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二日，媒体上传出两个消息，一个是台湾联合报报道说“中共前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昨天被中纪委拘捕，罪名是贪污腐败”；另一则消息来自北美星岛日报，称北京当局在司局级官员层面传达一份重要文件，内容提及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因“企图政变及腐败”被拘捕，并由中纪委主导调查。
这两则消息措辞皆有值得推敲之处，但内容应大致属实。通常，中纪委只能“双规”却无权“拘捕”官员，而习近平在三中全会后力图淡化劳教或者“双规”类的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举措，因此让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傅政华主导对周的调查，因此周可能不经“双规”而直接被捕并进入司法程序。习近平和王岐山是“倒周”推手，并直接向傅政华下达指示。
曝光周永康“政变”则将引发政治海啸。一方面习近平借“政变”给中共各级贪腐官员，包括已经退休的政治局常委们派“定心丸”，即只要你没参与“政变”，目前尚属安全；另一方面，“政变”的参与者绝对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而是一批人。没有军方参与的“政变”不可想像，因此“政变说”也将引发党、政、军界的新一轮大清洗。这轮政治清洗，甚至可能牵涉到已经判刑的薄熙来。
逮捕周永康，是习近平的一场政治豪赌，但却不得不赌。
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这些看上去大致属于经济和行政层面的改革，却将引发政治集团的拼死博弈，因为任何一个改革都是社会利益的重新分配过程，在江系渗透各大经济和金融关键领域的情况下，习近平的改革无异于虎口夺食。
习近平也看得很清楚，目前的路走下去是一条死路。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危机会在任内集中爆发，中共政权危如累卵。
中共每次面临经济危机时，都要有政治上的大动作来转移视线。六十年代的大饥荒之后，毛的威信受到冲击，于是发动文革来夺回权力，刘少奇被打倒；文革后期，国民经济到达崩溃边缘，华国锋与叶剑英逮捕了“四人帮”，让他们对经济危机负责，并开始了“改革开放”；1988年，赵紫阳欲将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价格“双轨制”滋生了腐败并引起物价飞涨，这些成为次年“天安门事件”的诱因，赵紫阳也被废黜。
由于中国是一个极权主义社会，在执政者看来，没有什么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因此“三中全会”尽管提出的是经济举措，但如此大的动作昭示着一场政治风暴即将来临。习近平要推行自己的主张，要在经济领域动大手术，之前必须要找人祭旗立威，抢回现在该属于习的政治和经济资源，而“血债帮”这个政变集团的成员们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
由于周永康是政变计划的执行人，并且是江泽民与曾庆红在政治局最有权势的代理人，如果周竟然得了善终、甚至生前威福享尽，死后倍极哀荣，那也就意味着血债帮的全面胜利。当经济和社会危机不可避免的爆发时，习近平则成为给危机埋单之人，薄熙来真会卷土重来，那就是习近平人头落地的时候。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知道习近平与江系已到了不共戴天的地步。习近平唯一顾虑的，并不是拿下周永康在国内外震动太大，因为周在国内民心丧尽、国际上声名狼藉，他的被捕只能对习的形象起到加分作用。但由于周永康和之前的曾庆红都是特务头子，手中也掌握了其他中共官员的黑材料，一旦抛出，那就是一个鱼死网破的局面。
事实上，江、曾、周一直以“同归于尽”的姿态来要挟习近平。从去年三月，薄熙来被停职时，以法拉利事件谋杀了胡锦涛的办公厅主任令计划的儿子；到去年三月十九日抢夺徐鸣的未遂政变；再到九月通过《纽约时报》抛出温家宝家族的所谓“贪腐”材料，都是在威胁胡、温、习不要轻举妄动。
现在世易时移，周永康或曾庆红之所以能够向纽时抛出材料，是因彼时周还在台上、手握重权。现在薄熙来下狱，血债帮已经失去了实权派人物，主要能够动用的就是经济资源收买“五毛”为其摇旗呐喊。如果习近平能象华、叶当年“粉碎四人帮”那样一举拿下周、曾、江，引渡其子女回国、冻结其海外资产，小喽罗们没了饭票，自然会风流云散。相反如果习近平狐疑观望，血债帮就会垂死挣扎，局面恐怕更加不好收拾。
因此从中共政治斗争的惯例推断，我认为周永康如果被公开逮捕，曾庆红、江泽民乃至江的军中代理人如张万年之辈也将被同时控制起来，遭到清算也只是一个早晚的问题了。
如果说逮捕周永康是习近平的一个规定动作，“斩草除根”也是习的另一个规定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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