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惟馀钟磬声。
我和璐璐站在潭柘寺的正门前，请璐璐的两位瑞典朋友给我们合了个影，我让他们一定在取景时照下我身后墙上的八个字“法轮常转，佛日增辉。”
潭柘寺始建于晋代，迄今已经有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了，民间有“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的说法。山门上匾额“敕建岫云禅寺”为康熙大帝御笔亲题。寺庙周围八面环山，九峰拥立，名胜颇多，象天王殿前“漏砂不漏米”的大铜锅，流杯亭前有龙虎花纹的流觞曲水，大雄宝殿前一株柏树和一株柿子树长在一起形成的“百事如意”和竹地前珍贵的“玉镶金”竹树等等。
最神奇的莫过于大雄宝殿前那株树龄已有1300多年的银杏树了，乾隆皇帝封此树为“帝王树”。它的神奇之处在于清朝每一个皇帝即位时，都会从树的根部生出一个新的树干，并渐渐与老树生长在一起，每当有皇帝驾崩时，就会从树顶掉下一个大树杈来。
璐璐的这两位瑞典朋友是一对儿六十多岁的老夫妻。男的叫斯万，是瑞典一个着名的通信界权威，女的叫莉莉安，虽然满头白发，但看上去仍然庄重典雅，颇具皇室风范。
我带着他们一一游览这些名胜，并详细解释这些名胜的来历和历史典故。当他们听到“帝王树”的故事时，兴奋得两眼放光。
“我上次也来过一次北京，”斯万对莉莉安说，“导游从来不给我们详细介绍这些有意思的东西，总是领着我们去购物。”
“中国的文化就是很有意思，”我说，“我经常为她的博大精深而感到骄傲。”
我们驱车返回北京的时候已经是傍晚时分了，斯万与莉莉安兴犹未尽。
“咱们晚上去哪儿吃饭？”我一边开车一边问璐璐。
“去‘鸭王’吧，我听小马说那儿烤的鸭子比‘全聚德’还好，”璐璐说。
“是民族园旁边的那个吧，我听张斌前两天也念叨来着，好象需要事先定位子才行。”
“小马给了我一个电话，”璐璐一边说一边掏出手机和小电话本儿。
“杨先生，”莉莉安说，“你真是一位很好的导游。”
“谢谢，”我说，“我从小就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非常感兴趣。你知道吧，世界上所有的文明古国如埃及、巴比伦都淹没在沙漠中了。现在的埃及人跟古埃及人不是一回事儿了，现在的伊拉克人也不是古巴比伦文明的继承人。希腊文明被罗马继承了一部分，后来又随着日耳曼的入侵而毁掉了，古印度的文化被雅利安人扫灭，辉煌的玛雅文化也被西班牙人付之一炬，唯一没有中断地记载并传承下来的古文明就是中国的文明了。”
“这就是你们东方文化的神秘之处吧，”斯万说。
“你说得很对，东方文化之所以神秘是因为......嗯，”我停顿了一下说，“你们相信神的存在吗？”
“我想可能吧，莉莉安非常相信，”斯万说。
“我总觉得我和西藏有一种说不清楚的联系，虽然我从来也没有去过西藏。”莉莉安说，“我感觉我以前在西藏转生过。”
我笑了笑说，“我相信人是神造的。我看过一本书，其中列举了遍布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族，包括中国、中亚、新西兰、澳大利亚、非洲、古希腊、阿拉伯地区和美洲的民族，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传说--神用泥土造了人。我觉得，在没有任何远程交通工具，更不要说文化交流的原始社会，在地球的所有陆地上都流传着一个相同的神话，绝非巧合。”
“这一点我从不怀疑，”莉莉安说，“《圣经》上不也说上帝用泥土造了亚当吗？”
“嗯，不要觉得我很奇怪啊，”我说，“我很喜欢琢磨这些事情。《圣经》上还说上帝把亚当和夏娃赶出伊甸园后，用皮子给他们做衣裳穿。因为人刚被神造出来的时候没有独立的生活能力，神就手把手地教人怎么生活。在中国，历史记载得更详尽，谁教人种地，谁教人盖房子，谁教人怎么用草药，谁给人创立文字等等。实际上，所有的古老文化都是神传文化，但是他们都断绝了，只有中国文化中保留得最多，中国文化的神秘性也就是因为她和神的联系。实际上，中国文化最最宝贵的地方也就在于此了。”
“很有意思，”斯万说。
“刚才莉莉安说她觉得她在西藏转生过，其实西藏也有许多神秘的现象。”我接着从西藏喇嘛的虹化说起，讲到现代考古学对史前文明的发现，又讲到佛法的博大精深，以及现代科学研究方法中存在的局限性，从潭柘寺到民族园路上将近两个小时的车程，斯万和莉莉安都听的津津有味，不时问我一些我没有说清楚的地方。
“你的这些思想很新颖，”莉莉安说，“是在学校里学的吗？”
“不是，”我说，“我和璐璐都在修炼一种佛家功法，这些道理自然就明白了。你听说过法轮功吗？”
“法轮功？”斯万和莉莉安互相看了一眼说，“没有听说过。”
“你们都知道《圣经》里面说善良的人会进天堂，邪恶的人会下地狱。其实每一种真正的正教都叫人做好人。法轮功要求修炼的人按照‘真善忍’的法理去修炼。我们尽量使自己的说话做事都符合这三个字的要求。”
“‘真善忍’，”斯万重复了一句，然后笑着说，“这个原则我很喜欢。”
“可是你知道吗？”我说，“在中国，如果你信仰和传播这种原则就会有被捕的危险。”
“你在开玩笑吗？”斯万说，“怎么会呢？”
“是真的，”璐璐接过话说，“从去年7月开始，政府禁止我们再信仰法轮功了。”
“为什么呢？”斯万说。
“可能因为修炼法轮功的人太多了吧。政府调查说全国有一亿人在修炼法轮功，这已经超过共产党党员的人数了。”
“人多又怎么样呢？”莉莉安说。
“当权者就妒忌吧，”我说，“另外所有的共产党国家对于意识形态都控制得很严格，他们管这叫做‘统一思想’。这么多人在信仰有别于当局宣传的思想，他们就觉得失去对这些人的控制了。你知道中国对于人的管理是很严厉的，共产党的组织一直扩展到最基层，而且垄断了一切社会资源。因为他们不是民选政府嘛，他们就担心老百姓会组织起来形成一股可以和他们对抗的政治力量，危及他们的权力。其实他们不懂什么叫信仰，什么叫修炼，如果他们懂了，知道修炼的人要放下对名利地位的执着，他们也就不害怕了。但是他们恰恰不懂得这一点，而且经常是犯了错误还一条道跑到黑。”
“可是信仰怎么能限制呢？你想什么他又不知道。”斯万问道。
“法轮功讲‘真、善、忍’，所以至少要说真话。你知道中共的宣传机器给我们造了很多谣言，非常的离奇，完全是颠倒黑白。有许多从法轮功中受益的人，他们就要去向政府反映情况。谁去就抓谁。而且象天安门那儿的警察还会盘问过往的行人炼不炼法轮功，因为修炼的人都不说谎，如果我们说炼，那么就抓走。”
“噢，不、不！这太坏了！”斯万说。
“你跟我们说这些对你有危险吗？”莉莉安关心地问我。
“现在还好，”我说，“中共最在乎的是面子。目前去天安门广场请愿的人很多，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注意我这样在私底下讲真相的。”
“杨帆的爸爸和妈妈现在已经都被关在监狱里了，”璐璐说。
“噢，不！他们做了什么呢？”莉莉安问。
“法轮功除了有几本阐述自己原则的书之外，还有一套功法，就象瑜珈打坐有益健康一样，法轮功的功法对祛病健身非常有效。我妈妈炼功后从重病中康复出来，她和我爸爸就想去和政府说说法轮功是怎么回事儿，所以就被抓了。”
“那他们会不会有什么危险？”斯万问。
“我不知道，”我说，“象我们这些在监狱外面的人都没有信仰自由这样的基本人权，监狱里面的人就更没有了。想起这个，我就觉得很难过。我父母临行之前，特意到我和璐璐住的地方帮我们把家收拾了一下，他们确实很关心我们。昨天我看着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家，忽然想起我很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在院子里教我认字和算算术题的样子。如今好端端的一个家就给拆散了，我真觉得很悲哀。”
“杨先生，”斯万说，“我的心在为你和你父母哭泣。”
“我们能为你做点什么吗？”莉莉安问。
“这样的家庭还有很多。中共不停止镇压的话，这样的悲剧就会一直演下去。在当权者的眼里，人民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死了多少人，拆散了多少家庭在它们的眼里仅仅是一堆无意义的数字。我知道拘留所里的条件非常恶劣，还有人因为不放弃信仰被打死的。其实无论是被打死的还是被关押的都是象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人，他们和我们一样有他们的社会关系、个人经历、喜怒哀乐的感情，也和我们一样有着光荣与梦想。他们的亲朋好友会为他们的不幸奔走呼号，为他们的遭遇而悲伤落泪。如果他们是因为做了坏事而经历这一切我无话可说，但是他们却仅仅为了说真话做好人。要从根本上制止这场悲剧，那就需要全世界一切正义的力量联合起来，一起对中共说‘不！’让它不能再这样蛮干下去了！”我停了一下说，“斯万、莉莉安，我非常感谢你们的理解，这对我们已经是很宝贵的支持了。如果你们想帮忙，那我就请你们和你们的政府、你们的朋友说，‘在中国，当权者正在镇压一群信仰法轮功的好人。’”
“我们一定会的。”莉莉安说。
※※※
下班的铃声刚刚打过，同事们纷纷站起来关掉电脑的电源，收拾起桌子上的文件准备回家。
我把给警察写的那封7000多字的长信从电脑中调出来，加了几句话，说明这是我在父母被捕后亲手交到拘留所的一封请愿信。在收件人一栏中，我填上了销售部全体人员以及其他部门我认识的所有人的email地址，然后对着电脑沉吟了半分钟。我感到心里很紧张，手指上也渗出了冷汗，但还是按下了“发送”键。
第二天早上，在我骑车上班的路上，忽然间手机响了。
“喂，你好。”
“杨帆啊，我是张斌。你现在在哪儿呢？”
“我正在上班的路上，一会儿就到办公室了。”
“你先不要到办公室，直接到销售部第一会议室，我在那儿等你。”他说。
“好，一会儿见。”
我走进会议室的时候，看到张斌正独自坐在桌子旁，手里拿着我广播出去的信仔细看着。
“经理早，”我说。
张斌抬起头，脸上的表情很复杂。
“杨帆，”张斌一边想一边字斟句酌地说，“我们认识已经快七年了吧，我一直拿你当兄弟看待的。你来公司的时候，我也在培训部，那个时候你才二十岁，聪明能干，嘴也特贫。我可以说是看着你长大的。我知道你的信仰，也一直把它当作是你个人的问题，所以也从来都没有找你谈过。我想只要你自己注意安全就行了，而且我相信你会权衡利害的，没想到你会把这样的信扩散到全公司，这对你的安全是非常不利的。”
“经理，谢谢您。本来我做这样大的决定之前应该和你打个招呼的。”我说，“我们一起工作了这么多年，彼此算相当了解了吧。因为你能力强，对下属要求又严格，同一个办公室的其他同事甚至比较怕你，但是我知道你一直很照顾我。也就因为这个吧，我知道如果和你打招呼，肯定会被你阻止，我就自作主张了。”我沉吟了一会儿说，“我当然也很在意我自己的安全，更在意我太太是否幸福，不过和真理相比，这些都只能放到第二位了。”
“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张斌说，“有许多事儿是没法讲理的。有的时候受了委屈，忍一忍也就过去了。我和咱们公司的这些人都一样，谁也不希望看你出什么麻烦。”
“我理解。有许多事情，在做决定的时候是很难的，其实这封信也许在去年七月份就应该发出去了，但是我也一直在思考，一直在权衡，也一直在担心，不过我从镇压发生的第一天起就知道我有一天会做这样的事情，即使不是发这封信，也会用其他办法把这些真心话讲出来，因为我是有信仰的人。”我顿了一下说，“我知道在许多人眼里，我们的行为他们不能理解，就好象我在９４年游览罗马竞技场的时候也不理解基督徒的殉道一样，因为我那时候没有信仰。如果说不相信神的存在，那么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只要能这一生活着舒服，谁还管别人怎么样啊。但是我修炼了，也知道神是实实在在存在的，那么我的思维方式就完全不一样了。”
我想了一下继续说道，“我知道你们都不希望我出事，就象我也不希望我的父母也被关进去一样，不过我非常敬佩那些有勇气说真话的人，他们并不是为了他们自己。经理，我知道您刚刚买了栋房子，还买了辆车。物质生活方面确实是在进步。但是人们的生活却越来越没有安全感，过去是装防盗门，现在要装防盗窗，出门怕受骗，买东西怕买到假货，因为我们都知道社会上坏人太多，大环境越来越差了。其实许多人敢于做坏事就是因为社会的正气得不到弘扬，人人明哲保身，坏人也就有了各个击破的机会。前几天我开车路过阜成门那儿，看到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大楼就在想，其实保险就是每个人做一点小的付出，所有投保人帮你共担风险。在社会生活中也是需要这种保险的，每个人只要付出一点，讲一句真话，邪恶就没有容身之处了。我知道我自己一介书生，没有什么号召力，只能从自己做起。”
张斌沉默地看着我，目光中的焦虑慢慢消失了。
忽然，他的手机响了起来。
“喂，”他接起电话，“赵总你好。……对，杨帆和我在一起，……我正在和他谈……好，我让他马上过去。”
张斌挂了电话，对我说，“赵总让你马上过去一下，你……”他停了一下，拍了拍我的肩膀，没有再说什么。
“赵总，您好，”我进了总裁办公室说，“真是不好意思，我没有想到会惊动您。”
赵总和善地笑了笑，“我一会儿有事要出去一下，库尔兹在他办公室里等你。”
库尔兹是我们公司的德方总裁，以前只有做非常重大的决定时才和我们一起开会，从来也没有私下里和我谈过话。
我走进库尔兹的办公室，意外地发现居然老柯也在。
“早上好，”我说。
库尔兹示意我坐下，然后说，“我们正在谈你发的这封信。我想问你，你现在有没有遇到什么麻烦。”
“没有，”我说，“非常对不起，这是一封中文信件，而且这件事情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解释清楚的。”
“没关系，我非常理解你，”老柯说，“我在东德的独裁统治下生活了将近四十年，这些事情我都能明白。我和你一起在尼泊尔出差，很欣赏你的能力，公司也很需要你。我希望你能保持沉默，否则就会有危险。”
库尔兹看了老柯一眼说，“杨先生，有关法轮功的事情，我从德国的报纸中也知道一些情况。我找你来是想告诉你，我们公司和德国大使馆关系很好，我和大使的私交也不错。如果你遇到什么麻烦的话，请马上给我打电话，我会尽量为你提供保护和方便。”
“谢谢您，”我感激地说，“我觉得我该做的已经都做了，该我承担的责任我也不会逃避。”
库尔兹递给我一张他的名片说，“上面有我的住址和移动电话。最近厦门那里公司有一个会议，如果你想去的话，可以去那边呆一段时间。”
“不用了，谢谢。”我说，“我感谢公司的厚爱。在公司工作这七年，我深感对公司贡献很少，而从公司获得很多。我会更努力为公司工作的。”
※※※
我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开始工作。张斌在离我几米远的地方看一份文件。
陈薇低声问我，“你没事儿吧。”
我摇摇头，笑了一下，然后感激地说，“没什么事儿。”
销售部的小韩走进办公室，到了张斌身边说，“张经理，北京局来了几个客户，想见见您，现在在会议室呢。”。
张斌看了眼手表，把文件整理了一下，随着小韩走了出去。
同事们一下子都围了过来。
“刚才经理跟你说什么了？”陈薇问。
“没什么，”我说，“他们都为我的安全担心，我就跟他们说了说我的想法。”
“你父母怎么样了？”陈英问道。
“不知道，没有消息。我到拘留所里问了一下，说是拘留15天。”
“你知道吗？”陈薇说，“今天早上在班车上就有人跟我说，没想到咱们公司还出了个英雄。”
我苦笑了一下，随口说道：“一个国家如果出现英雄是这个国家的悲哀。老子讲‘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一个国家如果民生幸福，富强安定，哪里需要什么英雄啊？内忧外患的时候才需要。”
也许是不知道自己还可以和这些同事相处多久吧，我忽然非常珍惜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也想和他们尽量多说说话。
我沉吟了一下，继续说道，“那封邮件也是我犹豫了一会儿才发出去的。有个诗人说过‘我并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我也不过就是希望自己能象一个人一样地活着，有我的权利，也有我的自由和尊严。如果我被剥夺了这些，那么就通过我的努力，让其他人能生活在自由的天空下。”
“你觉得你的抗争会改变什么吗？”刘颖问。
“我相信会有效吧，自古邪不压正。我觉得仅仅是个时间的问题，只要我们能坚持下去。历史上有许多非暴力的抗争，象印度的甘地、美国的马丁•路德•金、南非的纳尔逊•曼德拉，最后他们都胜利了。法轮功也是一个和平的团体。我不知道社会上不了解法轮功的人会怎么看待我们的抗争。我记得我小时候曾经有两个杀人犯受到通缉，一直到他们被围剿击毙以前，大人们也都很担心自己的安全。两个杀人犯呢，就两个，整个城市都人心惶惶的。如果法轮功不是一个和平团体的话，按照中共的宣传，就算有200万修炼者吧，你说那还不天下大乱了？这其实是个常识问题。”
我停了一下，继续说道，“镇压者非常清楚我们的和平精神。你想他天天高喊‘稳定压倒一切’的，当然是因为他觉得无论怎么迫害我们，都不会造成社会动乱才决定镇压的，这就是他最坏最坏的一点。而且他使用的手段里有很多都是利用我们的优点——善良、不说假话等等。”
“前几天我看新闻联播，”刘颖说，“说你们在日内瓦的人权会上和反华势力勾结。好象你们越抗争，镇压倒越严厉了。”
“人权啊，”我说，“我作为一个人，长了张嘴，长了双眼睛，长了个大脑，这些器官不是哪个政府给我的，而是天生的，对不对？天为什么让我生个大脑呢？那就是让我有思想的自由；为什么长了张嘴呢？就是给我言论的自由；为什么长了双眼睛呢？就是让我有获取信息的自由。这些自由都是天生的，所以叫天赋人权。她是跨越国界、跨越政府、跨越主权的。就好比说，你如果知道邻居家的丈夫在毒打妻子，都要把妻子打死了，你能不管吗？能不报警吗？你不会说这是他们家的私事就袖手旁观，对不对？中国在杀人呢！而且是虐杀，把人活活打死！那你说美国和欧盟出来对江泽民说‘你不能杀人’，那是干涉中国内政吗？跟反华有什么相干？至于说镇压越来越严厉，嗯，无神论的人呢，永远理解不了信仰的力量。”
我沉默了一会儿，继续说道：“其实镇压法轮功这件事儿，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呢。我记得在二战结束的时候，有一个从集中营里劫后馀生的牧师，他痛定思痛讲了这样一段话，‘当纳粹来抓犹太人时，我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当他们来抓共产党人时，我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当他们来抓贸易工会主义者时，我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贸易工会主义者；当他们来抓我时，已无人替我说话了。’法轮功这么一个与世无争的和平团体都要被强加上各种罪名进行这样的迫害，那谁还能保证当局哪一天看他不顺眼而来迫害他呢？所以为法轮功说话，其实就是为自己说话。”
※※※
又是一个星期没有父母的消息，中间姐姐又往里面送了一次衣服。
星期五的时候，我正在公司参加一个管理方面的培训，忽然接到父亲公司一位姓魏的主管的电话，告诉我父亲已经被释放了，问我可否去见一下他。
出租车沙沙地奔行在路上，外面刚刚下过一场春雨，气候温暖而湿润。我给璐璐打了个电话，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她。
我见到父亲的时候，他正在办公室里坐着，只穿了一件衬衫，脚上是一双拖鞋。他的精神还不错。
“爸，你还好吧？”我说。
“还好，”爸爸说。
“妈呢？她没和您一起回来？”我问。
“没有，我也不知道她的情况。”
“你们不是关在一起吗？放风的时候能看到她吗？”我问。
“拘留所里放风是在牢房后面的院子里，每间牢房的院子之间是隔开的。”
“哦，”我说，“他们打你了吗？”
“还好，在天安门的时候警察抢横幅时打了两下，进了拘留所后就没挨打。”
“他们审了你几次？”
“两次，也就是走走过场，警察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那妈是不是也快出来了？这可眼看着就十五天了。”
“应该吧，你们还好吗？”
“我们还行，就是担心你们。”
一位中年男子走进了办公室，看到我就和我握了握手，“你是老杨的儿子，是吗？”
“啊，我是。”我说。
“我姓魏，就是刚才给你打电话的人。”
“你好，”我说。
“老杨在我们公司也很多年了，”魏先生说，“一直是优秀党员。没想到这次给我们公司捅了个大漏子。”
爸爸笑了笑没有说话。
“其实他也没干什么，”我说。“请愿上访也不算什么错误。”
“这个事儿比较复杂，我也不和你讨论对错的问题，”魏先生说，“你五一放假期间能保证你爸爸不去天安门吗？”
“嗯，”我说，“放假的时候我会和他在一起的”。
“我想问你一下，你炼法轮功吗？” 魏先生说。
“炼啊，”我说。“炼了好几年了。”
“噢，这个……你等一下啊，” 魏先生离开了办公室，过了五分钟又回来了。他接着说道：“如果你也炼的话，我们还得重新安排。”他转头对我父亲说，“刚才我去后勤问了一下，他们有一拨人五一要去庐山，干脆老杨你就跟他们去得了。票我也给你订了，你赶快回家收拾收拾东西，今天晚上的火车。”
“哎，刚才不是说好五一让我陪着他吗？”我问。
“你也炼法轮功，你们俩谁看着谁啊？万一你们都去了天安门怎么办，把你爸爸从拘留所保出来的时候我是和他们签了协议的。保证他不去天安门。”
“我爸爸都快六十的人了，有独立民事能力的，您不觉得让您保证他干什么不干什么挺怪的吗？”我笑着问。
※※※
五一节是我和璐璐单独过的。爸爸最终还是登上了去庐山的火车。整个五一节，我都盼望妈妈能回家和我们团聚，但是她却一直没有消息。
“还是托孙军问问吧，”璐璐说。“也许他能帮咱们打听打听里面的消息。”
“等上了班以后吧，”我说。
5月8号，璐璐下班的时候带给我一个坏消息说拘留所向北京市局报送了一份劳教名单，妈妈的名字也在上面。
“为什么报劳教？”我问璐璐，“爸爸不是关了一个多礼拜就放出来了吗？他们做的事儿也没什么区别呀？”
“我也问孙军了，他说第一、妈妈是第二次被拘留了；第二、丰台分局原来有个副局长，对法轮功非常了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爸妈被关了几次也没挨打的原因。市局对这个分局长很不满意，说他镇压不力，就把他撤了职，新上任的这个副局长可能是想表现表现吧。”
“哎，”我叹了口气说，“用法轮功人的血去染红他的顶戴。”
“别太担心了，老公，”璐璐说，“报劳教是第一步，市局批不批还不一定。妈不会有事儿的。我让孙军再帮我盯着点儿。”
“但愿如此吧，”我说。
整整沉寂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我已经和海外的功友取得了联系，开始在网上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妈妈仍然没有确切消息，孙军在不停地托人打听，每个人告诉他的都是完全不同的结论。
“你们也别着急了，”我和璐璐请孙军吃饭的时候，他对我说，“市局里现在也没主意，我听一个朋友说他们等着中央的政策呢。法轮功这个事儿啊，现在越闹越大，而且这段时间太敏感。5月11号是你们老师生日，5月13号是你们老师第一天开始出来传法的纪念日。我听说好象你们还把13号这天定成‘世界法轮大法日’了是吗？”
“是啊，你们这些朋友消息还挺灵的，”我说。“除了中国，其它有法轮功的三十多个国家那一天都要搞庆祝活动的。”
“他们公安里有人天天不干别的，就盯着你们的网站看。法轮功这事儿呢，现在谁也不敢作主，我那些朋友明着告诉我，‘甭管犯了什么事儿，只要没打死人的，都可以往外捞。就法轮功不行。’我现在也没辙了。”
※※※
那一段时间，明慧网除了刊登一些弟子交流的文章外，大量报道了美国各州，加拿大、欧洲以及亚洲的“法轮大法日”庆祝活动。2000年5月22日，明慧网发表了一首李洪志先生写的七言诗《心自明》。这是自从镇压开始后，他写给弟子的第一篇文章。虽然他并没有在文章中透露任何详细而具体的内容，但是时隔十个多月，我们终于又听到了他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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