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我没有看到春天降临在北京大地，三月中旬我离开北京去了孟加拉，随后又从那里直接去了尼泊尔。等我回到北京的时候，已经是四月中旬的那个周末下午了。当时联合国正在召开一年一度的人权会议，上千名来自世界各国的法轮功学员克服重重困难，自费来到日内瓦，在寒风冷雨中集体炼功，呼吁国际人权组织关注并制止在中国发生的有系统的人权迫害。在国外的时候，我每天都浏览人权会议的最新进展，期待着国际社会能够协调起来，制止这场发生在文明社会的骇人听闻的暴行。与此同时，每天都有数百名法轮功学员自发涌向天安门广场，他们打出横幅，继续和平呼吁政府停止镇压，还他们信仰自由的天赋人权。
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亲自飞往日内瓦，旨在希望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谴责并调查在中国发生的对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各种信仰团体的镇压。中国政府除了要求搁置美国提案之外，还动用技术人员对明慧网的服务器进行黑客攻击，阻止人们了解真相。
出租车缓缓地停在了公司的宿舍楼前，我从汽车的后备箱中拿出了随身的行李，抬头看到楼前的一群小孩儿正在便道上嬉戏，临走时还光秃秃的柳树已经是枝繁叶茂了。一位人事部的同事抱着孩子从另外一个单元出来，看到我和我打了声招呼，“这又是出差刚回来啊？”。
“啊，”我笑了笑，“您这是哪儿去啊？”
“带孩子随便出去转转。”
我在楼下站了片刻，刚才在机场的时候还觉得归心似箭，现在忽然平静了下来。
还没有走到家门口，我就听到璐璐在和谁说着什么，我掏出钥匙打开房门。
“你回来啦！”璐璐高兴地说，她伸出手接过了我的背包。
“啊，”我答应了一声，伸手握住了她接背包的手，“宝贝儿，想我了吗？”
“爸妈都来了，”璐璐赶紧说。
我抬头看见妈妈正拎着块儿抹布从厨房出来，爸爸也到了客厅里。
“爸、妈，”我说，“你们怎么来了？”
“赶上这个周末没什么事儿，我们就过来看看你们，顺便帮你们收拾收拾家，”妈妈说。
“家么，我和璐璐就收拾了，”我一边说一边脱了鞋。
厨房黑白相间的地砖擦得纤尘不染，煤气炉灶上铺上了崭新的锡纸，就连抽油烟机上不起眼儿的角落里的油腻也擦得干干净净。洗衣机正在一旁轰轰作响。
“怎么看着跟要过年似的，”我说，“还有什么活儿，我帮你们一起干吧。”
“已经差不多了，”璐璐说，“你出差刚回来，去休息一会儿吧。”
“不用，我是上了飞机准睡觉，不落地不醒。咱们晚上找个地方吃饭去吧，我请客。”
“好啊，”璐璐说，“带爸妈去吃丽都路口那家韩国馆子吧。”
“不用了，”妈妈说，“反正做饭也花不了多少时间。”
“去吧，”我说，“你和爸爸也难得来一趟，跟自个儿子还客气什么？”
我们四个人在韩国馆子前下了车，璐璐付了车费。
“这个馆子挺怪的，”我对父母说，“没有名字，也不挂招牌，但是附近的人都知道这是个饭馆儿。他们做的东西，味儿都特地道。”
我们一边说一边走进饭馆儿。由于时间还早，饭馆儿里没有什么人，我们找了个靠近窗户的位置坐下。服务员端上来四碟韩国小菜，我拿过菜单仔细研究，璐璐透过落地长窗看着窗外南来北往的车流。
“他们这儿石锅拌饭不错，辣椒酱特别香，还有海带牛肉汤我也特喜欢，”我一边翻菜单一边说，“爸妈，你们再拿份儿菜单看看你们要点什么？”
“不要点太贵的东西，”妈妈说。
“对，咱们还是多聊聊天，吃什么都行，”爸爸说。
我又随意点了几个别的菜，将菜单还给了服务小姐。
“现在警察还看着你们吗？”我问妈妈。
“不象春节那几天那么严了，要不我和你爸怎么出得来。”妈妈说。
“我说呢，”我笑了一下，“咱们家附近的那些功友还好么？”
“还好。”妈妈说，“最近我们商量着要一起去天安门请愿呢。”
“嗯，”我抿着嘴沉吟了一下，“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在盯着日内瓦的人权会。明慧网上说这次美国和欧盟都会谴责中国对法轮功的镇压。不过我觉得中共一向在投票的时候收买小国家的支持，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到时候看。这几天去天安门抗议的人也很多，不过据我所知，政府根本不听我们在说什么，凡是去请愿的一律抓走。”
“我们也知道这个情况，”妈妈说，“咱们家附近有几个功友几乎天天去那边看。我听他们说天安门那儿的外地功友可多了。”
“便衣和警察也都很多，”爸爸接过话来说。
“如果你们要是去请愿呢……”我想了一会儿说，“政府肯定是不会听的，最多也就是让游客能看到你们。让最多人看到的办法就是打横幅。”
“前几天，我们用黄布做了几块，等回家我给你看看，”妈妈说。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这个事情我这几天一直在琢磨，中共这些喉舌给我们造了很多谣，也确实骗了好多人。如果它因为我们请愿就把错误改正过来，当然对谁都更好，但是现在看来是不容易。最近这一个多月，我在国外不太忙，上网看了许多国内看不到的消息，也想了很多事情。我觉得啊，有个重要原因使得中国的当权者不敢改正错误。”
我给爸爸妈妈的茶杯里倒满了茶，继续说道：“一个政府要执政就必须有民意基础。象欧美国家这样的民选政府，他的民意基础来自选票；中国古代皇帝执政的民意基础来自老百姓都相信‘君权神授’。中共本身是个无神论的政党，也没有选票支持，所以刚才说的两个民意来源它都没有。江泽民拉拢民意的办法就是一方面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宣扬它有多么伟大光荣正确，跟着它才能奔小康，才能过好日子，好多人从小儿就听这种宣传，听多了就信以为真了；另外，它有暴力机器，可以把提出质疑的人抓起来。换句话说，它的执政合法性来自于它宣扬自己‘伟光正’，它怎么可能主动公开认错儿呢？”
服务小姐把我们点的菜放在一个大托盘上端过来，我暂时闭了嘴。
等小姐走后，我继续说道：“江泽民天天儿在报纸电视上吹自己，用共产党自己的话说就叫搞‘个人崇拜’。它既然伪装成一个‘英明领袖’，就算真犯了错误，也死不承认的，或者抓谁当替罪羊。但是他把自己的退路封死了，刚刚开始镇压，他就迫不及待地在亚太经合会上亲自给各国元首散发诋毁法轮功的小册子，完全暴露了他就是这场镇压的始作俑者。”
“我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妈妈说，“我们不过就是去表达一下心里话。”
“但是打横幅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向世人证实法轮功不是政府说的那样，而是一个很好的信仰吗？”我抿了一下嘴，继续说道，“现在我们周围有许多同事、还有亲朋好友也都被这种谎言宣传蒙蔽了，我倒是觉得当务之急是赶紧让他们都明白过来。他们和我们接触得多，对我们是什么样的人都很清楚，自然更相信我们的话。如果所有的人都不再相信政府对我们的诬蔑，那政府不管怎么说，也都是白说。否则我们如果都被抓起来了，谁跟他们讲真相呢？”
“你是不知道，”妈妈说，“自从去年7.20以后，我这心里就一直象压着块儿石头一样。我是觉得到天安门打横幅是最直接了。”
“妈，”一直在静静听我们讲话的璐璐说，“杨帆的意思不是不让您去天安门，他是说还有别的办法。”
“我明白你的意思，”妈妈说，“妈和你们不一样。你们都受过高等教育，社会交往又广泛，能做的事也多。我们这些退休的老太太，觉得外地那么多功友都进京打横幅，咱们家就在北京，难道不应该也去天安门请愿吗？”
“爸您也去吗？”我问。
“嗯，我也想和他们一起去，”爸爸说，“我觉得你妈说的是对的。”
“这些事情啊，不管是采取什么办法，都得用纯净的心态去做才能做好，”我说，“一件神圣的事，不能把人情都掺进去了。我也要告诉你们，现在劳教所和拘留所里对法轮功是越来越严酷了，上上个月潍坊就把一个59岁的老太太活活折磨死了。那些酷刑我都看不下去。”
“你别和我说这个，”妈妈有些不高兴地说，“我们堂堂正正的，为什么要受这些折磨？”
“你说的倒也没错，”爸爸说，“政府因为去天安门请愿的很多，现在还顾不上抓象你这样在底下传播真相的，很大的压力还是在去打横幅的人身上扛着。”
“对，您说得对，”我想了想说，“去打横幅呢，也能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也许我说的方法并不是最好。不过也许你们的办法……你们再斟酌吧。”
我和璐璐站在宿舍楼的楼下，看着爸爸妈妈上了出租车。我掏出100块钱交给司机说“先把车费给您，剩的钱给他们就行了，”我一边说一边指了一下父母。
“不用了，我们有钱，”爸爸说。
“没关系的，”我说，“你们多保重。”
“你们俩自己也当心点儿，”妈妈说。
“如果你们真是决定要去的话，走之前给我来个电话，”我说。
“好，”爸爸说，“你们也多保重吧。”
我和璐璐点点头。出租车缓缓启动了，我和璐璐站在暮色中，一直看着红色的尾灯消失在路口。
“你觉得爸妈肯定会去吗？”璐璐一边往回走一边问我。
“嗯，”我若有所思地说，“我觉得他们决心已定了。”
“那我们呢？”
“我也不知道，”我用左手蹭了蹭鼻子说，“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
“你不会突然就不辞而别，也去天安门了吧？”璐璐说。
“不会。我不会因为他们去就去，就象他们不会因为我们不去就不去一样。”我说，“我刚才就在想，是我真的惧怕什么吗？如果现在让我在大法和生命之间选择的话，我会立刻选择大法。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吧，‘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如果是在长期暗无天日的酷刑和大法之间做选择呢？我不愿意想这样的事情，我只想趁着现在还有自由之身，可以为澄清谎言多做些事情的。”我停了一下，叹口气说，“至于后果，一切听从天意安排吧。”
呆了一会儿，璐璐说，“刚才爸妈在的时候，我有一件事情没告诉你。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曾经有一年放假帮朋友带一个外国旅游团到西安、桂林和广州去观光。那些人都特别喜欢我，有一个瑞典的朋友给我发e-mail说，这个月底他要带夫人来北京，问我可不可以帮他定一下酒店。我想到时候把公司的车借出来，周末的时候带他们去北京郊外转一转。”
“嗯，行啊，”我稍微有些犹豫地说，“如果到时候我们还没出事儿的话。”
“这个朋友和瑞典王室关系很好，也许我们可以向他讲讲真相。”璐璐说。
我点点头，没有说话。
※※※
几天以后，我到月坛附近听一个技术讲座，结束的时候已经是中午时分。我打开手机，看到有一条留言，就站在楼道里打电话到业务中心查询，留言是爸爸的声音“我和你妈妈一会儿就去天安门，你们不用惦记我们，自己多保重，”留言时间是上午10:00左右。
虽然我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但还是感到有些难过。我下了楼，找到司机李师傅说：“我有一些私事需要马上去办，你先回公司吧。”他一走，我就叫了辆出租车，对司机说“去人民大会堂。”
阵雨刚过，天空中布满了乌云，地上还非常湿。我在大会堂下了车，看见纪念碑附近有四五辆警车在游弋。广场上游人不多，穿警服的也没几个，正对着金水桥的旗杆上，湿淋淋的五星红旗无精打彩地耷拉着。我穿过马路，走到纪念碑附近。突然我感到在背后有一种大战前的紧张，心跳也开始加快起来。回头一看，就在离我不到20米的地方，3个外地打扮的中年妇女和一名男子正在展开一面大约3米长的金黄色横幅，上面 “法轮大法好”五个鲜红的大字夺目生辉。这四个人同时用尽全力喊到“法轮大法好！”
他们坚持了不到10秒钟，已经有7、8个便衣同时向他们冲过去，两个便衣一把扯下横幅，其他的人同时对这四个人拳打脚踢。拳头和皮鞋象雨点一样落在了这四个打不还手的老实人身上，一直到他们被打倒在地，便衣还继续用大皮鞋没头没脸地踢他们。一辆警车呼啸而至，停在了他们旁边。
虽然我从香港翡翠台的录像中已经见过这样的场景，但是当身临其境的时候，我仍然震惊于现场的暴力和血腥。一股怒火一下子顶到了脑门子上，我深吸了一口气，大声喊到“不许打人！”就朝警车方向跑去。突然，脑后狠狠挨了一拳，打得我眼前直冒金星，同时脚下被人一拌，我身体失去平衡，重重地摔在地上，手提电脑也摔了出去。我还没等回头，腰上就又挨了一脚。我听见一个男子的声音恶狠狠地说：“让你XXX多管闲事儿。”
正在这时，我的背后又传来了另外一群人的呐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打我的人转身又朝那边跑去。
我坐起身，看到了那个打我的人的背影，高高的个子，留着寸头，穿着草绿色的裤子，不象警察，倒象是便衣国安的样子。
也许是后来那几个打横幅的人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也许他看我拿着电脑包和手机，身穿西服，不象是来天安门打横幅的人，他也没再回头管我。
我在围观人惊愕的眼光中站起来，捡回了电脑包。
我独自步行到革命历史博物馆东侧，叫了辆出租车回到了家中。镜子中的我头发上和脸上还有在天安门广场地上沾的泥浆，西服也肮脏不堪。我打开热水器，腾腾的热气弥漫在浴室中，模糊了面前的镜子。悲愤从心中油然而生，不能自已。记得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以后，四十年来一直是中国的老朋友的井上靖曾给中国政府发来电报说：“镇压自己的人民的政府是不能称为人民政府的；开枪射杀赤手空拳的学生的军队是不能称为人民军队的。”当时我不在北京，无从知道在天安门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在今天，我亲眼见证也亲身经历了“人民警察”挥舞向人民的铁拳。
可以想象，警察如果胆敢在天安门的众目睽睽下如此残暴地殴打法轮功弟子，在监狱里又会发生什么。
下午，我没有去上班，坐在椅子上想事情，许多杂乱无章的念头纷至沓来。
宿舍楼下传来小孩子的笑声、同事们互相打招呼的声音、和汽车发动机的轰鸣声，下班的时间到了。虽然我知道父母此去凶多吉少，但还是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希望能够有一个意外的惊喜，然而电话振铃了许久，一直无人接听。
我挂了电话，走到阳台上，看着下面进进出出的人流，忽然觉得自己成了这个社会的边缘人，抑或世人皆醉惟我独醒。
“如果这场镇压从一开始就没有发生过该多好，”我一边想一边苦笑了一下。忽然间，一个月前我对赵总说过的话映入脑海：“我如果不知道这些事情也就罢了，但是既然我知道了，我就不能假装我不知道。”
外面有钥匙开门的声音，璐璐下班回来了。她把手包随手挂在墙上，走进屋笑着对我说：“今天下班这么早。”
我答应了一声，“嗯。”
看着她灿如朝霞的笑容，我真不忍心看到她脸上再蒙上阴影。我说，“我还没做饭呢，要不咱们晚上出去吃吧。”
“不用了，”璐璐说，“冰箱里青菜是现成的，肉我今天早上化了一块儿搁在冷藏室里。”
我打开冰箱，把化好的肉拿出来搁在厨房的案板上，抬头看着干净整洁的厨房，似乎在脑海中妈妈几天前打扫厨房的样子纤毫毕现。
璐璐看我站在那里发愣，就默默地走到煤气灶前点着了火。
“爸妈去天安门了是吗？”璐璐问我。
“你怎么知道的？”我说。
“看你表情呗，”璐璐说，“下午我给你们家打过一个电话，没有人接，我就觉得他们可能已经去了。”
“嗯，”我说。“我早上在培训，后来中午的时候听到了他们的留言。”
璐璐把油倒入锅里，然后从冰箱里拿出根葱剥了皮，默默地切成几段。
“后来我也去了天安门那儿，”我接着说。
“看到他们了吗？”
“没有。”我说，“不过我算是亲眼看到了警察是怎么打那些举横幅的人了。”
璐璐走过来拿起菜刀开始切肉。
“他们没消息吧？” 璐璐说。
“唉，”我叹了口气，“等等吧。如果抓起来不过夜就放回来，那就是关在了派出所，如果过了夜还没回来，那肯定就是拘留了。按规定我们应该在24小时内接到通知的。”
“姐姐知道了吗？”璐璐问。
“我没和她联系，不过我觉得她应该知道了。”我说。
“今天我在公司看报纸上说，这次日内瓦人权会，美国要求调查中国人权迫害情况的动议又被中国用技术手段躲过去了。”
“形势不容乐观呐，”我说。“我在家想了一下午，一点儿主意也没有。”
“一会儿我托朋友打听打听吧，看看爸妈现在怎么样了。”
“等两天吧，我估计是拘留15天。如果明天还没有什么消息，我们就去一趟拘留所，至少也得给他们送几件换洗衣服啊。”
※※※
阳光从窗帘的缝隙中透射进来。我和璐璐结束打坐睁开了眼睛，相视一笑。
“璐璐，”我说，“我刚才打坐的时候忽然间明白个事儿。”
“什么？”
“我一直想跟更多的人讲清楚我们被诬陷和迫害的真相，但是总是觉得心有馀而力不足。我前几天在国外的时候曾经辗转收到一份email说，国外有许多工作要做，他们人手又奇缺，我突然想到我可以在网上分担一部分他们的工作。”我说。
“刚才我也忽然间想出个主意，我觉得你在我得法之初，给我讲的从科学方面证实大法的例子都非常好，还有给你们同事讲真相的时候，举的一些例子、讲的一些故事也都特别好，你应该把它们都写出来，发表在咱们自己的网站上，也许有人就会从你的文章中正面认识大法呢？”璐璐说。
“对，”我站起身来，“璐璐，每个弟子都在修炼，也都从这个法中证悟到了自己的认识，如果人人都能用自己的长处去证实法，那么这个力量也是不可估量的。”
“我昨天看你心情不好就没有和你说。昨天我那个瑞典朋友又发email给我，说他周六上午的飞机到北京。我们去机场接他一下吧，然后带他到旅游景点转一转。也许有机会跟他谈一谈我们的故事。”
“嗯，”我说，“应该给他讲讲法轮功。我知道中国驻各个国家的使领馆都在造谣诋毁我们。也许他们也是受蒙蔽的人。”
※※※
当天晚上，爸爸妈妈仍然没有消息。我打电话到岳各庄的派出所找管片民警陈光，他敷衍我一阵子之后，让我到丰台的拘留所去查一查。
富康车慢慢停在了拘留所前的马路边，我、璐璐和姐姐下了车，站在丰台拘留所的大门前。我们都穿着我们最好的衣服，姐姐手里拿着两包给我父母的换洗衣服。我的手里拿着头一天晚上连夜写的长达7000多字的一封信。在那封信中，我把所有能想得起来的有关法轮功的谣言逐一澄清，并和姐姐、璐璐签上了我们的名字。
拘留所的大门前仨一群俩一伙地站着很多人。其中一些人愁容满面，显然是来打听家人的消息，或者想托人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大门正对着一幢三层的灰色小楼，那是警察办公的地方，在办公楼的后面就是拘留所了。
我们走近大门左侧的传达室，一个老头儿问我们来干什么。
“我想给我爸妈送几件衣服。”姐姐说。
“衣服呢？”旁边一个三十多岁的男警察问。
“这儿呢，”姐姐一边说一边把衣服递上去，并报了我父母的名字。
那个男警察看了一眼衣服，从抽屉里拿出一把老虎钳子，把所有衣服上的金属挂勾儿和钮扣都揪下来，扔在旁边的一个塑料小盒儿里。
“干嘛把扣子都撕下来？”我看到一件衣服都被撕坏了就问警察。
“少废话啊，这是规定。”警察说。
“我们想给他们送点儿牙膏香皂之类的东西行吗？”璐璐问。
“可以，”老头儿一边说一边指了一下身后的货架子，“但是必须从这儿买。”
我们用几乎高于外面市面上一倍的价钱买了洗漱的用品、卫生纸和几包方便面，与换洗衣服搁在了一起。
警察拿了两个大塑料口袋，把东西装好了后说，“行了，你们走吧。”
“我能不能问您一下我父母要关多少天？”我问道。
“我们这儿不管查，你得问预审科的人，”老头儿说，“他们哪天进来的呀？”
“前天，”我说，“因为法轮功的事儿。”
“知道，”老头说，“除了法轮功哪有老两口儿一块儿进来的？这两天因为这个抓进来的人多了。”
“谢谢您，”我们仨人出了收发室，站在大门口儿商量怎么办。
“还是进楼里问问吧，既然都来了。”我说。
我们仨走进了办公楼，里面光线十分昏暗。因为不知道预审科在哪里，进了楼门后，我们直接向右拐，一直走到走廊的尽头。
“你们干什么来了？”办公室里的一个女警察问我。她的背后是一个用玻璃窗打的隔断，透过玻璃窗窗帘的空隙，我看到里面放着几台电脑，看起来这里是他们的机房了。
“我想麻烦谁帮我们查一查我父母是不是关在这儿，还要关几天。”姐姐说。
“我们这儿不管查啊。”警察说，“回家等着通知吧。”
“这人都关起来两天半了，我们是唯一的亲属，连个电话也没接着。”我说。
女警察刚要说什么，从机房里走出来一个小伙子，身穿便装，看上去干干净净的。
“你们要查谁的名字？”他问。
我们报了父母的名字后，这个小伙子说“好像有点印象。”他随手拿过桌子上的一个本，查了一会儿说，“一个关在了24仓，一个是14仓，都是十五天拘留。”
“谢谢您啊，”我们朝他笑了一下，“预审科在什么地方？”
“在二楼，跟法轮功有关的都是二科在审，”那个小伙子很和善地说。
“谢谢，”璐璐说，“再见啊。”
“咱们还是去一下预审科吧，也许警察看了信能对抓进来的功友好一点。”我出了办公室说。
我们一行三人上了二楼，楼道里黑黢黢的，宽度似乎只能容下一个人行走。我们看着门上的牌子，鱼贯走进了预审二科。
屋子里摆了四张床和一张办公桌，两个警察分别躺在门口左右的两张床上，一名胖胖的中年警察正坐在办公桌旁抽烟。
抽烟的警察看到我们进来，就问“你们找谁？”
“请问是这个科审法轮功学员吗？”我问。
“对呀，什么事儿？”警察的态度倒是不凶。
“我父母前天都是因为法轮功的事儿拘留在这儿的。我想政府和法轮功之间有些误会，所以我就写了封信想解释一下。”我一边说一边把信递过去。
那个警察接过来后，认认真真地开始看。
“你们都炼法轮功吗？”过了一会儿，门口一个躺着的警察用玩世不恭的腔调问。
我犹豫了一下，听到姐姐说，“炼啊！”
“都炼啊？”他又重复着问了一句。
“对。”我也点点头。
“得，又是仨法轮儿。”警察半开玩笑地说。
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一刻，我似乎感到有一种能量在笼罩着我。这让我有一种“今天必可全身而退”的信心。
“我们希望您看完信后能把它转给您的领导看一看，这些都不是什么坏人。”我呆了一会儿说。
那个看信的警察没有吱声，抬头看了我们一眼。
我们仨沉默地站了一会儿，互相对望了一眼说，“我们先走了。”
大街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
我们仨在街上站了一会儿，我问姐姐，“你现在去哪儿？”
“我回公司宿舍，”姐姐说，“你们呢？”
“正好开着璐璐公司的车，”我说，“我送你一下吧。”
“不用了，你们忙你们的，”姐姐说，“我坐公共汽车就行了。”
“我们也没什么事儿了，跟公司请了一下午的假。”我说，“璐璐有两个瑞典的朋友明天早上到北京，我们想带他们到潭柘寺去。趁着现在天没黑，先把你送回家，然后顺便去探探路。”
“这几天，你们当心点，”姐姐说，“原来警察都不知道我们在炼功，现在我们也算挂号儿了。”
“没关系的，”我说，“这一段时间赶上4.25事件一周年，每天去天安门的弟子都很多。我估计警察肯定在忙活那头儿，因为管片儿里有没有人去天安门跟他们奖金是挂钩儿的。真要是找咱们麻烦也得等过了五.一的。我趁这两天把我能告诉的人都告诉一遍报纸电视里是怎么给法轮功造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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