门佛家气功修炼方法是不干涉政治的，而江泽民的镇压却是在用政治来干涉法轮功修炼者的信仰自由。于是忠贞的信仰者在无端被构陷、被逮捕、被折磨、被关押、被洗脑、被虐杀的情况下，被迫开始了揭露中共谎言，以制止迫害的抗争。这种争取基本人权的抗争在我看来仍属于基本的道德层面，但也不可避免地会波及到政治层面。
尽管迫害惨绝人寰、集古今中外酷刑之大全，而法轮功的抗争却是和平的，尽管法轮功的处境要比印度的甘地或美国马丁路德金的的处境恶劣千百倍。这种和平的抗争，改写了中共在对内镇压中所向披靡的历史，而令中共陷入骑虎难下的窘境。
《九评共产党》的发表和退党、退团、退队的“三退”则令中共从战略相持阶段转入战略防守乃至崩溃的阶段。这一场以人心道德觉醒为基础的风潮，以真相解体谎言，以良知解体邪恶，以善心化解暴力，让中国民众走上了和平解体中共的道路。这个过程不仅涉及的是政治层面，也在文化和道德层面为未来的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99年，民主与自由并未不战而胜。而到了2009年，《九评共产党》发表五周年的时候，自由的脚步声已清晰可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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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东时间: 2009-11-17 09:55:29 AM 【万年历】
本文网址：http://www.epochtimes.com/gb/9/11/17/n2725148.htm
尽管尼克松在谈及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时说：“他们广泛的经济改革的目标并不是要改变中国的实质，而是在不改变中国实质的情况下，通过引进那些适用于中国的外来影响使中国强大起来”，然而在另一方面，各国资本在进入中国的时候，政客和投资者却似乎故意忘记了共产中国的意图和自己的初衷。我们不但没有看到民主和自由的传播，反而看到西方国家在资本和技术上帮助中共维持着一党专政和对民众的镇压。
尼克松在书中对邓小平大加赞赏，然而就在这本书出版之翌年，邓小平命令三十万野战军以坦克、机枪和达姆弹镇压了学生的民主运动，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被废黜。
也在尼克松预言的“不战而胜”的1999年，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的镇压。这显示的是江泽民所要维系的不仅仅是政治上、更包括意识形态领域的独裁，因此对法轮功这样一个和平的、没有任何政治诉求、以“真善忍”为指导原则的民间气功修炼团体也不能容忍。中国共产党的本质不但没有变，而且撕去伪装、暴露无遗。
1999年，西方不但没有“不战而胜”，而是用一纸世贸协议把中国与西方的经济利益紧紧连在了一起。随着共同利益的不断加强，缺乏舆论监督和司法独立的中共更容易用非法且隐晦的手段拉拢和腐蚀西方的政客，左右西方的决策直至政治格局。
“不战而胜”固然在《孙子兵法》中被誉为“善之善者也”，然而至今仍然为西方决策者主流思路的尼克松道路却显然是行不通的。
那么，中国是否还有和平转型的道路，即不经过军事冲突而转型为一个自由社会呢？在1989到1999的十年间，至少从政治层面来看，答案是相当悲观的。
中共在镇压天安门运动之后，更加害怕转型后的政治清算，更没有人可以负担得起从建政之后欠下的几千万条人命，于是开始用腐败凝聚党徒的“忠诚”，进而在国有企业改制、征地、拆迁等过程中欠下了更多的血债、经济债、生态债、道德债。如果说1989年，中共如果还曾有一线希望通过渐进的政治制度改革，累积成像后来在前苏联或东欧一些国家发生的天鹅绒革命的话，1989年的枪声中断了这种可能。
中共是不肯变的，西方又在经济上帮助中共维持不变，那么社会转型的希望就只能落在中国的民间了。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结论。
唯一的问题是：谁愿意、并且能够整合民间的力量？何时才是转型的最佳时机？
1999年，当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时，问题的答案才明朗起来——中共自己造出了自己的掘墓人。
法轮功作为一门佛家气功修炼方法是不干涉政治的，而江泽民的镇压却是在用政治来干涉法轮功修炼者的信仰自由。于是忠贞的信仰者在无端被构陷、被逮捕、被折磨、被关押、被洗脑、被虐杀的情况下，被迫开始了揭露中共谎言，以制止迫害的抗争。这种争取基本人权的抗争在我看来仍属于基本的道德层面，但也不可避免地会波及到政治层面。
尽管迫害惨绝人寰、集古今中外酷刑之大全，而法轮功的抗争却是和平的，尽管法轮功的处境要比印度的甘地或美国马丁路德金的的处境恶劣千百倍。这种和平的抗争，改写了中共在对内镇压中所向披靡的历史，而令中共陷入骑虎难下的窘境。
《九评共产党》的发表和退党、退团、退队的“三退”则令中共从战略相持阶段转入战略防守乃至崩溃的阶段。这一场以人心道德觉醒为基础的风潮，以真相解体谎言，以良知解体邪恶，以善心化解暴力，让中国民众走上了和平解体中共的道路。这个过程不仅涉及的是政治层面，也在文化和道德层面为未来的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99年，民主与自由并未不战而胜。而到了2009年，《九评共产党》发表五周年的时候，自由的脚步声已清晰可闻。@*
(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美东时间: 2009-11-17 09:55:29 AM 【万年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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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2009
章天亮：高层内斗能否让中共破局
【大纪元11月3日讯】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运动中的表现，令外界猜测中共内部发生分裂。
一方面，胡锦涛在10月中旬派出曾扳倒陈良宇的中纪委副书记刘岩峰为组长，率第三巡视组坐镇重庆，“把前一阶段反腐打黑的工作清理一下”。同时胡任命京派干部董书民任武警重庆总队政委，结束了薄的心腹王立军独掌武警大权的历史。薄熙来在“打黑”的问题上一度态度软化。
而在另一方面，《重庆日报》10月27日报导，重庆市委副书记张轩称，“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受到中央领导和上级机关的高度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专门作出批示，称“打击、铲除黑恶势力，是让老百姓过上安定日子的‘民心工程’”。
胡江之间的权力恶斗自2002年“十六大”开始一直持续至今，中间陈良宇案、周正毅案是胡打击江的典型战役，而习近平被指定为“储君”以及江泽民亮相“十一”阅兵等，则是江泽民对外界的权力宣示。此次重庆无疑成为胡锦涛与江系马仔周永康、薄熙来角力的战场。
许多人从这些表象上推测中共十八大的布局。薄熙来从觊觎习近平、李克强的位置，到现在有可能退而求其次，希望接替周永康做政法委书记。薄熙来、汪洋，乃至李克强、习近平等人的政治前途，都被卷入了这场“唱红打黑”的运动中。
主动“打黑”或“反腐”的一方尽管力图诉诸民意，但决不是因为他们真的“亲民”或“以人为本”，而仅仅是把“打黑”和“反腐”作为权力斗争的一种手段。“打黑”者并不白，“反腐”者也并不廉。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中共在权力非正常交接时常常有一些开明的举动。如邓小平废黜华国锋之前有“西单民主墙”；胡锦涛在接掌权力之初，曾废除《收容遣送条例》以及在对抗SARS时到广州街头直接与市民见面；温家宝更频频访贫问苦，大年夜到井下和矿工一起吃饭。但邓在废黜华国锋后，“民主墙”被取缔，“胡温新政”一词也很快变成了“河蟹”。
中共高层在做权力斗争时，需要尽量赢得各方力量的支持。军队高层、党内元老、西方政要、各级官僚乃至普通百姓都可能成为角力各方争取的对象，其中普通百姓在中共高层眼里是最不重要的力量，且只有处于权斗下风的一方才予以权宜性的利用。一旦地位巩固、大权在手，对民间力量则必须坚决快速镇压，以免民众对他们的宪法权利信以为真，并提出民主、自由的诉求，危及“一党独裁”。
角力的各方都很清楚，尽管他们所代表的是不同的势力，但其根本利益只能通过维护中共“一党独裁”来实现和维系。这不仅告诉了我们中共权斗各方最终必须、也一定会达成妥协，更告诉我们要放弃通过高层内斗达成政治制度转型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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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东时间: 2009-11-02 20:21:01 PM 【万年历】
本文网址：http://www.epochtimes.com/gb/9/11/3/n2709851.htm
一方面，胡锦涛在10月中旬派出曾扳倒陈良宇的中纪委副书记刘岩峰为组长，率第三巡视组坐镇重庆，“把前一阶段反腐打黑的工作清理一下”。同时胡任命京派干部董书民任武警重庆总队政委，结束了薄的心腹王立军独掌武警大权的历史。薄熙来在“打黑”的问题上一度态度软化。
而在另一方面，《重庆日报》10月27日报导，重庆市委副书记张轩称，“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受到中央领导和上级机关的高度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专门作出批示，称“打击、铲除黑恶势力，是让老百姓过上安定日子的‘民心工程’”。
胡江之间的权力恶斗自2002年“十六大”开始一直持续至今，中间陈良宇案、周正毅案是胡打击江的典型战役，而习近平被指定为“储君”以及江泽民亮相“十一”阅兵等，则是江泽民对外界的权力宣示。此次重庆无疑成为胡锦涛与江系马仔周永康、薄熙来角力的战场。
许多人从这些表象上推测中共十八大的布局。薄熙来从觊觎习近平、李克强的位置，到现在有可能退而求其次，希望接替周永康做政法委书记。薄熙来、汪洋，乃至李克强、习近平等人的政治前途，都被卷入了这场“唱红打黑”的运动中。
主动“打黑”或“反腐”的一方尽管力图诉诸民意，但决不是因为他们真的“亲民”或“以人为本”，而仅仅是把“打黑”和“反腐”作为权力斗争的一种手段。“打黑”者并不白，“反腐”者也并不廉。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中共在权力非正常交接时常常有一些开明的举动。如邓小平废黜华国锋之前有“西单民主墙”；胡锦涛在接掌权力之初，曾废除《收容遣送条例》以及在对抗SARS时到广州街头直接与市民见面；温家宝更频频访贫问苦，大年夜到井下和矿工一起吃饭。但邓在废黜华国锋后，“民主墙”被取缔，“胡温新政”一词也很快变成了“河蟹”。
中共高层在做权力斗争时，需要尽量赢得各方力量的支持。军队高层、党内元老、西方政要、各级官僚乃至普通百姓都可能成为角力各方争取的对象，其中普通百姓在中共高层眼里是最不重要的力量，且只有处于权斗下风的一方才予以权宜性的利用。一旦地位巩固、大权在手，对民间力量则必须坚决快速镇压，以免民众对他们的宪法权利信以为真，并提出民主、自由的诉求，危及“一党独裁”。
角力的各方都很清楚，尽管他们所代表的是不同的势力，但其根本利益只能通过维护中共“一党独裁”来实现和维系。这不仅告诉了我们中共权斗各方最终必须、也一定会达成妥协，更告诉我们要放弃通过高层内斗达成政治制度转型的幻想。
(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美东时间: 2009-11-02 20:21:01 PM 【万年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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