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加拉建国的时间非常短，1971年在前苏联的支持下从巴基斯坦分裂出来。国土面积不到15万平方公里，人口却有一亿两千万，属于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整个国家基本上没有什么工业，首都达卡人口将近1000万，电话却只有25万部，相当于北京80年代初的普及率；交通堵塞十分严重，公共汽车斑驳陆离，出租车则是清一色的黄色三轮摩托，不停地往空气中排放兰烟。警察都带着口罩，拿着一根不知道哪里捡来的棍子指挥交通。
代理显然在当地颇有身份，似乎黑白两道通吃。一名军人拿着差不多一人高的长枪在他的办公室前站岗，每次见到我们都把长枪从右手换到左手，右脚使劲一跺，然后举起右手敬一个标准的军礼。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越穷，贫富差距就越大，政府腐败也越严重，一个大项目的佣金动辄上千万美元。在这样的国家做生意，似乎技术和价格都不是什么大问题，只要代理关系硬就无往而不利，没有什么消息搞不出来的。我们和孟方邮电部的人接触了几次，发现他们对于一些新的通信技术仅仅耳闻而已，并无深入了解，也提不出任何具体的要求，最后我们索性要了他们网络现状的资料，自己去各地进行勘察并制定方案。
在当地的生活不是很紧张，因为许多事情都需要代理花时间花钱去搞定关系，另外他们的政府机构办事也比较拖拉。我倒是有一大半的时间都呆在酒店里，复习英语和上网浏览明慧网的消息。
在我到孟加拉的第二天，明慧网上刊登简讯，中共首脑江泽民10月25日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报采访时公开称法轮功为“Ｘ教”，并表示人大常委会正准备表决防范和严厉打击“邪教”的法律提案等。几乎与此同时，十几名来自沈阳、北京的法轮大法弟子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侧，打起了一幅5米多长白底红字的横幅“法轮大法弟子和平请愿”。十五秒之后，周围二十多名警察和便衣蜂涌而上，对这些弟子拳打脚踢，并将他们迅速带走。
※※※
雨季已经过去，达卡的天气温暖而舒适。
我和李岩从孟加拉的电信总局出来，感到一身轻松。我刚刚在那里做了一次技术讲座，孟方电信总局局长，邮电部计划司司长和项目招标委员会的主席都亲自来听我的讲座。看得出来他们对我提出的一些通信网发展规划和解决方案非常感兴趣。我几乎对他们提出的所有问题都给与了满意的解答。
代理十分高兴，出来后说他要趁热打铁，去见一见邮电部部长的一秘，并看我们是否有机会和部长直接见面。
邮电部部长在孟加拉是第二号人物，因为他同时兼任内政部部长，跟总理关系十分密切，约见他相当困难。
晚上，我独自坐在酒店的大餐厅里，一边喝着冰水一边背《ＧＲＥ词汇精选》。李岩穿着件白色Ｔ恤，慢慢走到我对面坐下。
“规划院的那几个人呢？”我抬起头问道。
“他们说上外面找找有没有干净一点的中餐馆，” 李岩给自己也倒了杯冰水。
侍者走了过来，把菜单递给李岩。他一边浏览一边问我，“你点的什么？”
“意大利面条，”我回答，“他们这儿也没什么便宜的主菜。”
“那我也来意大利面吧。”李岩给侍者指了一下菜单上的编号，侍者退了下去。
“看什么书呢，你？”李岩问。
我没说话，把书的封面给他看了一下。
“ＧＲＥ？你要出国吗？”他有些意外地问。
“嗯，试试吧。”
“最快什么时候能知道结果，”显然他有些失望。
“明年八月吧，”我把书合上，抬起头，“要是进展顺利的话，是不是咱们这个项目到那时候也该签合同了？”
“当然希望这样了，”李岩把冰水拿到手里，又放回了桌子上，“代理刚才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明天咱们可以去试试见他们部长。他还说孟方对你讲的东西很信服也很感兴趣。嗨，”他叹了口气说，“不过你要是不走，还是会有麻烦。”
“是啊，”我也有些感慨地说，“要不是镇压法轮功这件事，谁愿意背井离乡的？”
“我刚才在YAHOO上看见一篇美联社的英文报道，还附了一张照片，好像你们法轮功的几个人在北京郊区开了一个秘密的记者招待会。”
“嗯，我刚才也看到了。他们把法轮功的情况和政府造的谣言都公之于众了，这几个人是真了不起，”我喝了口冰水，“就是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彩色照片都登在了网上，这比通缉令还厉害。”
“如果要把他们抓住了能怎么办？得判刑了吧？”李岩问。
侍者把我的面条端了上来。
“可能吧，而且很可能还判得比较重。”我一边用叉子把面条卷起来一边说，“你知道在中国，往外抖露真相都属于‘泄漏国家机密’。”
“我也是跟你聊完了才知道法轮功怎么回事儿。诬蔑了人家得让人家喊冤呢。”李岩同情地说。
“要说喊冤呢……我不想把我们描述得太高尚，”我把卷起的面条又放回了盘子里，想了一下说，“你听说过卞和这个人吗？”
“卞和？”李岩说，“怎么听着耳熟？是不是发现和氏璧的那个人？”
“对。卞和是楚国人，有一次看到一块青石之上凤凰来仪，心里知道石中必有美玉，就把石头献给楚厉王。结果厉王让玉工一看，玉工说是石头。厉王认为卞和欺君，就砍了他的左脚。后来厉王驾崩，楚武王即位。卞和又抱着石头去献宝，结果玉工又说是石头，武王就砍了卞和右脚。后来武王也死了，楚文王即位。卞和想去献宝，奈何双腿都被砍了，不能行动。他就抱着那块石头在荆山之下痛哭了三日三夜，直哭得涕泪俱尽，继之以血。别人问他说：‘你献一次玉，砍一条腿，难道你还想再献以谋取富贵吗？有什么可哭的？’卞和说，我不是在哭我自己，我哭的是明明是美玉却被说成顽石呀！”
侍者把李岩的面也端了上来。李岩往后让了一下，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后来呢？”
“后来文王听说了卞和的事儿，就派人把卞和找来，抛开石头一看，果然是美玉无瑕。文王怜卞和之诚意，遂给宝玉命名为‘和氏之璧’。蔺相如‘完璧归赵’就是这块和氏璧了。赵国亡国后，和氏璧被秦始皇抢了过去。始皇命令丞相李斯在上面刻了八个字‘受命于天 既寿永昌’，遂成为传国玉玺。”
李岩开始低头吃面。
“我想说的就是，其实这些人冒着这么大的风险，也不是为了他们自己。说到底也就是想告诉别人大法有多么好。就象卞和希望宝玉能获得它应有的承认一样。”
“别人不承认又怎么样？宝玉不还是宝玉？”显然李岩并不完全赞同。
“国家受损失呗。”我也低头开始吃面。
“国家受什么损失？大家不是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李岩嘴里含着面含糊地说。
“我看网上说，今年二月份儿的时候，美国有一家权威性杂志叫《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我看了一眼李岩，然后抓起桌子上的胡椒粉往面条上撒，“那篇文章谈到了法轮功在健身方面的好处。而且一位高层官员，可能是国家体育总局的局长吧，说：‘法轮功和其他气功可以使每人每年节省医药费1000元。如果炼功人是一亿，就可以节省一千亿元。朱镕基对此非常高兴。国家可以更好地使用这笔钱。’”
“一千亿元？”李岩似乎很吃惊，“一年真能省那么多？你们法轮功有那么多人吗？”
“具体有多少人炼法轮功我也不知道，就象我在新加坡跟你讲的，因为我们也没有什么入会登记之类的手续。一亿人这个数，还是公安部说的。今年年初的时候，公安部搞过一次调查，说练法轮功的人有那么多。当然政府现在是想打击我们了，就把我们人数往少了说呗。这样媒体里就可以把我们说成是‘一小撮’了。”我喝了口冰水，接着说：“法轮功一开始都是以气功的形式传的，那时候来炼功的人好多都是老病号儿了，还有得绝症的。你说这帮人一年得花多少医药费吧。”
“炼法轮功真能治病啊？”李岩说，“我太太胃不太好。”
“能啊，我们老师刚出山的时候就是给人治病。”
“你说的你们老师就是李洪志是吗？”
“对。他刚开始的时候治好了很多病人，大家觉得挺神奇的，就听他讲法，跟他学着炼功，再后来人就越来越多。炼这个功真是好使，真正按照他在《转法轮》里的要求去做，病是好得快。我妈妈原来病就特重，炼了功很快就好了。”
“你们老师现在还给人看病吗？”
“现在不看了，那就是让人认识法轮功的一个过程。”我看李岩的表情有些困惑，就接着说，“比如你搞出一套理论，然后你就站在大街上给人讲，你觉得有几个人听你的？”
“谁听我的呀，”李岩说，“我要站大街上讲，没准儿人还拿我当精神病儿呢。”
“就是啊，一开始要没有什么震撼人的真东西拿出来，现在的人都那么现实，你光说大道理也没人信。中共大道理说得还少啊，电视上天天说，别说你不信，连说的人自己都不信。”
李岩笑了一下，“你们老师一开始拿出什么真东西来了？”
“你要是真亲眼看见一个瘫痪病人抬进来，过了一会儿自己走出去了，那不神奇吗？”
“你怎么知道不是找的‘托儿’呢？”
“那也不可能全国人民都是‘托儿’吧。我们家门口就有一人姓许，原来有肝病，肝区那儿有一个大肿块，好多年了。练了多少种气功，吃了多少种中药也不好使。后来92年和93年，在北京农展馆举行东方健康博览会，老许也去了。我们老师就在他身上拍了几下，他再一摸，那肿块儿还真就软化了，过几天就没了。我是老出差，不怎么到外面参加集体炼功，跟我爸我妈一块炼功的，有好几位都是我们师父亲手治好的病。还有我妈病好了我也是亲眼所见。她那是产后病，没治，后来人都快不行了。就这么着，炼了功，半个月就好了。我妈不可能是‘托儿’吧？”
“你说的要是真的，那可就太神了。”
“我没炼功前我也觉得挺神，明白了道理以后觉得都是很平常的事情。”
“你先吃面吧，”李岩指了指我的盘子，“等吃完了跟我说说为什么是个很平常的事儿。”
一个侍者在餐厅门口举着一块牌子，上面用英文写着“1210房间，李岩”。
“我电话，”李岩站起身来。
我一边吃面一边瞟着《ＧＲＥ词汇精选》上的单词，李岩走了回来。
“谁找你啊？”我咽下最后一口面条，又给自己倒了杯冰水。
“代理，”李岩兴冲冲地说，“他说明天咱们可以去部里碰碰运气，估计能见到部长。”
“到时候带什么礼物过去？”我把书放在一边。
“手机，我带来的也就是这个最值钱了，”李岩说。
“你还准备给他什么资料之类的吗？”我问。
“也就是公司简介。和这种大人物打交道只能礼节性谈点虚的，比如邀请到咱们公司访问之类的，或者到德国访问。”李岩说。
“要是他能祝咱们和他们合作愉快，那就达到目的了。”
“那敢情好。”李岩顿了一下说，“刚才你和我说的治病是怎么回事儿来着？”
“噢，我想说的是，疾病啊，不像我们表面上看到的那么简单，每一种病都有它背后的原因。”我想了一下接着说，“比如你看到一辆汽车在马路上跑，可能你会想，汽车为什么会往前跑呢？后来过来一个专家，告诉你汽车之所以往前跑，是因为汽车轱辘在顺时针转动。他还告诉你，如果车轱辘倒着转，汽车就会往相反的方向跑。你反复观察了上千辆汽车后发现专家说的一点都没错。”
“这是什么专家！”李岩笑着说，“你这个比方让我想起国家气象局的专家。说北京今年夏天七月底的时候为什么那么热呢，是因为华北地区受到暖高压控制，所以就热，跟没说一样。”
“对。虽然他们一点儿没说错，但是他们说的却不是最后的原因。汽车能往前跑，是因为有发动机和传动装置控制它。而发动机能产生动力又是因为燃烧汽油造成的。而汽油能够燃烧又是因为汽油是小分子碳氢化合物，小分子碳氢化合物易于燃烧又是因为什么什么……你不断追查下去会发现你原来看到的都是表象，背后还有其规律性，而背后的规律还有背后的规律等等。”
“那你说说病的背后是什么？”
“这个西医和中医的看法就不一样。比如说这个人感冒了，西医说这个人病毒性感冒，得吃消炎药或者打青霉素。中医没有病毒这个概念，它把这个叫‘外邪内侵’，然后还得看你是流清鼻涕还是黄鼻涕。如果是清鼻涕呢，那就是风寒感冒，得吃柴胡，防风之类的中药。要是流黄鼻涕，那就是风热感冒，得吃点儿板蓝根之类的。针灸大夫看呢，可能就会说你手太阴肺经不通。”
“哪个对呢？”
“哪个也没说错，就是一层层的原因。就象我刚才给你举的汽车的例子一样。”
“我不了解中医，也没法儿评论。不过我还是觉得西医说的好懂一些，实实在在的病毒，显微镜可以看得见嘛。”
“对，这就叫眼见为实，看见了觉得这个是真的，但是没看见不等于就是假的。昨天我做ＧＲＥ模拟考试，其中有一道题说‘有一个人参加一个聚会，吃了一种鸡蛋沙拉，回来以后肚子非常疼。他怀疑是沙拉有问题，就把沙拉拿到警察局去化验。结果没有化验出任何有害物质。结论是他肚子疼跟吃沙拉无关。’随后的问题是：这个结论错在哪里？”
李岩想了一会儿，没有说话。
“我这道题也做错了，”我说，“后来想明白了，没有化验出有害物质不等于没有有害物质，因为有一些有害物质可能警察局化验不出来。就好比说经络和穴位，在人体解剖的时候没有找到，西医就否定它们的存在。但是肉眼看不到，不等于没有，后来苏联科学家基利安夫妇发现人体处于一个高频电场下时，有一些地方会发出亮光，那些发光的位置和中医的穴位十分吻合。”
“中医的穴位倒真有可能是真的，要不然怎么会流传那么长时间，而且疗效还不错。”李岩说，“我听我妈说，她外公原来就是针灸大夫，在他们村儿里好像还挺有名的，只不过这方面我不懂。”
“那要说起藏医呢，比中医还玄。据我所知他们在制作真正名贵的藏药时，对时辰、地点、方位要求都很严格，而且还要请高僧念经的，要不然疗效就很差。所以，不同的治疗办法对病的看法都不一样。气功呢，可能会说你什么地方有病气，得排出去才能好。修炼人对病的看法就更不一样了。”
“据你了解呢？你觉得病的最后原因是什么？”
“按照修炼界的说法，因为人做过坏事，甭管是以前什么时候吧，那么就得对做的坏事负责。做坏事叫‘造业’，疾病就是让人还业的一种方式，难受嘛，也算对做了坏事的惩罚吧。”
“我这两天晚上无聊的时候看看中央四台……”
“这儿能看到中央四台？”我有些吃惊地说。“都统战到孟加拉来了。”
“对。中央台说你们对病的这种看法耽误了好多人及时去看病，说你们还不让病人吃药。”
“这可是胡说八道。法轮功里讲的是生病和吃药的关系问题，从来没有规定说不让谁吃药。从另外一方面讲，生病是‘还业’的说法又不是法轮功独有的。”我想了一下说，“美国有一个基督教的教派，叫基督教科学教派。这个教派可能没有那么有名，但是他们创办的一份报纸却是有世界性影响力的大报，叫《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这个教派就拒绝任何物质的医疗手段和设备，认为所有疾病都可以通过学习圣经，端正和坚定对上帝的信仰而加以纠正和消除。在中国，象道家供奉的天师张道陵修道之时，也曾让有病的人，把这辈子干的坏事都写下来，然后天师替他们忏悔，百姓有了小疾病，都认为是神明谴责，自来首过。病好了以后，皆痛改前非。《三国演义》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我看了一眼李岩，他似乎听得全神贯注，我接着说到，“尤其是你看《圣经》的《新约全书》，那里面都是耶稣的弟子回忆耶稣讲的话和他的事迹了。第一篇《马太福音》里有小一半都是讲耶稣是怎么给人治病的。我记得有一个女的，好象是得了麻风病还是什么很重的病来着，她就去摸耶稣的衣角。当时《圣经》里说耶稣觉得自己的能量在流失，回头看到她说，‘你起来，你的罪被赦免了，你的信心救了你’。耶稣把东方修炼界讲的‘业’叫做‘罪’。”
“按你这么说，电视里说的死了多少人都是因为业力大，是吗？”
“我没有那么说，我也不知道那些人都是哪儿出来的，是不是真炼过法轮功。因为法轮功最重要的是告诉人做好人，努力做到无私，这比炼功还要重要。不知道这些人实际上做的怎么样。”我有点儿激动地说，“而且我觉得中共拿出这么个数字吓唬老百姓很无聊，他们不敢跟老百姓讲法轮功传出后让多少人康复了。再说，中共建政以后，历次运动连饿死带整死的人好几千万，是什么1400例的好几万倍，它却只字不提。它还说我们是‘Ｘ教’，其实我觉得它……”
“你跟他们生气犯不着，老百姓谁拿他们的话认真啊？”李岩安慰我。
我叹了口气，不再说什么。
※※※
街道上的喇叭声此起彼伏，蝗虫一样的小蹦蹦头尾相连地占据了整个机动车道。一个又黑又瘦，仅仅在腰间围着一块花布的人力车夫以站立姿势费劲儿地蹬着三轮车，车上两个胖胖的孟加拉人无聊地东张西望。
我们在孟加拉的邮电部楼前下了车。代理立刻掏出几张钞票交给楼前站岗的保安。那个保安看了一眼钞票的数量，让我们先上电梯。一出顶层的电梯门，代理就再次掏出钱包，付给那个坐在电梯对面的人。那人的背后有一道铁栅栏门，他把钞票塞在兜里，把椅子往旁边挪了挪，示意我们可以进去了。
里面挤了满满的一屋子人，我们一行六个人只好站着。代理似乎对这个地方很熟悉，他分开人群敲了敲通向里间的一扇紧闭的大门，然后对开门的人用当地语言咕噜了两句什么，又送上几张钞票，扭头和我们招了招手。
里间相对宽敞一些，屋子中间摆了一张大的红木桌子，一个身穿白色袍子，头戴白色无檐小帽的胖子坐在桌子后面，两手交叉地搭在腿上。在桌子对面摆了几把椅子。代理让我们过去就座，经过一番推让后，我坐到了胖子的正对面，并和他打了个招呼。他面无表情地看着我，一声不吭。我也不知道下面应该和他说什么。这个人看起来心事重重，好像一直在算计着什么。呆了一会儿，他看了看表，随后从桌子底下拿出一块儿白色的毡子，走到墙角，旁若无人地跪下开始祷告。
屋子里静悄悄的。我回过头来，在我身后的沙发上还坐着几个人，好像都是来求部长办事儿的，其中有两个人看上去愁眉苦脸。我盯着他们看了几秒钟，从随身的电脑包里拿出《ＧＲＥ词汇精选》，专心复习单词。
大概半个小时后，我们离开了那幢大楼。部长最后穿着睡衣拖鞋接见了我们五分钟，但是自始至终他都没怎么说话。无论我们说什么他都面带微笑地听，对我们邀请他访问北京也不置可否。李岩带去的手机，他倒是老实不客气地让跟班儿的收了。仅仅最后和我们握手的时候说了声“再见”。这让我觉得当部长也不是什么费劲儿的事儿。
我们在孟加拉的邮电部楼前下了车。代理立刻掏出几张钞票交给楼前站岗的保安。那个保安看了一眼钞票的数量，让我们先上电梯。一出顶层的电梯门，代理就再次掏出钱包，付给那个坐在电梯对面的人。那人的背后有一道铁栅栏门，他把钞票塞在兜里，把椅子往旁边挪了挪，示意我们可以进去了。
里面挤了满满的一屋子人，我们一行六个人只好站着。代理似乎对这个地方很熟悉，他分开人群敲了敲通向里间的一扇紧闭的大门，然后对开门的人用当地语言咕噜了两句什么，又送上几张钞票，扭头和我们招了招手。
里间相对宽敞一些，屋子中间摆了一张大的红木桌子，一个身穿白色袍子，头戴白色无檐小帽的胖子坐在桌子后面，两手交叉地搭在腿上。在桌子对面摆了几把椅子。代理让我们过去就座，经过一番推让后，我坐到了胖子的正对面，并和他打了个招呼。他面无表情地看着我，一声不吭。我也不知道下面应该和他说什么。这个人看起来心事重重，好像一直在算计着什么。呆了一会儿，他看了看表，随后从桌子底下拿出一块儿白色的毡子，走到墙角，旁若无人地跪下开始祷告。
屋子里静悄悄的。我回过头来，在我身后的沙发上还坐着几个人，好像都是来求部长办事儿的，其中有两个人看上去愁眉苦脸。我盯着他们看了几秒钟，从随身的电脑包里拿出《ＧＲＥ词汇精选》，专心复习单词。
大概半个小时后，我们离开了那幢大楼。部长最后穿着睡衣拖鞋接见了我们五分钟，但是自始至终他都没怎么说话。无论我们说什么他都面带微笑地听，对我们邀请他访问北京也不置可否。李岩带去的手机，他倒是老实不客气地让跟班儿的收了。仅仅最后和我们握手的时候说了声“再见”。这让我觉得当部长也不是什么费劲儿的事儿。
※※※
晚上8:00多钟的时候，我正在酒店里浏览一个国外的新闻网站，忽然听到有敲门声。我断开了网络连接，用英文说“请进”。李岩穿着Ｔ恤短裤走了进来。
“干嘛呢你？电话半天都打不进来。”李岩问我。
“哦，我刚才在上网。吃了吗，你？”我问。
“还没呢。你也没吃呢吧？”
“嗯。”我答应了一声，“一会儿去楼下接茬儿吃面。”
“别吃面了，昨儿个马院长他们出去找了个中餐馆，据说味道不错。”
“你知道在哪儿吗？要是不远就过去看看，这几天西餐我也有点儿吃烦了。”我说。
“好象不太远，他们跟我说了个大概。出了门往左拐，过了马路就是。”
我看了看表，“也该吃饭了，走吧，”我一边说一边站起身。
一出了酒店，我就有点后悔。虽然我们住的酒店内部装修很好，有花园，喷水池和游泳池，但出了酒店的大堂，还没出院子，我们就被扑面而来的蛾子包围了。既使是在达卡，也只有主要的几条街道有路灯，而且还很昏暗，相比之下，我们住的酒店，就是达卡不多的几个灯火通明的地方了。好几百的蛾子在大堂前滴水檐下的灯光旁飞舞，个头儿有蝴蝶那么大。我一边赶着扑过来的蛾子，一边捏着鼻子走出酒店的院子。出了院子就好了，因为外面很黑，也就没有蛾子了。
孟加拉是靠左侧行驶，也没什么人遵守交通规则，车和车几乎都前后左右互相顶着走。市区对鸣笛亦无限制，耳边的“笛笛”声此起彼伏。我们在马路上站了至少3分钟，被机动车喷出的蓝烟包围着，一步不敢挪。好不容易赶上一个空档紧跑两步过了马路，就一头钻进了一个胡同儿。那儿不但没有路灯，车也没有，显得非常黑暗，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脑子里不停地想一个词，就是“打闷棍”。
又走了大约150米，在巷子的尽头看到一个院落，里面的中餐馆透出一线灯光。我们总算松了口气，开门走了进去。
“你们也来啦？”有人用中文和我们打招呼。
我眯起眼睛定睛一看，规划院的三个人正坐在靠近角落的一个圆桌旁，面前摆着几个盘子和碗，里面已经几乎没有什么内容了。
“啊,”李岩答应了一声,“快吃完了吧，你们？”
“已经吃完了，在这儿聊天呢。”马院长说。
我们走过去坐下，侍者拿过来两份菜单，递给我和李岩一人一份儿。
“白总推荐一下哪道菜比较地道，”我一边翻菜单一边说。
“他这儿的炒面不错，我刚才就点的这个，”白总说。
“炒面就算了，我这两天天天晚上吃面。有鱼香茄子吗？”我说。
“好象没有，”杨工说，“我也比较喜欢吃茄子。那是北方作物，南亚国家也不长啊。”
“窝头翻个儿——现眼了，”我一边笑一边继续翻菜单，“我点一个四川豆腐吧。”我合上菜单说。
“我点什么呀，这菜单还真难懂，”李岩翻过来掉过去地看菜单，
“干脆我点一个虾得啦，反正虾怎么做都跑不了那个味儿。”
“你还别说英文菜单，中文菜单还有看不懂的地方呢。”我接过话茬儿，“上个月我和我太太在北新桥儿那边儿吃饭，那饭馆儿的菜名儿有一大半儿我都不认识。”
“你说吧，中餐菜名儿我还比较熟，什么菜名没听说过？”白总说。
“‘火山下雪’是什么？”我问。
“那不就是糖拌西红柿吗？” 白总不假思索地说。
“您还真行，”我夸了他一句，“再问您一个难的。‘绝代双骄’是什么菜？”
“‘绝代双骄’不是小说吗？”李岩说。
我看了看白总，他正在努力思考，杨工则在一边笑。
“是青辣椒炒红辣椒，”我笑着说。
“还有比这蒙人的，”杨工说，“我有一次涮锅子，点的锅底叫‘猛龙过江’，等端上来一看是一碗鸡汤上面漂着一根儿葱。”
我们笑了一会儿。李岩问白总，“这两天你们现场勘查得怎么样了？”
“差不多了，”白总说，“有几个地方得帮他们改改。大部分东西他们都不让我们动。前天上午去勘察一条河，孟方呢，是想让我们在两岸建两座塔通过微波通信。我们觉得通信塔造价太高，而且微波通信速度也不够快，建议他们改用光缆。结果他们告诉我们，那条河每年发一次洪水，发一次水，河就改一次道，所以还只能用微波。”
“我看他们政府好象也不怎么管水利，孟加拉年年都发洪水淹死人。”我说。
“杨帆你是第一次到这种不发达国家出差吧？”马院长问我。
“对。刚才从酒店走到这儿来简直象梦游一样。”我说。“你们呢？”
“在这儿算好的了。我援建安哥拉的时候，那儿还到处都是地雷呢。”杨工说。
“您在那儿住了多长时间？”我问。
“差不多一年吧。”
“那边挺乱的是吗？”李岩说。“好像现在还在打仗。”
“对。他们国家里分成三派，从７５年独立就开始打。不过我去的时候不怎么打了。前年４月份的时候，他们在联合国干预下成立了一个和解政府。２０多年内战把绝大部分交通设施都破坏了。我们过去帮他们修修铁路。”
“修铁路？”我说，“无偿援建是吗？”
“可不是无偿的，他们政府哪儿有钱呢？不但设备不要钱，连修路的壮工都是从咱们国家去的。”
“我还以为老毛死了后，这种事儿比较少了呢？” 李岩说。
“比原来还多，”杨工说。“非洲的援助项目就一直没断过。”
“倒也是，”我说，“中国有好多事儿，什么台湾啊，人权啊还得靠着这些黑兄弟帮咱们一把呢。”
“一说非洲，我就想起传染病。出门在外的，干什么事儿都得加小心。”李岩说。
“小心也没用，他们那儿就是那种水，不喝也得喝。去的劳工有一半儿都打摆子。隔几个月就得来一回，后来都习惯了。”
“马院长去过什么第三世界国家吗？”李岩问。
“我去过一趟柬埔寨，”马院长说。“和杨工一起去的。”
“他们那个国家也挺穷的吧，”李岩问。“好象和孟加拉差不多。”
“本来就是农业国家，又打了那么多年仗，能不穷吗？”白总接过话说。
“咱们国家好象年年给他们无偿援助，而且数额还挺大的，按说不该太穷，他们国家一共才几百万人呢。”我说。
“我觉得挺纳闷儿的就是年年给他们钱，好象老百姓对我们也不是很友好。我们就在那儿住了一个多礼拜，去办事儿的时候有几个人态度特坏。”马院长说。
“您这岁数应该比我知道得多啊，”我说，“他们民间有些人对中国比较反感。70年代中后期，红色高棉当政的时候，波尔布特搞得比老毛文革的时候还‘左’。他们那会儿不讲什么思想改造，所有异见分子全部杀掉。柬埔寨差不多四分之一的人都死了，有被屠杀的，也有饿死和干活累死的。六十万华侨也差不多死了一半儿。当时主要也就是中共一直支持红色高棉，出钱出武器。要说现在柬埔寨谁家没在那会儿死过人可能都不好找了，他们当然看着中共生气。给多少钱也白搭。”
“东南亚国家好像有一阵子都排华，”杨工说，“象印度、缅甸、越南、印尼这些国家。”
“对啊。去年5月的时候，我在德国就听说印尼大规模屠杀华人，好多华人商店都给烧了。”我停了一下说，“有的国家排华可能是因为领土问题，象印尼排华咱们自个儿还真是有责任。现在老说别人干涉咱们内政，文革前后咱们可一直都饿着肚子输出革命，简直是胡来。当地华侨就倒了霉了。”
“咱还是莫谈国事，政府也不听咱的，说了也白说，还惹麻烦，”白总阻止我继续说下去。
“干嘛呢你？电话半天都打不进来。”李岩问我。
“哦，我刚才在上网。吃了吗，你？”我问。
“还没呢。你也没吃呢吧？”
“嗯。”我答应了一声，“一会儿去楼下接茬儿吃面。”
“别吃面了，昨儿个马院长他们出去找了个中餐馆，据说味道不错。”
“你知道在哪儿吗？要是不远就过去看看，这几天西餐我也有点儿吃烦了。”我说。
“好象不太远，他们跟我说了个大概。出了门往左拐，过了马路就是。”
我看了看表，“也该吃饭了，走吧，”我一边说一边站起身。
一出了酒店，我就有点后悔。虽然我们住的酒店内部装修很好，有花园，喷水池和游泳池，但出了酒店的大堂，还没出院子，我们就被扑面而来的蛾子包围了。既使是在达卡，也只有主要的几条街道有路灯，而且还很昏暗，相比之下，我们住的酒店，就是达卡不多的几个灯火通明的地方了。好几百的蛾子在大堂前滴水檐下的灯光旁飞舞，个头儿有蝴蝶那么大。我一边赶着扑过来的蛾子，一边捏着鼻子走出酒店的院子。出了院子就好了，因为外面很黑，也就没有蛾子了。
孟加拉是靠左侧行驶，也没什么人遵守交通规则，车和车几乎都前后左右互相顶着走。市区对鸣笛亦无限制，耳边的“笛笛”声此起彼伏。我们在马路上站了至少3分钟，被机动车喷出的蓝烟包围着，一步不敢挪。好不容易赶上一个空档紧跑两步过了马路，就一头钻进了一个胡同儿。那儿不但没有路灯，车也没有，显得非常黑暗，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脑子里不停地想一个词，就是“打闷棍”。
又走了大约150米，在巷子的尽头看到一个院落，里面的中餐馆透出一线灯光。我们总算松了口气，开门走了进去。
“你们也来啦？”有人用中文和我们打招呼。
我眯起眼睛定睛一看，规划院的三个人正坐在靠近角落的一个圆桌旁，面前摆着几个盘子和碗，里面已经几乎没有什么内容了。
“啊,”李岩答应了一声,“快吃完了吧，你们？”
“已经吃完了，在这儿聊天呢。”马院长说。
我们走过去坐下，侍者拿过来两份菜单，递给我和李岩一人一份儿。
“白总推荐一下哪道菜比较地道，”我一边翻菜单一边说。
“他这儿的炒面不错，我刚才就点的这个，”白总说。
“炒面就算了，我这两天天天晚上吃面。有鱼香茄子吗？”我说。
“好象没有，”杨工说，“我也比较喜欢吃茄子。那是北方作物，南亚国家也不长啊。”
“窝头翻个儿——现眼了，”我一边笑一边继续翻菜单，“我点一个四川豆腐吧。”我合上菜单说。
“我点什么呀，这菜单还真难懂，”李岩翻过来掉过去地看菜单，
“干脆我点一个虾得啦，反正虾怎么做都跑不了那个味儿。”
“你还别说英文菜单，中文菜单还有看不懂的地方呢。”我接过话茬儿，“上个月我和我太太在北新桥儿那边儿吃饭，那饭馆儿的菜名儿有一大半儿我都不认识。”
“你说吧，中餐菜名儿我还比较熟，什么菜名没听说过？”白总说。
“‘火山下雪’是什么？”我问。
“那不就是糖拌西红柿吗？” 白总不假思索地说。
“您还真行，”我夸了他一句，“再问您一个难的。‘绝代双骄’是什么菜？”
“‘绝代双骄’不是小说吗？”李岩说。
我看了看白总，他正在努力思考，杨工则在一边笑。
“是青辣椒炒红辣椒，”我笑着说。
“还有比这蒙人的，”杨工说，“我有一次涮锅子，点的锅底叫‘猛龙过江’，等端上来一看是一碗鸡汤上面漂着一根儿葱。”
我们笑了一会儿。李岩问白总，“这两天你们现场勘查得怎么样了？”
“差不多了，”白总说，“有几个地方得帮他们改改。大部分东西他们都不让我们动。前天上午去勘察一条河，孟方呢，是想让我们在两岸建两座塔通过微波通信。我们觉得通信塔造价太高，而且微波通信速度也不够快，建议他们改用光缆。结果他们告诉我们，那条河每年发一次洪水，发一次水，河就改一次道，所以还只能用微波。”
“我看他们政府好象也不怎么管水利，孟加拉年年都发洪水淹死人。”我说。
“杨帆你是第一次到这种不发达国家出差吧？”马院长问我。
“对。刚才从酒店走到这儿来简直象梦游一样。”我说。“你们呢？”
“在这儿算好的了。我援建安哥拉的时候，那儿还到处都是地雷呢。”杨工说。
“您在那儿住了多长时间？”我问。
“差不多一年吧。”
“那边挺乱的是吗？”李岩说。“好像现在还在打仗。”
“对。他们国家里分成三派，从７５年独立就开始打。不过我去的时候不怎么打了。前年４月份的时候，他们在联合国干预下成立了一个和解政府。２０多年内战把绝大部分交通设施都破坏了。我们过去帮他们修修铁路。”
“修铁路？”我说，“无偿援建是吗？”
“可不是无偿的，他们政府哪儿有钱呢？不但设备不要钱，连修路的壮工都是从咱们国家去的。”
“我还以为老毛死了后，这种事儿比较少了呢？” 李岩说。
“比原来还多，”杨工说。“非洲的援助项目就一直没断过。”
“倒也是，”我说，“中国有好多事儿，什么台湾啊，人权啊还得靠着这些黑兄弟帮咱们一把呢。”
“一说非洲，我就想起传染病。出门在外的，干什么事儿都得加小心。”李岩说。
“小心也没用，他们那儿就是那种水，不喝也得喝。去的劳工有一半儿都打摆子。隔几个月就得来一回，后来都习惯了。”
“马院长去过什么第三世界国家吗？”李岩问。
“我去过一趟柬埔寨，”马院长说。“和杨工一起去的。”
“他们那个国家也挺穷的吧，”李岩问。“好象和孟加拉差不多。”
“本来就是农业国家，又打了那么多年仗，能不穷吗？”白总接过话说。
“咱们国家好象年年给他们无偿援助，而且数额还挺大的，按说不该太穷，他们国家一共才几百万人呢。”我说。
“我觉得挺纳闷儿的就是年年给他们钱，好象老百姓对我们也不是很友好。我们就在那儿住了一个多礼拜，去办事儿的时候有几个人态度特坏。”马院长说。
“您这岁数应该比我知道得多啊，”我说，“他们民间有些人对中国比较反感。70年代中后期，红色高棉当政的时候，波尔布特搞得比老毛文革的时候还‘左’。他们那会儿不讲什么思想改造，所有异见分子全部杀掉。柬埔寨差不多四分之一的人都死了，有被屠杀的，也有饿死和干活累死的。六十万华侨也差不多死了一半儿。当时主要也就是中共一直支持红色高棉，出钱出武器。要说现在柬埔寨谁家没在那会儿死过人可能都不好找了，他们当然看着中共生气。给多少钱也白搭。”
“东南亚国家好像有一阵子都排华，”杨工说，“象印度、缅甸、越南、印尼这些国家。”
“对啊。去年5月的时候，我在德国就听说印尼大规模屠杀华人，好多华人商店都给烧了。”我停了一下说，“有的国家排华可能是因为领土问题，象印尼排华咱们自个儿还真是有责任。现在老说别人干涉咱们内政，文革前后咱们可一直都饿着肚子输出革命，简直是胡来。当地华侨就倒了霉了。”
“咱还是莫谈国事，政府也不听咱的，说了也白说，还惹麻烦，”白总阻止我继续说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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