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5/2003

《出尘》第二十章

第二十章


  6月6号那天,我早早下班回家,看到璐璐居然已经到家了,正在整理我们的房间。
  “回来得这么早,”我说。
  “你还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璐璐问我。
  “今天?”我故意装糊涂,“很普通的日子啊。”
  “这段时间不顺心的事儿太多,你都忙糊涂了。今天是我们的结婚周年啊。”璐璐说。
  “哦,”我装作恍然大悟地说,“你给我买什么礼物了?”
  璐璐盯着我看了几秒钟,从床底下拿出一个包装精美的盒子。
  我接在手里掂了掂,又晃了晃说:“让我猜猜是什么啊……看我猜得对不对。”我一边说一边拆包装。
  “哈!”我说,“让我猜着了。谢谢老婆。”
  盒子里放的是一双精美的意大利皮鞋,份量很轻,皮质十分柔软。
  “穿上看看合不合适,”璐璐说。
  “等会儿啊,”我一边说一边笑着从电脑包的前面拿出一个小礼品盒。
  “刚才你还装傻,”璐璐笑着说,“我说你不会结了婚就把老婆丢到脑后了嘛。”
  璐璐把包装打开,里面是一块瑞士手表。我把表拿出来戴在了璐璐的左手上。
  “老婆,喜欢吗?”
  “嗯。”璐璐点点头。
  “你知道吗?夫妻和男女朋友之间买礼物,都得买领带啊,腰带啊,项链、戒指、手表什么的。要带上或穿上后能形成一个环,这样就把对方拴在里面了。你给我买了双鞋,我要是穿上跑了怎么办?”
  璐璐抓住我的胳膊夸张地说,“我看你能往哪里跑?”
  我低头在璐璐的脸上亲了一下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执子之手,夫复何求。”
  “老公,”璐璐靠在我肩膀上说,“小马又出差了。我把公司的车开回来了,咱们晚上出去吃饭吧。”
  “好啊,”我说,“去安贞桥旁边儿的玫瑰坊吧,那儿的狮子头和冰鲜黄鱼都特地道。”
  “我换一下衣服,”璐璐说,“你就穿这双新鞋去吧。”
  “我还是穿旧的吧,”我说,“这么昂贵的皮鞋,一会儿开车再把它窝了。”
  “穿新鞋吧,”璐璐说,“一会儿我来开车好了。”
  
  璐璐正在换衣服的时候,她的手机响了起来。
  “帮我接一下,”璐璐说。
  “喂,你好……孙军啊,你好……说吧,……是吗?!多长时间?……一年?……好,知道了,谢谢你啊。”
  我挂了电话,璐璐探询地看着我,小心地问:“是妈的事儿,是吗?”
  “嗯,”我低下头说,“孙军说市局里给妈批了一年的劳教,最近两天就要送到下面去了。”
  
  ※※※
  
  黄鹄,黄鹄
  戢其翼,絷其足
  不飞不鸣兮笼中伏
  高天何跼兮,厚地何蹐
  丁阳九兮逢百六
  引颈长呼兮继之以哭
  
  黄鹄,黄鹄
  天生汝翼兮能飞
  天生汝足兮能逐
  遭此困兮谁与赎
  一朝破樊而出兮
  吾不知其升衢而渐陆
  嗟彼弋人兮
  徒旁观而踯躅
  
  那天晚上,我们没有出门。璐璐下了点面条,我们就着冰箱里的剩菜草草吃完。
  太阳落山了,屋子里的光线一点一点地黯淡了下来。我们仍然沉默地坐着。
  “老公,”璐璐先开口说道,“其实这也算意料之中吧。”
  “嗯,”我说,“我刚才也在想,我们越是这么抗争,镇压我们的人就越害怕。这样一个能在天安门开枪的政府,使出什么残酷的手段都不稀奇。但是,修炼人是抓不完的。一个靠利益结合成的团体,可以通过更大的利益诱惑来瓦解它,这就是为什么古人说‘擒贼先擒王’,因为贼是没有道义全凭利益驱动组合在一起的。但是我们却正好相反,完全排除利益,而靠道义或曰真理结合成的团体,除非镇压者能拿出来更有说服力的道理,否则根本就无法瓦解我们。而实际上,它拿不出来,它甚至连个说得过去的借口都没有。就好比打仗一样,你抓了大元帅还有副元帅,杀了大将军还有偏将军,这就叫万众一心。我们现在面临的也是一场正邪的较量,我们不会屈服,邪恶也不会甘心失败的。”
  “可是我们怎么能帮助妈呢?”
  “我也不知道,明天我去找找律师吧,看看能不能上诉。”
  
  我向公司请假的时候,张斌十分震惊。他听说我妈妈被劳教的消息,带着难以置信的表情半天没有说话。
  “你去办事儿吧,什么时候办完了什么时候回来上班,”张斌最后说。
  “真是不好意思,”我说,“我也是没想到会这样。”
  
  接下来的几天中,我打了无数的电话,也跑了许多北京大大小小的律师事务所,咨询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妈妈尽快获释。
  北京的律师事物所虽然有好几百家,但是大多数都只接低风险高回报的经济案件。为数不多的和我面谈的事务所一听我介绍完情况,就明确告诉我说,司法部有文件规定,凡是涉及法轮功的案子必须先报经北京市司法局批准后才能接,而且辩护口径要与官方的宣传保持一致。
  一名律师耐心地告诉我说,“你对中国的司法体系不了解。劳动教养属于行政处罚,无需经过法院审理,公安局直接就批了;这和劳改还不一样,劳改属于刑事处罚,必须法院开庭审理之后再判决。象你妈妈这种情况,真要是移交检察院提起公诉,也审不出来什么。上边干脆就把审问的过程免了,公安局内部一批,想关多长时间就关多长时间,也不存在上诉的问题。”
  “那就没有什么办法把人弄出来吗?”我问。
  “批了劳教以后呢,有两条路可走。一个是要求行政复议,就是让市局重新考虑他们的裁决,我估计他们复议的结果不会变的,因为本来就是他们判的,当然如果你要是能托上人又当别论;再有呢就是提起行政诉讼,就是你作为原告,直接向法院状告市局,让法院来裁决市局的处罚是否适当。”
  “行政诉讼就是让市局作被告是吗?”
  “对,”律师说,“不过我劝你省省吧,公检法都归政法委管,互相之间都属于兄弟单位,根本没有什么互相监督和制约的作用。再说,怎么弄法轮功,上面都是有政策的,要是依法办事就不抓你妈了,所以你告肯定也是白告。我劝你啊,现在赶紧托人给你妈送点东西,另外让劳教所尽快安排亲友探视,其他的你就甭想了。”
  
  ※※※
  
  天气一天比一天热了。
  我几乎每天都打电话回家问候一下爸爸,也问问他是否收到了妈妈的劳教通知书或者探视通知。转眼一个多星期过去,妈妈仍然音信全无。
  我甚至不能确切地知道她到底被关押在北京的哪一个劳教所。
  我听说大部分法轮功学员都关押在团河,但是后来又听说因为最近劳教的法轮功学员太多了,团河劳教所已经无法容纳,因此还有一批人送到了天堂河劳教所,甚至是更靠近河北的新安劳教所了。
  
  每逢周末的时候,我和姐姐都回到家里。璐璐和姐姐忙忙活活地做饭煮汤,陪着爸爸聊聊天。爸爸妈妈曾经一起厮守了将近三十年,已经习惯了朝夕相处的日子,我很难想象如今爸爸每次下班回来,是怎么面对这个空荡荡的家的。我也更担心,在明慧网上所登载的那些劳教所中有关苦役、洗脑和酷刑折磨的报道会发生在我妈妈身上,虽然我知道这种可能性是相当大的。
  
  6月17日中午,我刚刚吃过午饭,正准备稍事休息的时候,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喂,你好。”我说。
  “你好,杨帆。我是小麦。”
  “嗨!你好。你还好吗?”我说。
  “我没事儿。”她似乎气喘吁吁地说,“你知道吗?师父今天在明慧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特别长。”
  “是吗?!”我兴奋地问,“什么内容?”
  “我也不知道,也是别人打电话告诉我的,”小麦说,“我现在正在往公司走。你上网方便吗?”
  “可以。”我说,“我把笔记本儿电脑带回来了。你要我给你念一下吗?”
  “不用了,我马上就到办公室了。”
  “谢谢你。”我一边说一边把电脑从包里拿出来,打开了电源,“我马上就去看看,先挂了啊。”
  挂了电话,我有些手忙脚乱地把电脑和电话线连上,然后招呼爸爸、姐姐和璐璐说,“快过来,师父发表新文章了。”
  文章很长,气势十分宏大。李洪志先生把这场镇压发生的深层原因揭示了出来,并对未来的形势发展做出了预言“邪恶即将被除尽;人世间的败类也将得到应有的报应;不能使罪恶再延续了。”
  虽然我并不知道李洪志先生所说的“即将”会何时到来,但是我却感到了一种巨大的鼓舞。这篇文章,我们反复看了很多遍。
  “可惜妈没法看见这篇文章,”我最后说。
  “嗯,希望我们很快就能见到她了,”璐璐说。
  
  ※※※
  
  星期一上班的时候,张剑忽然跑过来小声问我,“杨帆,你妈妈关在哪里查出来了吗?”
  我摇了摇头,“一点儿消息也没有。”
  “我突然想起来了,我们大学有个同学和我住一个宿舍,他爸爸原来好象在公安部干过,现在退休了也在当律师。要不要我帮你联系一下?”
  “好啊,”我说,“你能帮我打个电话吗?”
  
  两天以后的中午,我们一家四口人开车来到了团河劳教所的门前。
  张剑帮我找的那位姓杜的律师在退休前曾经在公安部里坐到三级警监,他陪着我到了陶然亭附近的北京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一个姓张的警官接待了我们,他看在律师的面子上帮我查到了妈妈的下落,并打了个电话给劳教所,告诉他们安排一下家属探视。
  
  我们站在劳教所的铁门外,阳光没有遮拦地照在身上。不远处有一大片庄稼地,几个穿着蓝色囚服的男犯人一边浇地一边打打闹闹。
  自从读了李洪志先生的文章后,我和其他功友一样,感到前途一片光明。一个多月来不安与焦虑的心情一扫而空。
  大铁门慢慢打开了,走出来一位年轻的女警察。她让我们和她一起进了院子里的一个大房间。那是一间办公室,里面坐着七八个警察。
  “你们拿的是给她的东西吗?”女警察问。
  “对,就是几件夏天穿的衣服,还有几件秋天穿的衣服。”我说。
  “衣服不让送啊,我们这儿发衣服。”女警察说。
  “她现在情况怎么样?身体还好吗?”爸爸问。
  “身体还行,思想比较顽固,”女警察说。“如果不是张警官打电话来,根本就不该安排你们会见的。”
  “谢谢您了,”我说。
  “我问你们一下,”女警察说,“你们中间有谁也炼法轮功吗?”
  “会见前还要审查思想啊?”我说。
  “别兜圈子,”旁边一个中年女警察说话了,“听这意思你们就炼,对不对?赶紧都回去吧,炼法轮功的都不让见啊!”
  对面的年轻女警官面露难色。
  “为什么不让见?”姐姐问。
  一个中年男警察从里屋走出来倒水。
  “没什么为什么,就这规定!”中年女警察说完转头叫那个出来倒水的警察说,“许科长,这儿有几个法轮功,还想会见里面的家属。”
  那个许科长转过身来满脸怒气,嚷嚷着,“快出去!快出去!法轮功还敢往这儿跑!”
  我实在想不通他为什么才看我们第一眼就火气冲天,就说“我们是来会见家属,劳教管理委员会的张警官让我们来的。”
  “我告诉你,” 许科长嚷嚷着说,“他要是知道你们炼功,根本不会让你们来。法轮功不许会见家属,听见了吗?这是规定!”
  “能让我看一下这个规定吗?”我说。
  “你少废话啊,” 许科长表情凶恶地说,“赶紧给我走!”
  
  ※※※
  
  从劳教所出来,我有些沮丧地回到公司,习惯性地打开和国外功友联系的电子邮件信箱看看有没有当天要做的工作。
  信箱里有一封简短的邮件,问我联系到美国留学的事情怎么样了。我感到非常吃惊,因为我从来没有和他们谈起过我的留学计划,不知道他为何有此一问。我也突然想到,自从春节期间寄出去留学申请后,竟然没有任何一家大学确认收到我的材料了。
  就在我对着计算机发愣的时候,手机响了。我看了一眼主叫号码,接起了电话。
  “喂,璐璐,”我说。
  “老公,我收到一封美国大学的来信,说你已经被录取了,但是没有奖学金,让你赶紧把银行的存款证明发过去。你说存款证明咱们开多少啊?”
  “他们需要多少就开多少呗。”我懒懒地说。
  我挂了电话,开始处理公务。不一会儿,电话又响了。
  “喂,璐璐,”我说。“什么事儿?”
  “我刚才问了问我们同事,”璐璐说,“他们都说没有奖学金签证很困难,而且你还要让我同时签陪读签证。我们公司有个同事就是自己担保,要出国读MBA的,被拒签了八回,护照都换了两本儿了,也没签出来。我想要不然你先去吧。存款证明,我就先开你一个人的吧,等你签出来了我再申请陪读。”
  “璐璐,你听着,”我一字一顿但是坚决地说,“你一定要和我一起去签证。我也一定要和你一起走。如果美国使馆仅仅给我签证而拒签你的话,我就宁可不去了。”
  
  我下班回家的时候,璐璐已经回来了。
  “怎么今天你又这么早?”我说。
  “我在银行开完存款证明就直接回来了,”璐璐说。
  “老婆,”我想了想说,“今天下午我一直在想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这个时候离开中国。当初决心留学的时候,可能有赌气的成分,也有逃避的成分,不过经历了这将近一年的风风雨雨,我现在想啊,也许我们真的该走了。”我停了一下,继续说,“妈被抓进去了,现在也没有消息。我们修炼的人要走正自己的路,那么就不能搞歪门邪道的东西。我这几天一直在考虑,我们应该怎么做才会对妈妈有所帮助。”
  我拉着璐璐的手走到窗子前。
  “我从镇压开始就一直认为,破除有关我们的造谣宣传是最最重要的,怎么能最大限度地让人了解真相就去怎么做。经历过上次给公司发email这件事以后,我觉得我在国内所有的同学、朋友和同事,凡是我认识也接触得到的,已经都了解真相了。至于他们具体怎么考虑,那就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在我修炼到今天这个程度上,我认为我的想法是对的。”
  我看着天空中的朵朵浮云,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道:“中共中有些人为什么总把自己打扮成‘伟光正’,打扮成真理的化身呢?他们最恐惧的就是老百姓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货色,他们最怕的就是曝光。我们能做什么呢?就是揭露这些谎言,让人们看清他们的邪恶。当然,我们也可以到天安门去打横幅,也可以到劳教所门口去静坐,但是我觉得我们的能力应该更大地发挥出来,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去讲清真相。如果所有的人都这样做,这才是对邪恶最大的打击。邪恶的手段表面上千变万化,其实就四个字,一个是‘恐吓’,一个是‘欺骗’。我们不怕它,也不被它蒙蔽,它就没招儿了。
  “前两天,我们一直在想怎么把妈救出来。镇压一天不停止,象妈这样的悲剧也就一天不会停止。我们把真相广泛地传播出去了,镇压进行不下去的时候,妈的问题也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千万不要忽视真相的力量,一句真话可能抵得上千军万马。皇帝新装的闹剧就是在一句真话中落幕的。所以我们需要抓紧去传播真相,这也就是和时间赛跑。
  “在国内做事需要谨慎小心,我觉得应该尽量避免无谓的牺牲。如果到了国外的自由社会,我们就可以放开手脚了。所以璐璐,我希望你能和我一样坚定信心,既然有这么一个机会,那我们就一起走。”
  
  ※※※
  
  接下来的事情顺利得难以想象。我和璐璐在美国大使馆的签证处一起拿到了签证。那个签证官甚至连“你为什么要出国”这样最起码的问题都没有问。跟我们聊了几句天儿,就准备撕小黄票让我们领签证了。
  可能是他也突然觉得问的问题太简单了吧,他最后忽然问我,“你会继续读博士吗?”
  “看情况吧,” 我说,“如果学校给我奖学金,而我又生活得下去的话。”
  “那你学成以后,想回中国干什么呢?”他又问。
  “我没有想好,”我老老实实地说,“社会的变化很快,我无法预计几年以后的事情。我只能说也许干什么,但是却不能说一定干什么。”
  签证官笑了笑,把小票递给我们,让我们到右边的窗口等签证。
  
  我回到公司之后,立刻给各位经理发了一份辞职申请。他们虽然感到非常惋惜,但是却没有一人表示意外。
  库而兹和人力资源部打了个招呼,那些复杂的辞职手续办起来一路绿灯。三天以后,我和璐璐已经将要带到美国的东西装了四个大箱子和两个小箱子。其中最重的那个箱子里,我们把所有的法轮功书籍和音像磁带都塞了进去。
  
  奥迪车驶进了丽都饭店的大院中,我和赵总、张斌下了车。这是我在公司上班的最后一天,赵总说要请我吃午饭以示告别。
  “祝你和太太到美国一切顺利,”赵总举起杯子说。
  “谢谢,”我喝了一口杯子里的饮料说,“赵总,人家都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我觉得我就非常运气。在公司这七年的时间,公司的业绩一直蒸蒸日上,我也就水涨船高地学到了很多东西。更难得的是公司是个充满了年轻人理想和笑声的地方,还有各位经理对我的栽培和帮助。我回敬您和张经理一杯,祝公司能兴旺发达,也祝您二位前程远大。”
  “我和赵总都舍不得你走啊!” 张斌说,“如果从公司的角度考虑,我们肯定会想办法把你留下的。但是从朋友的角度来说,你还是出国发展更有利。”
  “经理,”我感动地说,“如果不是形势逼人,我可能还会再拖一年再走。其实我不是愿意背井离乡的人,对于中国的文化和历史,我有一种割舍不断的情结。自己的祖国,她是否贫困,她的生活条件如何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是否有机会为祖国贡献什么。我记得我第一次从西直门坐火车去八达岭的时候,在青龙桥暂停,我看到站台上矗立着詹天佑的铜像,火车随后就奔行在有史以来中国人自己设计和建造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上。而詹天佑就是中国第一批留美学生中的一员。我和璐璐也说起过,中国最早的留学人员中还有后来在中日甲午海战中以身殉国的北洋舰队管带邓世昌和北洋海军副提督刘步蟾,以及后来成为北大第一任校长的着名思想家严复。那个时候,中国的经济肯定不如现在这么强大,是什么驱使他们放弃优裕的生活?第一是爱国心、第二是报国有门。说真的,我现在没有什么即将扬帆远航、踌躇满志的感觉,我希望这种感觉出现的时候,将是我回国的那一天。”
  
  ※※※
  
  飞机在跑道上加速滑行,随后机头昂起,直插云端。
  我最后回头看了一眼这片让我深深眷恋的土地。我知道在那个遥远的自由国度里,还有新的使命等待我去完成。
  璐璐从随身的行李箱中抽出了一张卡片。那是同事们在告别宴会上送给我的。上面写满了他们深深的祝福。
  “你的这些同事真好!”璐璐说,“这张卡片我现在看来还非常感动。”
  “是啊!”我感慨地说,“他们对我们信仰的理解与支持,无论对我还是对他们自己都将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我眼前浮现出当时告别宴会上那喜庆中夹杂着留恋的氛围,仿佛又看见陈薇走过来对我说,“杨帆,你给我们也留几句话吧。”
  我欣然接过她递来的卡片,思索片刻后写道:
    礼致诸仁君
    佛主传妙文
    无量威德真善忍
    名曰《转法轮》
  
    大法正干坤
    救度迷中人
    精进圆满者
    成正果金身  
(全文完)
    

2/20/2003

章天亮:自然法、人权与“恶法非法”


【大纪元11月21日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成文法典——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出现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该法典镌刻在一块高2.5米的黑色玄武岩上,中部为282条法令全文,而在上部则是坐着的司法之神向站着的汉谟拉比国王亲授法律的雕像。这幅举世闻名的雕像传递出来的一个最重要的信息是:神为了维护人间正义与公平,才将法律传授给人。无独有偶,西方的《圣经》有着类似的记载。《旧约全书》中的《出埃及记》说耶和华在西乃山给摩西传十戒,同时耶和华告诉摩西说对待杀人的人应该怎样处理,对待偷盗的人应该怎样处理,“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等等。这都说明最早的法律来自神的意旨。

随着人类日渐远离神,也远离了神规定的做人准则,人与人之间相互伤害与欺骗的事件越来越多,同时由于因缘关系的影响,这些事件也日趋复杂。此时,人就不得不自己制定一些尽量确保社会公平和维持人间正义的规则,这就是人定法,或曰实在法。在西方的法律思想史上,从古希腊开始就一直延续下来有关人定法的一条重要准则,即它必须遵守普世承认的道德规范。这条准则是形而上的,因为对于“正义”、“公平”和“道德”的定义,归根到底只有神才有解释权(用法轮大法的观点看就是“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西方文明的创始人之一亚里士多德把这种体现正义、理性和自然规律的准则称为“自然法”。

按照“自然法”的观点来看,“人定法”与“自然法”的关系是下位法与上位法的关系,如果人类制定的法律有悖于自然法的精神,就成了 “恶法”,因而不具备合法性,即“恶法非法”。比如说,神在给人造就思考能力同时,就赋予了人信仰的自由。如果一个政府制定了一个剥夺信仰自由的法律,则该法律本身就不合法。对于这样的恶法,民众是有权利不遵守的。

中世纪以后,“天赋人权”的概念也逐渐成为“自然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保障人权也就成了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能。这一观点历经几百年的传承发展,现在已经成了民主国家的共识。开篇即提及“自然法则和上帝的旨意”的美国《独立宣言》说:“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利,则是经被统治者同意授予的。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对这些目标的实现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予以更换或废除,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

《独立宣言》的这种原则在中国古代朝代更迭中也屡有体现。当一个皇帝骄奢淫逸、草菅人命、置黎民于水火之中而不顾的时候,他等于在剥夺自然法赋予他人的生存权和其他权利。因此,会直接引发黎民揭竿而起的后果,此时,这种本来被视为“谋大逆”的死罪就变成了“替天行道”,如成汤伐桀、武王伐纣都是典型的例证。可见在中国历史上,当“人定法”与“自然法”冲突的时候,也是以“自然法”为准的。放之于现代社会,如果一个政府赤裸裸地制定践踏人权的法律,那么它等于是在自己剥夺自己的执政合法性。虽然法轮功学员不会对任何政治和政权感兴趣,因为他们是修炼人,但一个社会到了必须改朝换代的时候,世上总会有人被逼得站出来替天行道,这是历史的规律。

中共当局虽然在一直高喊“依法治国”的口号,但是他们却把法律定义为 “由立法机关制定,由国家政权保证执行的行为规则”,如果把这个定义翻译得更直白一些,那就是在中共眼里,法律就是强权政治,毫无正义性可言。出于无神论本性使然,中共在给人民洗脑的过程中刻意掩盖了西方法律体系的精髓──即“天赋人权、社会契约和人权高于主权”等自然法精神。他们制定的许多法律直接与自然法抵触。最突出的一个例证就是作为国家主席的江XX强制推行恶法禁止人们信仰法轮功,并以绑架、关押、虐待、酷刑、虐杀和洗脑为手段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肉体和精神迫害,同时剥夺了法轮功信仰者的一切辩护和上诉权利。这一系列为禁止法轮功而量身订做的法律法规直接剥夺了修炼者的生存权、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人类尊严这些天赋人权,也背弃了“社会契约”中规定的一个国家保护人权的义务。因此,无论江氏集团以何种法律法规为其残暴镇压做借口,这些借口都是不能成立的。

恰恰相反,法轮功学员对于这些法律法规的不服从是基于他们的良知和道德考量,并直接体现了“自然法”的另一个精神,称为“公民抗命”。同时,法轮功学员在“公民抗命”的过程中又完全秉持着和平和非暴力原则。这样一个牵连上亿人,跨越国家、种族、性别、肤色、社会阶层和信仰背景的非暴力公民抗命,其规模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史无前例的,同时法轮功学员在一个重重新闻铁幕封锁的背后,为坚持信仰也付出了巨大的生命和血的代价。

面对中共的残暴恶法,法轮功学员无论是游行、请愿、打标语横幅、集会、串连,还是和平抗议、散发真相资料,乃至电视插播都是需要巨大道德勇气的伟大行为。最后,我想引用评论家胡平先生的一句话,“在基本人权遭到剥夺的地方,一切旨在争取基本人权的抗争都是合法的。合什么法?合自然法。”(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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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2003

《出尘》第十九章

第十九章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惟馀钟磬声。
  
  我和璐璐站在潭柘寺的正门前,请璐璐的两位瑞典朋友给我们合了个影,我让他们一定在取景时照下我身后墙上的八个字“法轮常转,佛日增辉。”
  潭柘寺始建于晋代,迄今已经有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了,民间有“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的说法。山门上匾额“敕建岫云禅寺”为康熙大帝御笔亲题。寺庙周围八面环山,九峰拥立,名胜颇多,象天王殿前“漏砂不漏米”的大铜锅,流杯亭前有龙虎花纹的流觞曲水,大雄宝殿前一株柏树和一株柿子树长在一起形成的“百事如意”和竹地前珍贵的“玉镶金”竹树等等。
  最神奇的莫过于大雄宝殿前那株树龄已有1300多年的银杏树了,乾隆皇帝封此树为“帝王树”。它的神奇之处在于清朝每一个皇帝即位时,都会从树的根部生出一个新的树干,并渐渐与老树生长在一起,每当有皇帝驾崩时,就会从树顶掉下一个大树杈来。
  
  璐璐的这两位瑞典朋友是一对儿六十多岁的老夫妻。男的叫斯万,是瑞典一个着名的通信界权威,女的叫莉莉安,虽然满头白发,但看上去仍然庄重典雅,颇具皇室风范。
  我带着他们一一游览这些名胜,并详细解释这些名胜的来历和历史典故。当他们听到“帝王树”的故事时,兴奋得两眼放光。
  “我上次也来过一次北京,”斯万对莉莉安说,“导游从来不给我们详细介绍这些有意思的东西,总是领着我们去购物。”
  “中国的文化就是很有意思,”我说,“我经常为她的博大精深而感到骄傲。”
  
  我们驱车返回北京的时候已经是傍晚时分了,斯万与莉莉安兴犹未尽。
  “咱们晚上去哪儿吃饭?”我一边开车一边问璐璐。
  “去‘鸭王’吧,我听小马说那儿烤的鸭子比‘全聚德’还好,”璐璐说。
  “是民族园旁边的那个吧,我听张斌前两天也念叨来着,好象需要事先定位子才行。”
  “小马给了我一个电话,”璐璐一边说一边掏出手机和小电话本儿。
  “杨先生,”莉莉安说,“你真是一位很好的导游。”
  “谢谢,”我说,“我从小就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非常感兴趣。你知道吧,世界上所有的文明古国如埃及、巴比伦都淹没在沙漠中了。现在的埃及人跟古埃及人不是一回事儿了,现在的伊拉克人也不是古巴比伦文明的继承人。希腊文明被罗马继承了一部分,后来又随着日耳曼的入侵而毁掉了,古印度的文化被雅利安人扫灭,辉煌的玛雅文化也被西班牙人付之一炬,唯一没有中断地记载并传承下来的古文明就是中国的文明了。”
  “这就是你们东方文化的神秘之处吧,”斯万说。
  “你说得很对,东方文化之所以神秘是因为......嗯,”我停顿了一下说,“你们相信神的存在吗?”
  “我想可能吧,莉莉安非常相信,”斯万说。
  “我总觉得我和西藏有一种说不清楚的联系,虽然我从来也没有去过西藏。”莉莉安说,“我感觉我以前在西藏转生过。”
  我笑了笑说,“我相信人是神造的。我看过一本书,其中列举了遍布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族,包括中国、中亚、新西兰、澳大利亚、非洲、古希腊、阿拉伯地区和美洲的民族,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传说--神用泥土造了人。我觉得,在没有任何远程交通工具,更不要说文化交流的原始社会,在地球的所有陆地上都流传着一个相同的神话,绝非巧合。”
  “这一点我从不怀疑,”莉莉安说,“《圣经》上不也说上帝用泥土造了亚当吗?”
  “嗯,不要觉得我很奇怪啊,”我说,“我很喜欢琢磨这些事情。《圣经》上还说上帝把亚当和夏娃赶出伊甸园后,用皮子给他们做衣裳穿。因为人刚被神造出来的时候没有独立的生活能力,神就手把手地教人怎么生活。在中国,历史记载得更详尽,谁教人种地,谁教人盖房子,谁教人怎么用草药,谁给人创立文字等等。实际上,所有的古老文化都是神传文化,但是他们都断绝了,只有中国文化中保留得最多,中国文化的神秘性也就是因为她和神的联系。实际上,中国文化最最宝贵的地方也就在于此了。”
  “很有意思,”斯万说。
  “刚才莉莉安说她觉得她在西藏转生过,其实西藏也有许多神秘的现象。”我接着从西藏喇嘛的虹化说起,讲到现代考古学对史前文明的发现,又讲到佛法的博大精深,以及现代科学研究方法中存在的局限性,从潭柘寺到民族园路上将近两个小时的车程,斯万和莉莉安都听的津津有味,不时问我一些我没有说清楚的地方。
  
  “你的这些思想很新颖,”莉莉安说,“是在学校里学的吗?”
  “不是,”我说,“我和璐璐都在修炼一种佛家功法,这些道理自然就明白了。你听说过法轮功吗?”
  “法轮功?”斯万和莉莉安互相看了一眼说,“没有听说过。”
  “你们都知道《圣经》里面说善良的人会进天堂,邪恶的人会下地狱。其实每一种真正的正教都叫人做好人。法轮功要求修炼的人按照‘真善忍’的法理去修炼。我们尽量使自己的说话做事都符合这三个字的要求。”
  “‘真善忍’,”斯万重复了一句,然后笑着说,“这个原则我很喜欢。”
  “可是你知道吗?”我说,“在中国,如果你信仰和传播这种原则就会有被捕的危险。”
  “你在开玩笑吗?”斯万说,“怎么会呢?”
  “是真的,”璐璐接过话说,“从去年7月开始,政府禁止我们再信仰法轮功了。”
  “为什么呢?”斯万说。
  “可能因为修炼法轮功的人太多了吧。政府调查说全国有一亿人在修炼法轮功,这已经超过共产党党员的人数了。”
  “人多又怎么样呢?”莉莉安说。
  “当权者就妒忌吧,”我说,“另外所有的共产党国家对于意识形态都控制得很严格,他们管这叫做‘统一思想’。这么多人在信仰有别于当局宣传的思想,他们就觉得失去对这些人的控制了。你知道中国对于人的管理是很严厉的,共产党的组织一直扩展到最基层,而且垄断了一切社会资源。因为他们不是民选政府嘛,他们就担心老百姓会组织起来形成一股可以和他们对抗的政治力量,危及他们的权力。其实他们不懂什么叫信仰,什么叫修炼,如果他们懂了,知道修炼的人要放下对名利地位的执着,他们也就不害怕了。但是他们恰恰不懂得这一点,而且经常是犯了错误还一条道跑到黑。”
  “可是信仰怎么能限制呢?你想什么他又不知道。”斯万问道。
  “法轮功讲‘真、善、忍’,所以至少要说真话。你知道中共的宣传机器给我们造了很多谣言,非常的离奇,完全是颠倒黑白。有许多从法轮功中受益的人,他们就要去向政府反映情况。谁去就抓谁。而且象天安门那儿的警察还会盘问过往的行人炼不炼法轮功,因为修炼的人都不说谎,如果我们说炼,那么就抓走。”
  “噢,不、不!这太坏了!”斯万说。
  “你跟我们说这些对你有危险吗?”莉莉安关心地问我。
  “现在还好,”我说,“中共最在乎的是面子。目前去天安门广场请愿的人很多,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注意我这样在私底下讲真相的。”
  “杨帆的爸爸和妈妈现在已经都被关在监狱里了,”璐璐说。
  “噢,不!他们做了什么呢?”莉莉安问。
  “法轮功除了有几本阐述自己原则的书之外,还有一套功法,就象瑜珈打坐有益健康一样,法轮功的功法对祛病健身非常有效。我妈妈炼功后从重病中康复出来,她和我爸爸就想去和政府说说法轮功是怎么回事儿,所以就被抓了。”
  “那他们会不会有什么危险?”斯万问。
  “我不知道,”我说,“象我们这些在监狱外面的人都没有信仰自由这样的基本人权,监狱里面的人就更没有了。想起这个,我就觉得很难过。我父母临行之前,特意到我和璐璐住的地方帮我们把家收拾了一下,他们确实很关心我们。昨天我看着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家,忽然想起我很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在院子里教我认字和算算术题的样子。如今好端端的一个家就给拆散了,我真觉得很悲哀。”
  “杨先生,”斯万说,“我的心在为你和你父母哭泣。”
  “我们能为你做点什么吗?”莉莉安问。
  “这样的家庭还有很多。中共不停止镇压的话,这样的悲剧就会一直演下去。在当权者的眼里,人民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死了多少人,拆散了多少家庭在它们的眼里仅仅是一堆无意义的数字。我知道拘留所里的条件非常恶劣,还有人因为不放弃信仰被打死的。其实无论是被打死的还是被关押的都是象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人,他们和我们一样有他们的社会关系、个人经历、喜怒哀乐的感情,也和我们一样有着光荣与梦想。他们的亲朋好友会为他们的不幸奔走呼号,为他们的遭遇而悲伤落泪。如果他们是因为做了坏事而经历这一切我无话可说,但是他们却仅仅为了说真话做好人。要从根本上制止这场悲剧,那就需要全世界一切正义的力量联合起来,一起对中共说‘不!’让它不能再这样蛮干下去了!”我停了一下说,“斯万、莉莉安,我非常感谢你们的理解,这对我们已经是很宝贵的支持了。如果你们想帮忙,那我就请你们和你们的政府、你们的朋友说,‘在中国,当权者正在镇压一群信仰法轮功的好人。’”
  “我们一定会的。”莉莉安说。
  
  ※※※
  
  下班的铃声刚刚打过,同事们纷纷站起来关掉电脑的电源,收拾起桌子上的文件准备回家。
  我把给警察写的那封7000多字的长信从电脑中调出来,加了几句话,说明这是我在父母被捕后亲手交到拘留所的一封请愿信。在收件人一栏中,我填上了销售部全体人员以及其他部门我认识的所有人的email地址,然后对着电脑沉吟了半分钟。我感到心里很紧张,手指上也渗出了冷汗,但还是按下了“发送”键。
  
  第二天早上,在我骑车上班的路上,忽然间手机响了。
  “喂,你好。”
  “杨帆啊,我是张斌。你现在在哪儿呢?”
  “我正在上班的路上,一会儿就到办公室了。”
  “你先不要到办公室,直接到销售部第一会议室,我在那儿等你。”他说。
  “好,一会儿见。”
  
  我走进会议室的时候,看到张斌正独自坐在桌子旁,手里拿着我广播出去的信仔细看着。
  “经理早,”我说。
  张斌抬起头,脸上的表情很复杂。
  “杨帆,”张斌一边想一边字斟句酌地说,“我们认识已经快七年了吧,我一直拿你当兄弟看待的。你来公司的时候,我也在培训部,那个时候你才二十岁,聪明能干,嘴也特贫。我可以说是看着你长大的。我知道你的信仰,也一直把它当作是你个人的问题,所以也从来都没有找你谈过。我想只要你自己注意安全就行了,而且我相信你会权衡利害的,没想到你会把这样的信扩散到全公司,这对你的安全是非常不利的。”
  “经理,谢谢您。本来我做这样大的决定之前应该和你打个招呼的。”我说,“我们一起工作了这么多年,彼此算相当了解了吧。因为你能力强,对下属要求又严格,同一个办公室的其他同事甚至比较怕你,但是我知道你一直很照顾我。也就因为这个吧,我知道如果和你打招呼,肯定会被你阻止,我就自作主张了。”我沉吟了一会儿说,“我当然也很在意我自己的安全,更在意我太太是否幸福,不过和真理相比,这些都只能放到第二位了。”
  “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张斌说,“有许多事儿是没法讲理的。有的时候受了委屈,忍一忍也就过去了。我和咱们公司的这些人都一样,谁也不希望看你出什么麻烦。”
  “我理解。有许多事情,在做决定的时候是很难的,其实这封信也许在去年七月份就应该发出去了,但是我也一直在思考,一直在权衡,也一直在担心,不过我从镇压发生的第一天起就知道我有一天会做这样的事情,即使不是发这封信,也会用其他办法把这些真心话讲出来,因为我是有信仰的人。”我顿了一下说,“我知道在许多人眼里,我们的行为他们不能理解,就好象我在94年游览罗马竞技场的时候也不理解基督徒的殉道一样,因为我那时候没有信仰。如果说不相信神的存在,那么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只要能这一生活着舒服,谁还管别人怎么样啊。但是我修炼了,也知道神是实实在在存在的,那么我的思维方式就完全不一样了。”
  我想了一下继续说道,“我知道你们都不希望我出事,就象我也不希望我的父母也被关进去一样,不过我非常敬佩那些有勇气说真话的人,他们并不是为了他们自己。经理,我知道您刚刚买了栋房子,还买了辆车。物质生活方面确实是在进步。但是人们的生活却越来越没有安全感,过去是装防盗门,现在要装防盗窗,出门怕受骗,买东西怕买到假货,因为我们都知道社会上坏人太多,大环境越来越差了。其实许多人敢于做坏事就是因为社会的正气得不到弘扬,人人明哲保身,坏人也就有了各个击破的机会。前几天我开车路过阜成门那儿,看到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大楼就在想,其实保险就是每个人做一点小的付出,所有投保人帮你共担风险。在社会生活中也是需要这种保险的,每个人只要付出一点,讲一句真话,邪恶就没有容身之处了。我知道我自己一介书生,没有什么号召力,只能从自己做起。”
  张斌沉默地看着我,目光中的焦虑慢慢消失了。
  忽然,他的手机响了起来。
  “喂,”他接起电话,“赵总你好。……对,杨帆和我在一起,……我正在和他谈……好,我让他马上过去。”
  张斌挂了电话,对我说,“赵总让你马上过去一下,你……”他停了一下,拍了拍我的肩膀,没有再说什么。
  
  “赵总,您好,”我进了总裁办公室说,“真是不好意思,我没有想到会惊动您。”
  赵总和善地笑了笑,“我一会儿有事要出去一下,库尔兹在他办公室里等你。”
  库尔兹是我们公司的德方总裁,以前只有做非常重大的决定时才和我们一起开会,从来也没有私下里和我谈过话。
  我走进库尔兹的办公室,意外地发现居然老柯也在。
  
  “早上好,”我说。
  库尔兹示意我坐下,然后说,“我们正在谈你发的这封信。我想问你,你现在有没有遇到什么麻烦。”
  “没有,”我说,“非常对不起,这是一封中文信件,而且这件事情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解释清楚的。”
  “没关系,我非常理解你,”老柯说,“我在东德的独裁统治下生活了将近四十年,这些事情我都能明白。我和你一起在尼泊尔出差,很欣赏你的能力,公司也很需要你。我希望你能保持沉默,否则就会有危险。”
  库尔兹看了老柯一眼说,“杨先生,有关法轮功的事情,我从德国的报纸中也知道一些情况。我找你来是想告诉你,我们公司和德国大使馆关系很好,我和大使的私交也不错。如果你遇到什么麻烦的话,请马上给我打电话,我会尽量为你提供保护和方便。”
  “谢谢您,”我感激地说,“我觉得我该做的已经都做了,该我承担的责任我也不会逃避。”
  库尔兹递给我一张他的名片说,“上面有我的住址和移动电话。最近厦门那里公司有一个会议,如果你想去的话,可以去那边呆一段时间。”
  “不用了,谢谢。”我说,“我感谢公司的厚爱。在公司工作这七年,我深感对公司贡献很少,而从公司获得很多。我会更努力为公司工作的。”
  
  ※※※
  
  我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开始工作。张斌在离我几米远的地方看一份文件。
  陈薇低声问我,“你没事儿吧。”
  我摇摇头,笑了一下,然后感激地说,“没什么事儿。”
  销售部的小韩走进办公室,到了张斌身边说,“张经理,北京局来了几个客户,想见见您,现在在会议室呢。”。
  张斌看了眼手表,把文件整理了一下,随着小韩走了出去。
  
  同事们一下子都围了过来。
  “刚才经理跟你说什么了?”陈薇问。
  “没什么,”我说,“他们都为我的安全担心,我就跟他们说了说我的想法。”
  “你父母怎么样了?”陈英问道。
  “不知道,没有消息。我到拘留所里问了一下,说是拘留15天。”
  “你知道吗?”陈薇说,“今天早上在班车上就有人跟我说,没想到咱们公司还出了个英雄。”
  我苦笑了一下,随口说道:“一个国家如果出现英雄是这个国家的悲哀。老子讲‘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一个国家如果民生幸福,富强安定,哪里需要什么英雄啊?内忧外患的时候才需要。”
  也许是不知道自己还可以和这些同事相处多久吧,我忽然非常珍惜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也想和他们尽量多说说话。
  我沉吟了一下,继续说道,“那封邮件也是我犹豫了一会儿才发出去的。有个诗人说过‘我并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我也不过就是希望自己能象一个人一样地活着,有我的权利,也有我的自由和尊严。如果我被剥夺了这些,那么就通过我的努力,让其他人能生活在自由的天空下。”
  “你觉得你的抗争会改变什么吗?”刘颖问。
  “我相信会有效吧,自古邪不压正。我觉得仅仅是个时间的问题,只要我们能坚持下去。历史上有许多非暴力的抗争,象印度的甘地、美国的马丁•路德•金、南非的纳尔逊•曼德拉,最后他们都胜利了。法轮功也是一个和平的团体。我不知道社会上不了解法轮功的人会怎么看待我们的抗争。我记得我小时候曾经有两个杀人犯受到通缉,一直到他们被围剿击毙以前,大人们也都很担心自己的安全。两个杀人犯呢,就两个,整个城市都人心惶惶的。如果法轮功不是一个和平团体的话,按照中共的宣传,就算有200万修炼者吧,你说那还不天下大乱了?这其实是个常识问题。”
  我停了一下,继续说道,“镇压者非常清楚我们的和平精神。你想他天天高喊‘稳定压倒一切’的,当然是因为他觉得无论怎么迫害我们,都不会造成社会动乱才决定镇压的,这就是他最坏最坏的一点。而且他使用的手段里有很多都是利用我们的优点——善良、不说假话等等。”
  “前几天我看新闻联播,”刘颖说,“说你们在日内瓦的人权会上和反华势力勾结。好象你们越抗争,镇压倒越严厉了。”
  “人权啊,”我说,“我作为一个人,长了张嘴,长了双眼睛,长了个大脑,这些器官不是哪个政府给我的,而是天生的,对不对?天为什么让我生个大脑呢?那就是让我有思想的自由;为什么长了张嘴呢?就是给我言论的自由;为什么长了双眼睛呢?就是让我有获取信息的自由。这些自由都是天生的,所以叫天赋人权。她是跨越国界、跨越政府、跨越主权的。就好比说,你如果知道邻居家的丈夫在毒打妻子,都要把妻子打死了,你能不管吗?能不报警吗?你不会说这是他们家的私事就袖手旁观,对不对?中国在杀人呢!而且是虐杀,把人活活打死!那你说美国和欧盟出来对江泽民说‘你不能杀人’,那是干涉中国内政吗?跟反华有什么相干?至于说镇压越来越严厉,嗯,无神论的人呢,永远理解不了信仰的力量。”
  我沉默了一会儿,继续说道:“其实镇压法轮功这件事儿,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呢。我记得在二战结束的时候,有一个从集中营里劫后馀生的牧师,他痛定思痛讲了这样一段话,‘当纳粹来抓犹太人时,我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当他们来抓共产党人时,我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当他们来抓贸易工会主义者时,我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贸易工会主义者;当他们来抓我时,已无人替我说话了。’法轮功这么一个与世无争的和平团体都要被强加上各种罪名进行这样的迫害,那谁还能保证当局哪一天看他不顺眼而来迫害他呢?所以为法轮功说话,其实就是为自己说话。”
  
  ※※※
  
  又是一个星期没有父母的消息,中间姐姐又往里面送了一次衣服。
  星期五的时候,我正在公司参加一个管理方面的培训,忽然接到父亲公司一位姓魏的主管的电话,告诉我父亲已经被释放了,问我可否去见一下他。
  
  出租车沙沙地奔行在路上,外面刚刚下过一场春雨,气候温暖而湿润。我给璐璐打了个电话,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她。
  我见到父亲的时候,他正在办公室里坐着,只穿了一件衬衫,脚上是一双拖鞋。他的精神还不错。
  “爸,你还好吧?”我说。
  “还好,”爸爸说。
  “妈呢?她没和您一起回来?”我问。
  “没有,我也不知道她的情况。”
  “你们不是关在一起吗?放风的时候能看到她吗?”我问。
  “拘留所里放风是在牢房后面的院子里,每间牢房的院子之间是隔开的。”
  “哦,”我说,“他们打你了吗?”
  “还好,在天安门的时候警察抢横幅时打了两下,进了拘留所后就没挨打。”
  “他们审了你几次?”
  “两次,也就是走走过场,警察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那妈是不是也快出来了?这可眼看着就十五天了。”
  “应该吧,你们还好吗?”
  “我们还行,就是担心你们。”
  
  一位中年男子走进了办公室,看到我就和我握了握手,“你是老杨的儿子,是吗?”
  “啊,我是。”我说。
  “我姓魏,就是刚才给你打电话的人。”
  “你好,”我说。
  “老杨在我们公司也很多年了,”魏先生说,“一直是优秀党员。没想到这次给我们公司捅了个大漏子。”
  爸爸笑了笑没有说话。
  “其实他也没干什么,”我说。“请愿上访也不算什么错误。”
  “这个事儿比较复杂,我也不和你讨论对错的问题,”魏先生说,“你五一放假期间能保证你爸爸不去天安门吗?”
  “嗯,”我说,“放假的时候我会和他在一起的”。
  “我想问你一下,你炼法轮功吗?” 魏先生说。
  “炼啊,”我说。“炼了好几年了。”
  “噢,这个……你等一下啊,” 魏先生离开了办公室,过了五分钟又回来了。他接着说道:“如果你也炼的话,我们还得重新安排。”他转头对我父亲说,“刚才我去后勤问了一下,他们有一拨人五一要去庐山,干脆老杨你就跟他们去得了。票我也给你订了,你赶快回家收拾收拾东西,今天晚上的火车。”
  “哎,刚才不是说好五一让我陪着他吗?”我问。
  “你也炼法轮功,你们俩谁看着谁啊?万一你们都去了天安门怎么办,把你爸爸从拘留所保出来的时候我是和他们签了协议的。保证他不去天安门。”
  “我爸爸都快六十的人了,有独立民事能力的,您不觉得让您保证他干什么不干什么挺怪的吗?”我笑着问。
  
  ※※※
  
  五一节是我和璐璐单独过的。爸爸最终还是登上了去庐山的火车。整个五一节,我都盼望妈妈能回家和我们团聚,但是她却一直没有消息。
  “还是托孙军问问吧,”璐璐说。“也许他能帮咱们打听打听里面的消息。”
  “等上了班以后吧,”我说。
  
  5月8号,璐璐下班的时候带给我一个坏消息说拘留所向北京市局报送了一份劳教名单,妈妈的名字也在上面。
  “为什么报劳教?”我问璐璐,“爸爸不是关了一个多礼拜就放出来了吗?他们做的事儿也没什么区别呀?”
  “我也问孙军了,他说第一、妈妈是第二次被拘留了;第二、丰台分局原来有个副局长,对法轮功非常了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爸妈被关了几次也没挨打的原因。市局对这个分局长很不满意,说他镇压不力,就把他撤了职,新上任的这个副局长可能是想表现表现吧。”
  “哎,”我叹了口气说,“用法轮功人的血去染红他的顶戴。”
  “别太担心了,老公,”璐璐说,“报劳教是第一步,市局批不批还不一定。妈不会有事儿的。我让孙军再帮我盯着点儿。”
  “但愿如此吧,”我说。
  
  整整沉寂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我已经和海外的功友取得了联系,开始在网上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妈妈仍然没有确切消息,孙军在不停地托人打听,每个人告诉他的都是完全不同的结论。
  “你们也别着急了,”我和璐璐请孙军吃饭的时候,他对我说,“市局里现在也没主意,我听一个朋友说他们等着中央的政策呢。法轮功这个事儿啊,现在越闹越大,而且这段时间太敏感。5月11号是你们老师生日,5月13号是你们老师第一天开始出来传法的纪念日。我听说好象你们还把13号这天定成‘世界法轮大法日’了是吗?”
  “是啊,你们这些朋友消息还挺灵的,”我说。“除了中国,其它有法轮功的三十多个国家那一天都要搞庆祝活动的。”
  “他们公安里有人天天不干别的,就盯着你们的网站看。法轮功这事儿呢,现在谁也不敢作主,我那些朋友明着告诉我,‘甭管犯了什么事儿,只要没打死人的,都可以往外捞。就法轮功不行。’我现在也没辙了。”
  
  ※※※
  
  那一段时间,明慧网除了刊登一些弟子交流的文章外,大量报道了美国各州,加拿大、欧洲以及亚洲的“法轮大法日”庆祝活动。2000年5月22日,明慧网发表了一首李洪志先生写的七言诗《心自明》。这是自从镇压开始后,他写给弟子的第一篇文章。虽然他并没有在文章中透露任何详细而具体的内容,但是时隔十个多月,我们终于又听到了他的声音。

2/10/2003

《出尘》第十八章

第十八章

   我没有看到春天降临在北京大地,三月中旬我离开北京去了孟加拉,随后又从那里直接去了尼泊尔。等我回到北京的时候,已经是四月中旬的那个周末下午了。当时联合国正在召开一年一度的人权会议,上千名来自世界各国的法轮功学员克服重重困难,自费来到日内瓦,在寒风冷雨中集体炼功,呼吁国际人权组织关注并制止在中国发生的有系统的人权迫害。在国外的时候,我每天都浏览人权会议的最新进展,期待着国际社会能够协调起来,制止这场发生在文明社会的骇人听闻的暴行。与此同时,每天都有数百名法轮功学员自发涌向天安门广场,他们打出横幅,继续和平呼吁政府停止镇压,还他们信仰自由的天赋人权。
   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亲自飞往日内瓦,旨在希望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谴责并调查在中国发生的对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各种信仰团体的镇压。中国政府除了要求搁置美国提案之外,还动用技术人员对明慧网的服务器进行黑客攻击,阻止人们了解真相。
  
   出租车缓缓地停在了公司的宿舍楼前,我从汽车的后备箱中拿出了随身的行李,抬头看到楼前的一群小孩儿正在便道上嬉戏,临走时还光秃秃的柳树已经是枝繁叶茂了。一位人事部的同事抱着孩子从另外一个单元出来,看到我和我打了声招呼,“这又是出差刚回来啊?”。
   “啊,”我笑了笑,“您这是哪儿去啊?”
   “带孩子随便出去转转。”
   我在楼下站了片刻,刚才在机场的时候还觉得归心似箭,现在忽然平静了下来。
  
   还没有走到家门口,我就听到璐璐在和谁说着什么,我掏出钥匙打开房门。
   “你回来啦!”璐璐高兴地说,她伸出手接过了我的背包。
   “啊,”我答应了一声,伸手握住了她接背包的手,“宝贝儿,想我了吗?”
   “爸妈都来了,”璐璐赶紧说。
   我抬头看见妈妈正拎着块儿抹布从厨房出来,爸爸也到了客厅里。
   “爸、妈,”我说,“你们怎么来了?”
   “赶上这个周末没什么事儿,我们就过来看看你们,顺便帮你们收拾收拾家,”妈妈说。
   “家么,我和璐璐就收拾了,”我一边说一边脱了鞋。
   厨房黑白相间的地砖擦得纤尘不染,煤气炉灶上铺上了崭新的锡纸,就连抽油烟机上不起眼儿的角落里的油腻也擦得干干净净。洗衣机正在一旁轰轰作响。
   “怎么看着跟要过年似的,”我说,“还有什么活儿,我帮你们一起干吧。”
   “已经差不多了,”璐璐说,“你出差刚回来,去休息一会儿吧。”
   “不用,我是上了飞机准睡觉,不落地不醒。咱们晚上找个地方吃饭去吧,我请客。”
   “好啊,”璐璐说,“带爸妈去吃丽都路口那家韩国馆子吧。”
   “不用了,”妈妈说,“反正做饭也花不了多少时间。”
   “去吧,”我说,“你和爸爸也难得来一趟,跟自个儿子还客气什么?”
  
   我们四个人在韩国馆子前下了车,璐璐付了车费。
   “这个馆子挺怪的,”我对父母说,“没有名字,也不挂招牌,但是附近的人都知道这是个饭馆儿。他们做的东西,味儿都特地道。”
   我们一边说一边走进饭馆儿。由于时间还早,饭馆儿里没有什么人,我们找了个靠近窗户的位置坐下。服务员端上来四碟韩国小菜,我拿过菜单仔细研究,璐璐透过落地长窗看着窗外南来北往的车流。
   “他们这儿石锅拌饭不错,辣椒酱特别香,还有海带牛肉汤我也特喜欢,”我一边翻菜单一边说,“爸妈,你们再拿份儿菜单看看你们要点什么?”
   “不要点太贵的东西,”妈妈说。
   “对,咱们还是多聊聊天,吃什么都行,”爸爸说。
   我又随意点了几个别的菜,将菜单还给了服务小姐。
  
   “现在警察还看着你们吗?”我问妈妈。
   “不象春节那几天那么严了,要不我和你爸怎么出得来。”妈妈说。
   “我说呢,”我笑了一下,“咱们家附近的那些功友还好么?”
   “还好。”妈妈说,“最近我们商量着要一起去天安门请愿呢。”
   “嗯,”我抿着嘴沉吟了一下,“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在盯着日内瓦的人权会。明慧网上说这次美国和欧盟都会谴责中国对法轮功的镇压。不过我觉得中共一向在投票的时候收买小国家的支持,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到时候看。这几天去天安门抗议的人也很多,不过据我所知,政府根本不听我们在说什么,凡是去请愿的一律抓走。”
   “我们也知道这个情况,”妈妈说,“咱们家附近有几个功友几乎天天去那边看。我听他们说天安门那儿的外地功友可多了。”
   “便衣和警察也都很多,”爸爸接过话来说。
   “如果你们要是去请愿呢……”我想了一会儿说,“政府肯定是不会听的,最多也就是让游客能看到你们。让最多人看到的办法就是打横幅。”
   “前几天,我们用黄布做了几块,等回家我给你看看,”妈妈说。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这个事情我这几天一直在琢磨,中共这些喉舌给我们造了很多谣,也确实骗了好多人。如果它因为我们请愿就把错误改正过来,当然对谁都更好,但是现在看来是不容易。最近这一个多月,我在国外不太忙,上网看了许多国内看不到的消息,也想了很多事情。我觉得啊,有个重要原因使得中国的当权者不敢改正错误。”
   我给爸爸妈妈的茶杯里倒满了茶,继续说道:“一个政府要执政就必须有民意基础。象欧美国家这样的民选政府,他的民意基础来自选票;中国古代皇帝执政的民意基础来自老百姓都相信‘君权神授’。中共本身是个无神论的政党,也没有选票支持,所以刚才说的两个民意来源它都没有。江泽民拉拢民意的办法就是一方面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宣扬它有多么伟大光荣正确,跟着它才能奔小康,才能过好日子,好多人从小儿就听这种宣传,听多了就信以为真了;另外,它有暴力机器,可以把提出质疑的人抓起来。换句话说,它的执政合法性来自于它宣扬自己‘伟光正’,它怎么可能主动公开认错儿呢?”
  
   服务小姐把我们点的菜放在一个大托盘上端过来,我暂时闭了嘴。
   等小姐走后,我继续说道:“江泽民天天儿在报纸电视上吹自己,用共产党自己的话说就叫搞‘个人崇拜’。它既然伪装成一个‘英明领袖’,就算真犯了错误,也死不承认的,或者抓谁当替罪羊。但是他把自己的退路封死了,刚刚开始镇压,他就迫不及待地在亚太经合会上亲自给各国元首散发诋毁法轮功的小册子,完全暴露了他就是这场镇压的始作俑者。”
   “我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妈妈说,“我们不过就是去表达一下心里话。”
   “但是打横幅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向世人证实法轮功不是政府说的那样,而是一个很好的信仰吗?”我抿了一下嘴,继续说道,“现在我们周围有许多同事、还有亲朋好友也都被这种谎言宣传蒙蔽了,我倒是觉得当务之急是赶紧让他们都明白过来。他们和我们接触得多,对我们是什么样的人都很清楚,自然更相信我们的话。如果所有的人都不再相信政府对我们的诬蔑,那政府不管怎么说,也都是白说。否则我们如果都被抓起来了,谁跟他们讲真相呢?”
   “你是不知道,”妈妈说,“自从去年7.20以后,我这心里就一直象压着块儿石头一样。我是觉得到天安门打横幅是最直接了。”
   “妈,”一直在静静听我们讲话的璐璐说,“杨帆的意思不是不让您去天安门,他是说还有别的办法。”
   “我明白你的意思,”妈妈说,“妈和你们不一样。你们都受过高等教育,社会交往又广泛,能做的事也多。我们这些退休的老太太,觉得外地那么多功友都进京打横幅,咱们家就在北京,难道不应该也去天安门请愿吗?”
   “爸您也去吗?”我问。
   “嗯,我也想和他们一起去,”爸爸说,“我觉得你妈说的是对的。”
   “这些事情啊,不管是采取什么办法,都得用纯净的心态去做才能做好,”我说,“一件神圣的事,不能把人情都掺进去了。我也要告诉你们,现在劳教所和拘留所里对法轮功是越来越严酷了,上上个月潍坊就把一个59岁的老太太活活折磨死了。那些酷刑我都看不下去。”
   “你别和我说这个,”妈妈有些不高兴地说,“我们堂堂正正的,为什么要受这些折磨?”
   “你说的倒也没错,”爸爸说,“政府因为去天安门请愿的很多,现在还顾不上抓象你这样在底下传播真相的,很大的压力还是在去打横幅的人身上扛着。”
   “对,您说得对,”我想了想说,“去打横幅呢,也能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也许我说的方法并不是最好。不过也许你们的办法……你们再斟酌吧。”
  
   我和璐璐站在宿舍楼的楼下,看着爸爸妈妈上了出租车。我掏出100块钱交给司机说“先把车费给您,剩的钱给他们就行了,”我一边说一边指了一下父母。
   “不用了,我们有钱,”爸爸说。
   “没关系的,”我说,“你们多保重。”
   “你们俩自己也当心点儿,”妈妈说。
   “如果你们真是决定要去的话,走之前给我来个电话,”我说。
   “好,”爸爸说,“你们也多保重吧。”
   我和璐璐点点头。出租车缓缓启动了,我和璐璐站在暮色中,一直看着红色的尾灯消失在路口。
  
   “你觉得爸妈肯定会去吗?”璐璐一边往回走一边问我。
   “嗯,”我若有所思地说,“我觉得他们决心已定了。”
   “那我们呢?”
   “我也不知道,”我用左手蹭了蹭鼻子说,“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
   “你不会突然就不辞而别,也去天安门了吧?”璐璐说。
   “不会。我不会因为他们去就去,就象他们不会因为我们不去就不去一样。”我说,“我刚才就在想,是我真的惧怕什么吗?如果现在让我在大法和生命之间选择的话,我会立刻选择大法。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吧,‘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如果是在长期暗无天日的酷刑和大法之间做选择呢?我不愿意想这样的事情,我只想趁着现在还有自由之身,可以为澄清谎言多做些事情的。”我停了一下,叹口气说,“至于后果,一切听从天意安排吧。”
   呆了一会儿,璐璐说,“刚才爸妈在的时候,我有一件事情没告诉你。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曾经有一年放假帮朋友带一个外国旅游团到西安、桂林和广州去观光。那些人都特别喜欢我,有一个瑞典的朋友给我发e-mail说,这个月底他要带夫人来北京,问我可不可以帮他定一下酒店。我想到时候把公司的车借出来,周末的时候带他们去北京郊外转一转。”
   “嗯,行啊,”我稍微有些犹豫地说,“如果到时候我们还没出事儿的话。”
   “这个朋友和瑞典王室关系很好,也许我们可以向他讲讲真相。”璐璐说。
   我点点头,没有说话。
  
   ※※※
  
   几天以后,我到月坛附近听一个技术讲座,结束的时候已经是中午时分。我打开手机,看到有一条留言,就站在楼道里打电话到业务中心查询,留言是爸爸的声音“我和你妈妈一会儿就去天安门,你们不用惦记我们,自己多保重,”留言时间是上午10:00左右。
   虽然我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但还是感到有些难过。我下了楼,找到司机李师傅说:“我有一些私事需要马上去办,你先回公司吧。”他一走,我就叫了辆出租车,对司机说“去人民大会堂。”
  
   阵雨刚过,天空中布满了乌云,地上还非常湿。我在大会堂下了车,看见纪念碑附近有四五辆警车在游弋。广场上游人不多,穿警服的也没几个,正对着金水桥的旗杆上,湿淋淋的五星红旗无精打彩地耷拉着。我穿过马路,走到纪念碑附近。突然我感到在背后有一种大战前的紧张,心跳也开始加快起来。回头一看,就在离我不到20米的地方,3个外地打扮的中年妇女和一名男子正在展开一面大约3米长的金黄色横幅,上面 “法轮大法好”五个鲜红的大字夺目生辉。这四个人同时用尽全力喊到“法轮大法好!”
   他们坚持了不到10秒钟,已经有7、8个便衣同时向他们冲过去,两个便衣一把扯下横幅,其他的人同时对这四个人拳打脚踢。拳头和皮鞋象雨点一样落在了这四个打不还手的老实人身上,一直到他们被打倒在地,便衣还继续用大皮鞋没头没脸地踢他们。一辆警车呼啸而至,停在了他们旁边。
   虽然我从香港翡翠台的录像中已经见过这样的场景,但是当身临其境的时候,我仍然震惊于现场的暴力和血腥。一股怒火一下子顶到了脑门子上,我深吸了一口气,大声喊到“不许打人!”就朝警车方向跑去。突然,脑后狠狠挨了一拳,打得我眼前直冒金星,同时脚下被人一拌,我身体失去平衡,重重地摔在地上,手提电脑也摔了出去。我还没等回头,腰上就又挨了一脚。我听见一个男子的声音恶狠狠地说:“让你XXX多管闲事儿。”
   正在这时,我的背后又传来了另外一群人的呐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打我的人转身又朝那边跑去。
   我坐起身,看到了那个打我的人的背影,高高的个子,留着寸头,穿着草绿色的裤子,不象警察,倒象是便衣国安的样子。
   也许是后来那几个打横幅的人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也许他看我拿着电脑包和手机,身穿西服,不象是来天安门打横幅的人,他也没再回头管我。
   我在围观人惊愕的眼光中站起来,捡回了电脑包。
  
   我独自步行到革命历史博物馆东侧,叫了辆出租车回到了家中。镜子中的我头发上和脸上还有在天安门广场地上沾的泥浆,西服也肮脏不堪。我打开热水器,腾腾的热气弥漫在浴室中,模糊了面前的镜子。悲愤从心中油然而生,不能自已。记得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以后,四十年来一直是中国的老朋友的井上靖曾给中国政府发来电报说:“镇压自己的人民的政府是不能称为人民政府的;开枪射杀赤手空拳的学生的军队是不能称为人民军队的。”当时我不在北京,无从知道在天安门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在今天,我亲眼见证也亲身经历了“人民警察”挥舞向人民的铁拳。
   可以想象,警察如果胆敢在天安门的众目睽睽下如此残暴地殴打法轮功弟子,在监狱里又会发生什么。
  
   下午,我没有去上班,坐在椅子上想事情,许多杂乱无章的念头纷至沓来。
   宿舍楼下传来小孩子的笑声、同事们互相打招呼的声音、和汽车发动机的轰鸣声,下班的时间到了。虽然我知道父母此去凶多吉少,但还是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希望能够有一个意外的惊喜,然而电话振铃了许久,一直无人接听。
   我挂了电话,走到阳台上,看着下面进进出出的人流,忽然觉得自己成了这个社会的边缘人,抑或世人皆醉惟我独醒。
   “如果这场镇压从一开始就没有发生过该多好,”我一边想一边苦笑了一下。忽然间,一个月前我对赵总说过的话映入脑海:“我如果不知道这些事情也就罢了,但是既然我知道了,我就不能假装我不知道。”
  
   外面有钥匙开门的声音,璐璐下班回来了。她把手包随手挂在墙上,走进屋笑着对我说:“今天下班这么早。”
   我答应了一声,“嗯。”
   看着她灿如朝霞的笑容,我真不忍心看到她脸上再蒙上阴影。我说,“我还没做饭呢,要不咱们晚上出去吃吧。”
   “不用了,”璐璐说,“冰箱里青菜是现成的,肉我今天早上化了一块儿搁在冷藏室里。”
  
   我打开冰箱,把化好的肉拿出来搁在厨房的案板上,抬头看着干净整洁的厨房,似乎在脑海中妈妈几天前打扫厨房的样子纤毫毕现。
   璐璐看我站在那里发愣,就默默地走到煤气灶前点着了火。
   “爸妈去天安门了是吗?”璐璐问我。
   “你怎么知道的?”我说。
   “看你表情呗,”璐璐说,“下午我给你们家打过一个电话,没有人接,我就觉得他们可能已经去了。”
   “嗯,”我说。“我早上在培训,后来中午的时候听到了他们的留言。”
   璐璐把油倒入锅里,然后从冰箱里拿出根葱剥了皮,默默地切成几段。
   “后来我也去了天安门那儿,”我接着说。
   “看到他们了吗?”
   “没有。”我说,“不过我算是亲眼看到了警察是怎么打那些举横幅的人了。”
   璐璐走过来拿起菜刀开始切肉。
   “他们没消息吧?” 璐璐说。
   “唉,”我叹了口气,“等等吧。如果抓起来不过夜就放回来,那就是关在了派出所,如果过了夜还没回来,那肯定就是拘留了。按规定我们应该在24小时内接到通知的。”
   “姐姐知道了吗?”璐璐问。
   “我没和她联系,不过我觉得她应该知道了。”我说。
   “今天我在公司看报纸上说,这次日内瓦人权会,美国要求调查中国人权迫害情况的动议又被中国用技术手段躲过去了。”
   “形势不容乐观呐,”我说。“我在家想了一下午,一点儿主意也没有。”
   “一会儿我托朋友打听打听吧,看看爸妈现在怎么样了。”
   “等两天吧,我估计是拘留15天。如果明天还没有什么消息,我们就去一趟拘留所,至少也得给他们送几件换洗衣服啊。”
  
   ※※※
  
   阳光从窗帘的缝隙中透射进来。我和璐璐结束打坐睁开了眼睛,相视一笑。
   “璐璐,”我说,“我刚才打坐的时候忽然间明白个事儿。”
   “什么?”
   “我一直想跟更多的人讲清楚我们被诬陷和迫害的真相,但是总是觉得心有馀而力不足。我前几天在国外的时候曾经辗转收到一份email说,国外有许多工作要做,他们人手又奇缺,我突然想到我可以在网上分担一部分他们的工作。”我说。
   “刚才我也忽然间想出个主意,我觉得你在我得法之初,给我讲的从科学方面证实大法的例子都非常好,还有给你们同事讲真相的时候,举的一些例子、讲的一些故事也都特别好,你应该把它们都写出来,发表在咱们自己的网站上,也许有人就会从你的文章中正面认识大法呢?”璐璐说。
   “对,”我站起身来,“璐璐,每个弟子都在修炼,也都从这个法中证悟到了自己的认识,如果人人都能用自己的长处去证实法,那么这个力量也是不可估量的。”
   “我昨天看你心情不好就没有和你说。昨天我那个瑞典朋友又发email给我,说他周六上午的飞机到北京。我们去机场接他一下吧,然后带他到旅游景点转一转。也许有机会跟他谈一谈我们的故事。”
   “嗯,”我说,“应该给他讲讲法轮功。我知道中国驻各个国家的使领馆都在造谣诋毁我们。也许他们也是受蒙蔽的人。”
  
   ※※※
  
   当天晚上,爸爸妈妈仍然没有消息。我打电话到岳各庄的派出所找管片民警陈光,他敷衍我一阵子之后,让我到丰台的拘留所去查一查。
  
   富康车慢慢停在了拘留所前的马路边,我、璐璐和姐姐下了车,站在丰台拘留所的大门前。我们都穿着我们最好的衣服,姐姐手里拿着两包给我父母的换洗衣服。我的手里拿着头一天晚上连夜写的长达7000多字的一封信。在那封信中,我把所有能想得起来的有关法轮功的谣言逐一澄清,并和姐姐、璐璐签上了我们的名字。
   拘留所的大门前仨一群俩一伙地站着很多人。其中一些人愁容满面,显然是来打听家人的消息,或者想托人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大门正对着一幢三层的灰色小楼,那是警察办公的地方,在办公楼的后面就是拘留所了。
   我们走近大门左侧的传达室,一个老头儿问我们来干什么。
   “我想给我爸妈送几件衣服。”姐姐说。
   “衣服呢?”旁边一个三十多岁的男警察问。
   “这儿呢,”姐姐一边说一边把衣服递上去,并报了我父母的名字。
   那个男警察看了一眼衣服,从抽屉里拿出一把老虎钳子,把所有衣服上的金属挂勾儿和钮扣都揪下来,扔在旁边的一个塑料小盒儿里。
   “干嘛把扣子都撕下来?”我看到一件衣服都被撕坏了就问警察。
   “少废话啊,这是规定。”警察说。
   “我们想给他们送点儿牙膏香皂之类的东西行吗?”璐璐问。
   “可以,”老头儿一边说一边指了一下身后的货架子,“但是必须从这儿买。”
   我们用几乎高于外面市面上一倍的价钱买了洗漱的用品、卫生纸和几包方便面,与换洗衣服搁在了一起。
   警察拿了两个大塑料口袋,把东西装好了后说,“行了,你们走吧。”
   “我能不能问您一下我父母要关多少天?”我问道。
   “我们这儿不管查,你得问预审科的人,”老头儿说,“他们哪天进来的呀?”
   “前天,”我说,“因为法轮功的事儿。”
   “知道,”老头说,“除了法轮功哪有老两口儿一块儿进来的?这两天因为这个抓进来的人多了。”
   “谢谢您,”我们仨人出了收发室,站在大门口儿商量怎么办。
   “还是进楼里问问吧,既然都来了。”我说。
  
   我们仨走进了办公楼,里面光线十分昏暗。因为不知道预审科在哪里,进了楼门后,我们直接向右拐,一直走到走廊的尽头。
   “你们干什么来了?”办公室里的一个女警察问我。她的背后是一个用玻璃窗打的隔断,透过玻璃窗窗帘的空隙,我看到里面放着几台电脑,看起来这里是他们的机房了。
   “我想麻烦谁帮我们查一查我父母是不是关在这儿,还要关几天。”姐姐说。
   “我们这儿不管查啊。”警察说,“回家等着通知吧。”
   “这人都关起来两天半了,我们是唯一的亲属,连个电话也没接着。”我说。
   女警察刚要说什么,从机房里走出来一个小伙子,身穿便装,看上去干干净净的。
   “你们要查谁的名字?”他问。
   我们报了父母的名字后,这个小伙子说“好像有点印象。”他随手拿过桌子上的一个本,查了一会儿说,“一个关在了24仓,一个是14仓,都是十五天拘留。”
   “谢谢您啊,”我们朝他笑了一下,“预审科在什么地方?”
   “在二楼,跟法轮功有关的都是二科在审,”那个小伙子很和善地说。
   “谢谢,”璐璐说,“再见啊。”
   “咱们还是去一下预审科吧,也许警察看了信能对抓进来的功友好一点。”我出了办公室说。
  
   我们一行三人上了二楼,楼道里黑黢黢的,宽度似乎只能容下一个人行走。我们看着门上的牌子,鱼贯走进了预审二科。
   屋子里摆了四张床和一张办公桌,两个警察分别躺在门口左右的两张床上,一名胖胖的中年警察正坐在办公桌旁抽烟。
   抽烟的警察看到我们进来,就问“你们找谁?”
   “请问是这个科审法轮功学员吗?”我问。
   “对呀,什么事儿?”警察的态度倒是不凶。
   “我父母前天都是因为法轮功的事儿拘留在这儿的。我想政府和法轮功之间有些误会,所以我就写了封信想解释一下。”我一边说一边把信递过去。
   那个警察接过来后,认认真真地开始看。
   “你们都炼法轮功吗?”过了一会儿,门口一个躺着的警察用玩世不恭的腔调问。
   我犹豫了一下,听到姐姐说,“炼啊!”
   “都炼啊?”他又重复着问了一句。
   “对。”我也点点头。
   “得,又是仨法轮儿。”警察半开玩笑地说。
   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一刻,我似乎感到有一种能量在笼罩着我。这让我有一种“今天必可全身而退”的信心。
   “我们希望您看完信后能把它转给您的领导看一看,这些都不是什么坏人。”我呆了一会儿说。
   那个看信的警察没有吱声,抬头看了我们一眼。
   我们仨沉默地站了一会儿,互相对望了一眼说,“我们先走了。”
  
   大街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
   我们仨在街上站了一会儿,我问姐姐,“你现在去哪儿?”
   “我回公司宿舍,”姐姐说,“你们呢?”
   “正好开着璐璐公司的车,”我说,“我送你一下吧。”
   “不用了,你们忙你们的,”姐姐说,“我坐公共汽车就行了。”
   “我们也没什么事儿了,跟公司请了一下午的假。”我说,“璐璐有两个瑞典的朋友明天早上到北京,我们想带他们到潭柘寺去。趁着现在天没黑,先把你送回家,然后顺便去探探路。”
   “这几天,你们当心点,”姐姐说,“原来警察都不知道我们在炼功,现在我们也算挂号儿了。”
   “没关系的,”我说,“这一段时间赶上4.25事件一周年,每天去天安门的弟子都很多。我估计警察肯定在忙活那头儿,因为管片儿里有没有人去天安门跟他们奖金是挂钩儿的。真要是找咱们麻烦也得等过了五.一的。我趁这两天把我能告诉的人都告诉一遍报纸电视里是怎么给法轮功造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