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新婚生活和谐而美满。我们利用几天的婚假稍事休息，因为结婚那天主要请的都是双方家长的朋友和一些亲戚，所以我们几乎每天都一起出去请各自的同事和同学吃饭。临上班的前一天，我忽然觉得好久没有上网去看一看了，就打开电脑连到了法轮功在加拿大的网站上。
网上登出的消息让我大吃了一惊！
自从4月25日那次活动结束后，许多省市炼功点的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干扰，除了有人登记拍照以外，还出现了各种诸如“军人不许修炼法轮功”的文件，同时在修炼者晨炼期间，经常有不明身份的人前来捣乱。
看了那些消息，我感到似乎从4.25以后，党和政府对法轮功的误解进一步加深了。不过我还是乐观地认为，4.25事件以后，当局会对法轮功进行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只要调查是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他们必然会发现法轮功除了强身健体和教导人重德行善以外没有任何对政府和社会的威胁，一切杞人忧天的想法自然会烟消云散，就象我们曾经在1996年和1998年经历过的《光明日报》事件和“北京电视台”事件一样。
我把网上的消息给璐璐看了看，她除了诧异以外也没有太多的担心。毕竟法轮功在中国已经弘传了七年的时间，大部分老百姓都已经知道它是怎么回事了。作为我们这样在外企工作的职员来说，西方的人权思想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们对社会的看法。改革开放已经经过了二十年，民主与法制的口号也喊了那么长的时间，通过政治运动来抹黑一个妇孺皆知的好功法，并禁锢人们的思想和信仰自由在我们看来确实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
一个星期以后，我到杭州出差。第二天早起炼完功后，我打开电视看早间新闻时，正好看到中央电视台播发新华社的新闻稿《接待部分法轮功上访人员，中办国办信访局负责人发表谈话》，其中提到“一、连日来，一些法轮功练习者纷纷传言，什么‘公安机关就要对练功者进行镇压了’，‘党团员、干部参加练功就要开除党(团)籍和公职’”……“这完全是无中生有、蛊惑人心的谣言……” “二、党和政府对待正常练功健身活动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我现在再次重申：对各种正常的练功健身活动，各级政府从未禁止过；人们既有相信并练习某一种功法的自由，也有不信某种功法的自由…”。 虽然新闻中也谈到了“决不允许借练功、‘弘法’之名宣传迷信，造谣煽动，进行扰乱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的大规模聚集活动”，但是我觉得那不过都是政府新闻例行公事的八股文而已。
正在看电视的时候，我听到门口有悉悉索索的声音，转头望去，酒店的服务人员正往门下面塞当天的《杭州日报》。我走过去拿起报纸，上面刊登着和我刚刚在新闻联播中听到的一模一样的话。虽然其中透露出的信息对法轮功不够友好，但是我觉得政府的这个态度也就够用了，我们一直所争取不也就是“人们既有相信并练习某一种功法的自由，也有不信某种功法的自由”吗？
我小心翼翼地把那张报纸塞进了我的旅行箱，认为一切的误解和担忧终于都画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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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我这样没有经过任何政治斗争的人，现实证实我们的想法简直太幼稚了。周末的时候，我和璐璐回到了我父母的家中。爸爸妈妈跟我说了许多外地功友炼功受到更严重干扰的事情，其中提到鹤岗市的功友在晨炼时受到警察包围监视，有环卫人员利用高压水龙头浇向正在炼功的人群，同时宣传站的广播车开到炼功地点，利用高音喇叭大声播放迪斯科音乐进行干扰。看到我难以置信的表情，妈妈拿出几张鹤岗功友来北京上访住在我家时留下的现场照片，并问我可否通过什么渠道将此事件曝光。
我心情有些沉重地浏览着那些照片，妈妈说的话毫无夸大其辞的成分。我打开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电脑，连接到了一个刚刚建立起来的，负责发布中国大陆有关法轮功最新消息的网站――明慧网。网上刊登的另一条消息更加令人震惊，大连的法轮功学员亲眼目睹，“在大连市公安局沙河口分局保安值勤人员的押送下”，数十万册合法出版、有统一书号的法轮功书籍被运至东北财经大学印刷厂销毁。
几天以后，网上还公布了山东省委的十二号文件，其中提出“六点意见”，包括“严禁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严禁法轮功向农村发展。各单位不给法轮功学员提供任何炼功场所。收缴法轮功一切音像刊物。党员、干部必须退出法轮功，不退出的要严肃处理，是党员的要劝其退党，直至开除公职。主要领导要亲自抓，做好分化瓦解的工作，要釜底抽薪，破釜沉舟，落实到人，如有疏忽要追究领导责任。”并强调，“这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要站在巩固执政党地位的高度来认识，态度要坚决，方法要得当，措施要得力。”
接下来的几天，坏消息不断传来。各地功友因为炼功而被勒令下岗，受到开除党籍的威胁，遭到跟踪、传唤、恐吓和监听电话，用于集体炼功时播放炼功音乐的录音机被抢走。空军指挥学院的退休教授，中国第一代试飞英雄于长新将军因被当局怀疑组织中南海聚集而遭逮捕……
我真切地感到了山雨欲来的危机。
与中国大陆萧杀的气氛相反，法轮功在海外的弘传如日中天。六月二十六日，美国伊利诺斯州芝加哥市向李洪志大师颁发褒奖令，感谢他在改善人类道德和身体健康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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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参加我和璐璐的婚礼聚会之后，我的同事们也和璐璐熟悉起来。这些家在外地的同事隔几天就下了班聚在一起吃饭。我因为结婚以前三天两头儿地出差，周末回来的时候也总是和璐璐忙着结婚的事情，和这些同事们并没有太多生活上的接触。婚后的那一个多月，经理尽量照顾我呆在北京，我也就经常带着璐璐加入他们的行列。有时候，还会请他们到我的新房去坐一坐。
我的几位女同事尤其喜欢和璐璐聊天，大到听她讲讲生活经历、小到逛什么样的专卖店、买什么样的衣服、乃至用什么样的香水儿。璐璐曾经和她们谈起我们的恋爱经过，甚至说起我那天怎么给她讲释迦牟尼佛的故事，以及后面的那番肺腑之言。
在这些同事听来，也许我们的经历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爱情故事而已，或者仅仅是我们选择了一种和他们稍微有些不同的生活方式。我相信，不作为当事人，她们是难以体会那些话背后的分量的。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她们从我们的故事中知道了“真善忍”对我们世界观的影响、知道了这个信仰在我们心中的分量，也知道实践这个信仰已经成了我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没有花太多时间和心思向我的这些同事详细介绍法轮功，因为我觉得来日方长。
我很喜欢我的这些同事。他们刚刚从学校毕业就进了外企，自然远离了国营单位中浓浓的政治氛围和司空见惯的勾心斗角，因而心地十分纯良。
七月初的时候，又有几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学生分到了我们部门。这使得我们吃饭的队伍又庞大了不少。
蜜月的日子天天阳光灿烂。政府的一系列干扰行动虽然偶尔给我的生活投下一丝阴影，不过我不断告诉自己很快一切都会水落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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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二十日那天，我照常来到公司上班。中午吃完饭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屋子里静悄悄的。因为办公室里的老高工有午休的习惯，同事们说话也都压低了声音，还有的同事抓紧时间靠在椅子上打个盹儿。我悄悄地将电话线拔下来接到计算机上，然后拨号连接到明慧网。
一则紧急报道一下子跳入我的眼中，全国各地的公安突然开始同时行动，逮捕了各地的法轮功联系人，并进行抄家。无一例外的是，所有的逮捕都无合法证明及理由。我立即打电话给我认识的一个联络人老许，将最新的消息通报给他，让他注意安全。
挂断电话后我沉吟了很长时间，一时间搞不清楚为何政府会突然对法轮功大动干戈，仅仅在一个多月前，政府不还信誓旦旦地在中央电视台上对全世界说“人们既有相信并练习某一种功法的自由，也有不信某种功法的自由”吗？
张斌走了进来，把一份传真交给我说“二十三号上午十点，电信总局要开一个会，你准备一下吧。”我接过传真放在一边，抬头看了看外面明亮的阳光，心想也许这次逮捕就象四月份的天津事件一样，很快会出现转机吧。我一边安慰自己一边准备要和电总交流的资料，在忐忑不安之中过了一个下午。
下班以后，我回到家中，又连到了明慧网上，看到逮捕行动涉及的区域越来越多，被捕人员的名单也越来越长，看来这是一次有组织的全国统一行动。我又拿起手机给老许打了几次电话，始终无人接听。我一边浏览消息，一边用手机给家里打了个电话，爸爸出差去了外地，我把情况跟妈妈讲了一下。她也非常意外。
“我去问问其他功友知不知道，”妈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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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来了，”璐璐进了家门，“刚才我在楼下买了个大西瓜，沉死了”。
“回来啦。”我一边说一边站起身帮她把西瓜放在冰箱里。
“你怎么啦？”她看我表情很严肃，“公司里有什么事儿吗？”
“没有。”我叹了口气，“你知道吗？从今天凌晨时候开始，全国逮捕了很多弟子，还有被抄家的，好象是中央部属的统一行动。”
“不可能吧，”璐璐怀疑地看着我问，“消息可靠吗？”
“应该是可靠的。一开始我也觉得难以置信，现在连老许也联系不上了，看来是真的。”
“怎么办呢？你给家里打电话没有？”
“打了。妈说她出去问问别人知不知道。”
璐璐不说话了，忧心忡忡地看着我。
我伸手摸了一下她的头发，说：“先别想了。今儿晚上咱们出去吃吧，我回来以后一直在上网，也没做饭。”
第二天早上，我一起床就到客厅去打开电脑。明慧网已经无法登陆，我转到了一个明慧的镜像网站，看到了一条触目惊心的消息，从头天开始的大逮捕不但在继续升级，而且“北京武警总部已部署一万多武警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要对法轮功学员采取强制措施，包括使用的武器种类和程度都进行了规定。各级政府还宣布文件，定法轮功为非法组织，形势非常严峻。”
事已至此，如果再不去跟政府说明误会的话，只怕后果更加不堪设想。我下了网，关掉计算机，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无人接听。我走进卧室，璐璐已经起来了，正在把被子叠好，然后小心翼翼地抹平床单上的褶子。看见我进来，冲我灿烂地一笑。
我是笑不出来了。“璐璐，”我靠在门上说，“我想今天请一天假，去府右街那边看看有没有机会和信访局的人反映反映情况。”
璐璐直起身问我：“人还都没放，是吗？”
“嗯，而且越抓越多。”
“妈那边有消息吗？”
“我刚给她打过电话，没有人接，可能出去炼功了。”
璐璐想了想说，“我和你一起去吧。”
“你行吗？”我看着她说，“刚才网上的消息说政府已经准备使用武力了。”
“可是除了去跟政府解释，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是吧？”
我没有说话，有些担心地看着她。说实在的，我无法想象会出现什么局面，我也不太在乎自己的安危，但是我不想让璐璐置身危险之中。
“你去买早点吧，我去洗一下脸。”璐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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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六部口，”我和璐璐上了出租车。
汽车沿东二环一路向南，在建国门右转上了长安街。在二环上开的时候，还没觉得什么，一上了长安街，警察和便衣就骤然多了起来。每个路口和人行道上都站着警察，看到外地模样的人，就拦住他们打开包检查，如果携带有《转法轮》这本书的就没收。车子开到北京饭店附近的时候，已经堵得很难前进了。
我和璐璐下了车，顺着长安街往天安门方向走，看到前面盘查很严格，就从南长街向北拐，想绕北海到府右街。沿路我又给家里打了几次电话，但毫无影响。
也可能是因为我和璐璐一直拉着手，沿路倒是没有人盘问我们。当我们沿南长街向北走的时候，有满满两辆大客车和四辆卡车的武警手持枪械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
我和璐璐对望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中深深的忧虑。
从北海到西四都已经戒严，警察也封锁了府右街整条街道。试图接近府右街的人直接送到停在路口的警用面包车上拉走。
“里边发生什么了？”我决定探探警察的口气，就靠近一名负责戒严的警察问。
那个警察抬头看了看我说，“赶快走啊！少管闲事儿！”
我和璐璐走到附近的一个电车站坐下，琢磨是否还有小路可以绕进去。不过我知道我想也是白想，我能想到的小路肯定都被警察封死了。那一天天气阴阴的，空气又闷又热，好象要下雨的样子。我和璐璐互相看着，感到束手无策。
手机响了，是妈妈打来的电话，她告诉我说她一大早就和功友来到了信访局。结果被警察抓上公共汽车，拉到石景山体育场后，警察将他们放下就不管了，现在她已经回家。
“姐姐有消息吗？”我问她。
“她也回来了，一样被警察拉到丰台体育场。现在在家呢。”
“你们怎么打算的？”我问她。
“现在还没有。我们得商量商量。”
我挂了电话，对璐璐说，“咱们回去吧。看样子今天没戏了。明天如果能多来些人，可能才有希望和政府对话。”我顿了一下，问璐璐“我去公司上班，你呢？”
“我也去公司吧。”璐璐说。
我拦了辆出租车，对司机说“先去亚运村，然后去丽都饭店那边儿。”
司机回头看了一眼正在被抓上警车的两个功友说，“法轮功弟子，好人呢！”
“怎么，您也炼啊？”我有些吃惊。
“对啊。”司机说，“我刚从玉泉营儿那边过来，警察在那儿截下来好多法轮功，整个长途汽车站那儿都戒严了。刚才我听别的司机说，北京站，西站和机场也都戒严了。刚才你们上车那地方不也是吗？”
我知道一般出租车司机的消息都比较灵，就问他，“你知道为什么要戒严吗？”
“整法轮功呗，”司机说，“这回是江泽民下的令。”
“你怎么知道？”我问他。
“嗨，除了他谁没事儿跟老头儿老太太过不去啊？我就看他不顺眼，长得跟蛤蟆似的。中央这帮人，朱熔基对法轮功不错，我听说李XX的儿子脑袋上长个瘤子，哪儿也治不好，后来炼法轮功好了，昨天还有好多人上他们家找他呢。”
“后来他怎么说的？”
“那我就不知道了。哎！你看我现在挺好的吧，”他一边说话一边指自己的脑袋，“原来这儿有皮肤病，头发一块一块地掉，没治。现在炼功都好了。挺好点事儿，老江就使坏。”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
“我和我媳妇儿也炼功，今天本来我们也是想问问为什么抓人，结果根本靠不近信访局的边儿。”我说。
“我其实头两天儿就知道要抓人了。”司机说。
“是吗？您消息够灵的！”我说。
“也不是。我和警察都挺熟的。前两天我们那儿片警上我们家找我，让我这两天机灵着点儿。”
“是嘛？您是不是平时老帮他们忙儿啊，他们这么照顾你？”
“你看不出来吧，我是大刑上来的，在里边关了7年。出来后，这不警察就时不常儿的来看看我怎么样吗？
“真的！”我非常吃惊。“真看不出来。”
“所以我说法轮功好呢！原来天天喝酒打架，我妈都差点儿让我气死。出来后开出租车，什么时候交过份儿钱呢？不让头儿给我钱就不错了，头儿都怵我。炼了功就老实了，这不是李大师让咱们做好人吗？现在份儿钱我月月按时交。”
“这回你妈高兴了吧？”
“高兴，现在她也炼呢。别人也都说我炼了功跟换了个人似的。前两天，我在长城饭店附近拉一女的，一看就是小姐，上车一会儿就跟我说钱不够，还说这个那个的，要搁过去……现在我瞅都不多瞅她一眼。”
“你还真行，”我顿了一下，接着说：“我觉得这次抓人挺厉害的。”
“我不怕。前两天他们辅导员家都让警察盯上了，我就跟他们说，都上我们家去。不就看看书嘛，有什么呀？”
“我们家附近的一个联络人可能是进去了，现在根本联系不上。刚才我给我妈打电话，她刚才来上访，结果给拉到石景山体育场去了。”
“是吗？”司机说，“一会儿我过那边看看去。”
※※※
当天下班回家以后，我坐在沙发上回忆4.25以后的一幕一幕，忽然明白了所谓中办国办信访局的发言与五十年代的“引蛇出洞”如出一辙。因为法轮功没有任何登记和花名册，更没有各级领导，政府为了找到他们认为的负责人，故意播出那篇讲话，创造出一个表面宽松的环境，以便于在各个炼功点儿秘密调查谁是联络人。他们认为摸清了情况并逮捕联络人后，法轮功学员自然会群龙无首，风流云散。七月二十日凌晨的大逮捕行动，早在4.25一结束就已经策划好了。上万名武警的调动，不过是八九年天安门事件的重演而已。
“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吃完晚饭后，我又返回公司，把我经手的工作分门别类地整理了一下，写了一份述职报告，并把我认为公司可能将来会用得着的文件资料从我的笔记本电脑转储到了公司的公共服务器上。然后给经理发了份邮件说我有些私事，告假一天。
回到家里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我和璐璐默默地把家里收拾干净，最后看了一眼我们新婚刚刚一个多月的新房，精心挑选的家具电器，和挂在卧室中我们俩幸福的结婚合影，黯然关灯出了门。那一霎那，我们无言地握紧双手，都不知道是否还能再回来。
十一点多的时候，我们到了我父母家，姐姐也在。我们没有多说什么就各自睡了，准备第二天和众多功友一起再次去向政府和平请愿。
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们和从各地赶来的功友都被堵在了西单附近。当局调集了许多大客车，派警察将我们沙丁鱼一样塞进客车中，装到不能再装了就拉走。那天天气奇热，太阳的暴晒和拥挤的人群使得车箱里的温度超过40度，而且空气流通极差。功友们都把座位让给年纪大的老人。汽车在城区拐了几个弯儿，向东开去，没有人知道我们将被拉到哪里。
将近中午的时候，我们被拉到了朝阳体育场，以为会象昨天一样把我们放下就不管了。司机下车后并未打开车门让我们到外面喘口气儿。他在下面站了一会儿，打了个电话，就又上了车。车子继续向东开，一路上有人开始背诵一些李洪志先生写的诗。但我们没有一个人发牢骚，更没有人大吵大闹。汽车一直开到了高碑店乡政府大院儿内才停下来。
身后的铁门咣的一声关上了。
车停在阳光直晒的院子中间。走出车门的时候，吹过来的一丝热风竟然让我感到无比舒适和凉爽。几名警察将我们带入礼堂，告诉我们不许离开那里。另外一些工作人员则拿了一些面包和水高价卖给我们做午饭。
没有任何一个政府的工作人员跟我们说话。他们的全部任务似乎就是确保我们不会集体跑掉。
下午两点多的时候，几名警察拿着几张纸进来，让我们每个人都把名字和单位写在上面，我看了一眼表格，随手递给了下面的人。在场的人可能谁都知道，这大概会成为秋后算帐的登记表。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有功友过去要和警察对话。警察只说了一句话，让我们准备在三点的时候看新闻。从他们说话的不屑眼神和幸灾乐祸的口气中，我感到一场巨大的阴谋正在一步一步地向我们走来。但是我们却被限制了自由而束手无策。
三点钟终于到了，中央电视台的节目突然中断，播出了民政部和公安部关于宣布法轮功为“非法组织”的通知，接下来播出的电视节目中充斥着对李洪志先生的恶毒诋毁和对法轮功书籍的断章取义，每一条大的罪状都是基于无数的离奇谎言。
电视中对李洪志先生的攻击毫不影响他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虽然我修炼三年多了，但是我一直没有机缘亲眼目睹他本人的风采，也不知道他在刚刚出来传功时所遭遇的巨大困难与艰辛。虽然中央电视台的一些镜头是为了诋毁他的名誉而播出的，我们还是借机看到了他刚刚出山时的珍贵历史画面。每一次当李洪志先生出现在电视上时，礼堂中都会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这一点可能是那些制作片子的人无论如何也始料不及的。
不知是谁带的头儿，片子还没有播完，我们就离开了礼堂来到院子里。突如其来的打击让大家一时间不知所措。功友们几个人围成一圈儿，商量下一步怎么办。还有的功友试图去跟警察澄清刚才电视里说的那些谣言。
我和璐璐，还有妈妈和姐姐站在一起，刚才电视上的一个镜头让我觉得失望至极。那是李洪志先生1999年2月在洛杉矶的讲法，其中有一句话说“过去人所说的那种劫难是不存在的”，我们都看过那段录像的原版，但是在电视上当局恰恰把“不”字给剪接掉了，这样这句话就变成了“过去人所说的那种劫难是存在的”，然后以此为由，说法轮功在宣传世界末日。播出该镜头的时候，礼堂里一片愤怒的嘘声。
按照善良人的正常思维，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还有这样卑鄙无耻的造谣伎俩。过去我一直天真地认为政府对法轮功采取的所有行动都是因为对法轮功不够了解，看了那个镜头我才知道，当局对法轮功太了解了，一定是把李洪志先生所有的录像都拿来看了一遍，然后按照他们所需要的进行剪接，李洪志先生到底宣没宣传世界末日他们一清二楚。一直到那时候，我仍旧无法想象当局到底是出于什么动机，要对法轮功这样一个和平的团体痛下杀手。
院子里的所有人被警察分为两组，外地赶来的功友登记后送上大客车遣送离京，北京的功友则登记后遣散回家，等待日后单位去“做工作”。一名警察在大声对我们这边的人喊到“赶紧去登记，赶紧走啊，要不然后果你们自己负责。”
我伸出右手搂住璐璐，把嘴凑到她耳边小声说，“宝贝儿，一会儿老公要是给抓走了，你就好好跟着妈和姐姐，啊？”
璐璐的嘴扁了一下，眼泪流了下来。她伸出两只手抓住了我的胳膊，眼神中流露出祈求的目光。
“哎！”我心里叹了口气，“象她这样的女孩儿一直都是大家呵护和宠爱的对象，从来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委屈。而随着这场排山倒海的政治运动，我们所有的幸福和对未来的憧憬都化为泡影。也许我们今后所要考虑的唯一事情，就是如何能够安全地生活下去。”
身后忽然骚动起来，一个十四、五岁中学生模样的人因为不回答警察的询问，被两个警察一左一右抓住胳膊往一辆大公共汽车上拖，一个所长模样的警察在后面恶狠狠地说“弄他！弄他！”
我冲过去说“别抓孩子！他是和我一起的！”
璐璐也跑过去，抓住了孩子的胳膊。妈妈和姐姐也跟了过来。
两个警察站住问我们，“你们是哪儿的？”
“北京的。”我说。
“登记了吗？”一个警察问我，同时松开了那个孩子。
“刚才在礼堂里面不是已经都登记过一回了吗？怎么还要登记？”
“登记了就快走吧，”另一名警察说。
我拉着那个孩子的手，转头对璐璐说“咱们走吧。”
我们走到了院子门口。几名乡政府的工作人员用桌子把门给堵住了，必须登记才能离开大院。
“你们登记了吗？”一个工作人员问我。
我回头指了一下让我们走的那个警察说，“你问他。”
工作人员怀疑地看了我一眼，让开了条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