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30日讯】今日最新消息是中共封锁了通往巴东的航线、殴打驱赶记者、在野三关断水断电，并调部队进入巴东。种种迹象清楚表明，中共中央已经为邓玉娇案件的走向定下了不可更改的调子。
在事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中共有几次机会可以将其大事化小，但是决策者都愚蠢地错过了。
第一次机会是地方官员秉公处理该案件。邓贵大、黄德智强奸未遂、邓玉娇正当防卫，事实非常清楚。如果该案件一开始得到秉公处理，那么它也只是普通刑事案件而已。虽然民众对淫官丧命会拍手称快，但因为媒体的注意力不高，影响的范围就很小。
中共错失第一次机会，是其官僚集团官官相护使然。据报料，黄德智的哥哥是湖北省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处副处长黄德新，同时黄德智也是巴东县常委、常务副县长郑开廷的亲戚。因此地方警察本能地选择了开脱黄德智和邓贵大。
第一次机会错失的结果是，一个普通刑事案件变成了一场官民对决，但是所涉及到的官员层级也只局限在乡镇一级。
接下来恩施电视台的报导把邓玉娇被诬为“精神病”，并被捆绑在精神病院受辱和哭喊的镜头播放了出来。一下子点燃了全国民众的怒火。舆论压力大增。此时，中共如果把包庇黄德智、邓贵大的野三关镇、巴东县、甚至恩施州的官员抛出来，仍旧有机会挽回恶劣影响。但是如我在5月19日发表的“‘邓玉娇事件’之中共心理分析”一文中所指出的，中共最害怕的就是在民众压力下妥协，因为上千万的访民、冤民会受到鼓舞而在其它事件上也团结起来向中共施压。
因此中共错失的第二次机会，就是执意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将邓玉娇逮捕。
接着《广州日报》报导了北京律师夏霖的起诉书，详细叙述了黄德智与邓贵大涉嫌强奸未遂的细节。各种声援邓玉娇的声音波及了大陆各省级媒体。尽管有消息指逮捕命令是公安部下达，但从外界观察毕竟缺乏足够证据。也就是说，中共如果此时让步的话，在这件事情上还有挽回余地。
强横而且愚蠢的中共却派人封锁巴东航线，调部队进入巴东。此时的行动绝不是一个恩施州政府所能决定，甚至也不是湖北省政府所能决定。中国民众此时终于看清，欲治邓玉娇于死地的正是中共中央。
此时中共等于自己封死了自己的退路。如果邓玉娇无罪，那么是谁下令封锁航线、谁下令调动部队，这个责任追究起来就不是抛出一两个替罪羊的问题了。政治局都要承担责任。所以，中共现在的谋划，就是极力给邓玉娇罗织罪名，包括威逼、利诱和强迫邓玉娇的母亲和爷爷承认邓玉娇的罪名。
回顾这十几天的事件演变，可以发现一个规律——中共总是选择最蠢最邪的那条路，“一步一个脚印”地把民众对地方官员的怒火引向中央。不但不撞南墙不回头，而且撞了南墙也不回头，并准备在南墙下撞死拉倒。
现在的问题演变为，此事在中国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效应。
邓贵大在试图强奸邓玉娇的时候，所倚仗的大概还是他自己、或黄德智亲戚在基层（最高也不过是副处级官员）政法系统的关系网。如果邓贵大地狱有知，他都会感慨现在给他撑腰的竟然已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了。
各级基层官僚现在得到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哪怕你是芝麻绿豆那么大的小官，即使因淫乐贪腐而捅下天大的篓子，都会得到政治局的力挺。因此中共贪官群体抢劫、欺凌、侮辱民众会更加肆无忌惮。也会更快更容易地激起更加恶性的案件和民众更大的反抗。
而对于民众来说，则要意识到自己的生活有多么危险。哪怕你在被强奸、被迫害的时候，你都失去了反抗的权利，否则邓玉娇的下场就是你反抗的下场。
中共已经到了和民众不能共存的地步。这就是从中共在邓玉娇事件的表现上得出的结论。(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美东时间: 2009-05-30 01:21:09 AM 【万年历】
本文网址：http://www.epochtimes.com/gb/9/5/30/n2542462.htm
5/30/2009
5/28/2009
章天亮：对邓玉娇案件走向的沙盘推演
邓玉娇案件的发展出乎许多人的意料，许多民众不但在网上声援，而且采取了实际行动，并有大批维权人士前往巴东。而中共一方面对邓玉娇监视居住，另一方面殴打并驱赶这些维权人士。中共进退失据，且体制内官员、地方媒体、乃至香港的《中国日报》都出现了质疑政府处理手法的声音；而另一方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则极力为此事件降温，命令“对借此案件，恶毒攻击党和政府，攻击我司法制度、（鼓吹）民主人权等有害信息，则要坚决删除。”
在“六四”二十周年，镇压法轮功十周年之际，中共如同坐在了火山口上。应该指出，维权人士深入巴东，反映出民间对中共司法制度的极端不信任。而中共肯定会把这种不信任视为对其管制权威的挑战。周永康甚至提出“奥运安保日常化”，也就是把奥运期间草木皆兵的戒严模式日复一日的延续下去。
邓玉娇事件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地步，已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刑事案件，在共产党看来已经有可能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因此最后的定谳肯定是政治局来做决定了。
从目前透露的信息看，中共高层应该发生了分裂，一派主张“抚”、一派主张“剿”。周永康一派定然主张强硬镇压的；而安抚一派固然在通过掌控的媒体发出自己的信号，但强硬镇压的一派应该占了上风。这就是为什么5月28日，野三关镇当地政府加强对前去采访的媒体记者、维权人士的暴力阻止与驱赶，殴打《新京报》记者孔璞和《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卫毅，并强行押送北京维权人士周莉等人离开。
事情的发展仍充满变数。“瓮安事件”的处理模式也许是中共的一个选项。
2008年6月28日，奥运会开幕还有四十天的时候，上万名瓮安民众因为对女中学生李树芬被奸杀后政府不仅不处理凶犯、反而将报案的李树芬叔叔暴打至骨折住院而义愤填膺，火烧了县公安局大楼。事件发生后，一方面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下令镇压，诬蔑“六.二八”事件的参与者为暴徒，军警开枪打死三人，伤一百五十人，并逮捕了大约三百人。而在另一方面，也把瓮安县县委书记、县长和公安局长撤职以平息民怨。
我在2008年7月5日发表的“从瓮安事件预测奥运前政局走向”中曾经说过“此次中共处理瓮安事件释放出了一个它不愿意释放的信息，就是如果民众拚死抗争，地方官员也会受到惩处。这对于那些被逼到绝境的人反而起到了鼓励抗争的作用。因此我认为‘瓮安事件’的处理官员模式，中共不会多加使用。而迅速采取暴力镇压民众的模式则会继续延续到中共死亡为止。”
2008年中共采取“瓮安模式”是为了在奥运会前营造“和谐盛世”，而这次面临“六四”二十周年和镇压法轮功十周年，中共的危机感比“奥运危机”更加深重，因此再次采取“瓮安模式”并非全无可能。
我们必须看到的是，瓮安事件中的李树芬之死被中共用“俯卧撑”囫囵过去，那些强奸犯并没有受到惩处。上次的死者李树芬是民女，这次死的却是淫官邓贵大，而烈女邓玉娇还活着。以何种名义和方式处理犯罪淫官才能既骗取民意，又能让政府体面下台，这对中共来说更加棘手。
也正因为如此，中共采取强硬镇压的模式可能性相对更大。在手握枪杆子的以周永康为代表的江系人马看来，任何妥协都是“亡党”之举。譬如1999年4月25日，上万法轮功学员如此和平理性地要求和平对话，中共尚且不肯让步。如今民间要搞十万人到上千万人的“街头散步”，支持邓玉娇，中共又怎能容忍这等藐视和挑战？
中共也许会胁迫或利诱邓玉娇的家人，包括邓玉娇本人认罪，这里只想送给他们《九评之二》中的一句话——“历史的教训是：共产党的任何承诺都不能相信，任何保证都不会兑现。谁在什么问题上相信了共产党，就会在什么问题上送掉小命。”
我们需要明白，中共最后即使做出了有利于邓玉娇的处理，但造成邓玉娇案件的根源——中共淫官靠着一党专政的撑腰而肆意欺压、凌辱百姓；以及造成邓玉娇案发展的根源——中共司法不公，只保护强势淫官、不保护弱势群体，都没有根除。下一次类似邓玉娇的案件就还会发生，而中共不可能次次让步。
如果中共强力镇压一切反对的声音，而民众不能上街抗议的话，中共以后就会更加有恃无恐。公安部以涉嫌故意杀人罪逮捕邓玉娇的时候，所依据的就是“上海杀了杨佳，有什么问题？中央很支持。”而民众如果上街抗议，却只在巴东地方的话，中共仍会无所顾忌的沿用“瓮安模式”派武警镇压。
巴东基层党官在驱赶殴打记者时，也许无意中喊出了中共最胆战心惊的一句话——“你们有种就去北京游行，六月四日就去天安门闹！”
在“六四”二十周年，镇压法轮功十周年之际，中共如同坐在了火山口上。应该指出，维权人士深入巴东，反映出民间对中共司法制度的极端不信任。而中共肯定会把这种不信任视为对其管制权威的挑战。周永康甚至提出“奥运安保日常化”，也就是把奥运期间草木皆兵的戒严模式日复一日的延续下去。
邓玉娇事件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地步，已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刑事案件，在共产党看来已经有可能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因此最后的定谳肯定是政治局来做决定了。
从目前透露的信息看，中共高层应该发生了分裂，一派主张“抚”、一派主张“剿”。周永康一派定然主张强硬镇压的；而安抚一派固然在通过掌控的媒体发出自己的信号，但强硬镇压的一派应该占了上风。这就是为什么5月28日，野三关镇当地政府加强对前去采访的媒体记者、维权人士的暴力阻止与驱赶，殴打《新京报》记者孔璞和《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卫毅，并强行押送北京维权人士周莉等人离开。
事情的发展仍充满变数。“瓮安事件”的处理模式也许是中共的一个选项。
2008年6月28日，奥运会开幕还有四十天的时候，上万名瓮安民众因为对女中学生李树芬被奸杀后政府不仅不处理凶犯、反而将报案的李树芬叔叔暴打至骨折住院而义愤填膺，火烧了县公安局大楼。事件发生后，一方面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下令镇压，诬蔑“六.二八”事件的参与者为暴徒，军警开枪打死三人，伤一百五十人，并逮捕了大约三百人。而在另一方面，也把瓮安县县委书记、县长和公安局长撤职以平息民怨。
我在2008年7月5日发表的“从瓮安事件预测奥运前政局走向”中曾经说过“此次中共处理瓮安事件释放出了一个它不愿意释放的信息，就是如果民众拚死抗争，地方官员也会受到惩处。这对于那些被逼到绝境的人反而起到了鼓励抗争的作用。因此我认为‘瓮安事件’的处理官员模式，中共不会多加使用。而迅速采取暴力镇压民众的模式则会继续延续到中共死亡为止。”
2008年中共采取“瓮安模式”是为了在奥运会前营造“和谐盛世”，而这次面临“六四”二十周年和镇压法轮功十周年，中共的危机感比“奥运危机”更加深重，因此再次采取“瓮安模式”并非全无可能。
我们必须看到的是，瓮安事件中的李树芬之死被中共用“俯卧撑”囫囵过去，那些强奸犯并没有受到惩处。上次的死者李树芬是民女，这次死的却是淫官邓贵大，而烈女邓玉娇还活着。以何种名义和方式处理犯罪淫官才能既骗取民意，又能让政府体面下台，这对中共来说更加棘手。
也正因为如此，中共采取强硬镇压的模式可能性相对更大。在手握枪杆子的以周永康为代表的江系人马看来，任何妥协都是“亡党”之举。譬如1999年4月25日，上万法轮功学员如此和平理性地要求和平对话，中共尚且不肯让步。如今民间要搞十万人到上千万人的“街头散步”，支持邓玉娇，中共又怎能容忍这等藐视和挑战？
中共也许会胁迫或利诱邓玉娇的家人，包括邓玉娇本人认罪，这里只想送给他们《九评之二》中的一句话——“历史的教训是：共产党的任何承诺都不能相信，任何保证都不会兑现。谁在什么问题上相信了共产党，就会在什么问题上送掉小命。”
我们需要明白，中共最后即使做出了有利于邓玉娇的处理，但造成邓玉娇案件的根源——中共淫官靠着一党专政的撑腰而肆意欺压、凌辱百姓；以及造成邓玉娇案发展的根源——中共司法不公，只保护强势淫官、不保护弱势群体，都没有根除。下一次类似邓玉娇的案件就还会发生，而中共不可能次次让步。
如果中共强力镇压一切反对的声音，而民众不能上街抗议的话，中共以后就会更加有恃无恐。公安部以涉嫌故意杀人罪逮捕邓玉娇的时候，所依据的就是“上海杀了杨佳，有什么问题？中央很支持。”而民众如果上街抗议，却只在巴东地方的话，中共仍会无所顾忌的沿用“瓮安模式”派武警镇压。
巴东基层党官在驱赶殴打记者时，也许无意中喊出了中共最胆战心惊的一句话——“你们有种就去北京游行，六月四日就去天安门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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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东时间: 2009-05-28 23:00:00 PM 【看万年历】
本文网址：http://www.epochtimes.com/gb/9/5/29/n2541268.htm
5/18/2009
章天亮：“邓玉娇事件”之中共心理分析
【大纪元5月19日讯】5月10日，湖北省巴东县野三关镇政府招商办主任邓贵大及两名工作人员在宾馆消费时要求修脚女邓玉娇提供“特殊服务”，遭拒后欲图强暴邓玉娇。在反抗中，邓玉娇用修脚刀刺死了邓贵大，也刺伤了另外一名协同者。之后，邓玉娇打电话报警，却被警察拘留。最新情况则是中共声称邓玉娇有精神病，并将其关押在湖北恩施的忧抚医院，绑住四肢固定在床上。中共不但殴打她，甚至还逼她“自认”有“忧郁症”，说这样可“免一死”，也“给政府一个出路 ”。
应该指出，很多人将邓玉娇比作“女杨佳”，这种说法并不恰当。因为邓玉娇是正在被侵害时“正当防卫”，按照中国刑法规定，即使反抗过程中造成强奸犯死亡，也不属于“防卫过当”，完全不必负刑事责任。而杨佳的案例并不属于正当防卫，只能说是事后复仇（当然包括大陆新浪网调查都有87%的民众认为事出有因，情有可原）。
让许多人费解的是，对于事实经过如此清楚的“邓玉娇事件”，中共竟然不能判邓玉娇“正当防卫”，反而想方设法证明她是“精神病”，更不可思议的是，这竟然算是“给政府一个出路”。
其中的理由说穿了很简单，总结起来大概有两条。
第一、被刺身亡的邓贵大并不是一个个人，他是中共贪腐官僚的代表。今天的中共十官九贪，包二奶、养小蜜、肆意凌辱压榨民众。民众在他们眼中的地位，正如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林嘉祥在猥亵女童后所说“你们算个屁呀！”这些官僚之所以敢胡作非为，仰仗的就是中共的制度保护。对于中共来说，由于已丧尽民心，所能依靠的也就是贪腐官僚的支持。如果中共不保护这些官僚，它就失去了最后一群和它一条心的人。
因此中共保护邓贵大，就是做个样子给大大小小的官僚看——只要你们和中共一条心，吃喝嫖赌、杀人放火，中共都会给你们撑腰的。既然争取不到“民心”，就争取一下“官心”。
第二、中共最怕的就是在民意压力下让步——因为民间就此会得出一个结论，只要他们聚集起来捍卫自己的权益，最终在与中共的博弈中就会获胜。这个口子一开，民间就会在征地、拆迁、下岗、环境保护乃至宪法权利等遭到侵害时延续抗争模式，这会将中国引向宪政和民主，即中共最终失去权力。以中共罪孽之深重，一旦失去权力，下一步就是各级官僚遭到清算的问题。这正是中共需要极力避免的。
诚如高智晟律师所说：“中国和法制国家不一样，每一个小小的案件，最终都能反映出深深的制度问题。”出于以上两点考量，中共知道把这些邪恶的基层官僚绳之以法，无论从人力成本还是经济成本，都远比镇压抗议要小得多，但由此带来的政治成本却让中共无法承担。
民间同样陷入两难的境地。如果不起而抗争，中共就会用“俯卧撑”、“躲猫猫”、“弹脑门”、“做噩梦”、“70码”以及“兴奋过度而死”等荒谬的理由掩盖其罪恶，让被害人和家属得不到任何公正的赔偿，犯罪份子也不会得到惩处。但起而抗争的结果，又迫使中共更加不敢对民意压力让步，从而更可能采取连抗议者一起镇压的做法。
中共在“邓玉娇”事件上也进退两难，既要应付民意，又不能不保护淫官。此时，或许受到孙东东的“启发”，给“邓玉娇”扣上个“精神病”的帽子，似乎就是在 “给政府一个出路”了。
此时中共与民间的较量中，双方似乎都到了无路可走的绝境。民众需要意识到的是——仅仅抗议中共是没有用的，退出中共才是有用的。告诉更多的人中共将灭的道理，让他们加入“退党、退团、退队”的大潮，这既在削弱中共的力量，也警告那些贪官不要以为摇摇欲坠的中共还能一直给他们遮风挡雨。
中共让邓玉娇自认“精神病”，是在给中共“一个出路”；我们退出中共，是在给自己“一个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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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东时间: 2009-05-18 14:13:25 PM 【万年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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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指出，很多人将邓玉娇比作“女杨佳”，这种说法并不恰当。因为邓玉娇是正在被侵害时“正当防卫”，按照中国刑法规定，即使反抗过程中造成强奸犯死亡，也不属于“防卫过当”，完全不必负刑事责任。而杨佳的案例并不属于正当防卫，只能说是事后复仇（当然包括大陆新浪网调查都有87%的民众认为事出有因，情有可原）。
让许多人费解的是，对于事实经过如此清楚的“邓玉娇事件”，中共竟然不能判邓玉娇“正当防卫”，反而想方设法证明她是“精神病”，更不可思议的是，这竟然算是“给政府一个出路”。
其中的理由说穿了很简单，总结起来大概有两条。
第一、被刺身亡的邓贵大并不是一个个人，他是中共贪腐官僚的代表。今天的中共十官九贪，包二奶、养小蜜、肆意凌辱压榨民众。民众在他们眼中的地位，正如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林嘉祥在猥亵女童后所说“你们算个屁呀！”这些官僚之所以敢胡作非为，仰仗的就是中共的制度保护。对于中共来说，由于已丧尽民心，所能依靠的也就是贪腐官僚的支持。如果中共不保护这些官僚，它就失去了最后一群和它一条心的人。
因此中共保护邓贵大，就是做个样子给大大小小的官僚看——只要你们和中共一条心，吃喝嫖赌、杀人放火，中共都会给你们撑腰的。既然争取不到“民心”，就争取一下“官心”。
第二、中共最怕的就是在民意压力下让步——因为民间就此会得出一个结论，只要他们聚集起来捍卫自己的权益，最终在与中共的博弈中就会获胜。这个口子一开，民间就会在征地、拆迁、下岗、环境保护乃至宪法权利等遭到侵害时延续抗争模式，这会将中国引向宪政和民主，即中共最终失去权力。以中共罪孽之深重，一旦失去权力，下一步就是各级官僚遭到清算的问题。这正是中共需要极力避免的。
诚如高智晟律师所说：“中国和法制国家不一样，每一个小小的案件，最终都能反映出深深的制度问题。”出于以上两点考量，中共知道把这些邪恶的基层官僚绳之以法，无论从人力成本还是经济成本，都远比镇压抗议要小得多，但由此带来的政治成本却让中共无法承担。
民间同样陷入两难的境地。如果不起而抗争，中共就会用“俯卧撑”、“躲猫猫”、“弹脑门”、“做噩梦”、“70码”以及“兴奋过度而死”等荒谬的理由掩盖其罪恶，让被害人和家属得不到任何公正的赔偿，犯罪份子也不会得到惩处。但起而抗争的结果，又迫使中共更加不敢对民意压力让步，从而更可能采取连抗议者一起镇压的做法。
中共在“邓玉娇”事件上也进退两难，既要应付民意，又不能不保护淫官。此时，或许受到孙东东的“启发”，给“邓玉娇”扣上个“精神病”的帽子，似乎就是在 “给政府一个出路”了。
此时中共与民间的较量中，双方似乎都到了无路可走的绝境。民众需要意识到的是——仅仅抗议中共是没有用的，退出中共才是有用的。告诉更多的人中共将灭的道理，让他们加入“退党、退团、退队”的大潮，这既在削弱中共的力量，也警告那些贪官不要以为摇摇欲坠的中共还能一直给他们遮风挡雨。
中共让邓玉娇自认“精神病”，是在给中共“一个出路”；我们退出中共，是在给自己“一个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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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东时间: 2009-05-18 14:13:25 PM 【万年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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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2009
章天亮：五月的感恩
每年五月十三日，世界各地法轮功弟子都以各种形式庆祝他们的节日——“世界法轮大法日”，并表达他们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的敬意和感恩。这一天既是李大师的生日，也是李大师将法轮功公诸于世的纪念日。
围绕法轮功，不了解的人存在许多疑惑，譬如法轮功团体为什么能够从无到有，七年内吸引上亿的追随者？为什么面对中共举倾国之力的镇压，法轮功团体不但屹立不倒而且越来越壮大？这绝不是中共妖魔化法轮功的那些谎言，或者一句“政治团体”所能解释的。事实上，这一切解释不但不能自圆其说，而且与法轮功的真相南辕北辙。
设想一下，一门学说没有任何荣华富贵的诱惑、没有任何暴力的胁迫，就能够吸引上亿人，且信仰者从政府高官、各领域专家教授、杰出的表演艺术家、富商巨贾，到普通的工人、农民、学生及引车卖浆者流，遍布各个种族、社会阶层和文化背景，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
迄今能够达到如果规模的团体只有宗教，且这些宗教已建立垂两千年以上（唯一的例外或许是共产党，但它是以国家暴力为胁迫，以巨大的贪腐利益吸引人加入其中的）。它们的兴盛都经过政府的扶持，如基督教被罗马帝国定为国教；中国许多皇帝都是道教或佛教的虔诚信徒等。法轮功不但没有官方支持，反而被官方极力镇压，却依然蓬勃发展，从镇压之初的遍及30个国家和地区发展到今天遍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或许有人说，因为现代通信技术的发达，使得信息的传播十分迅速，故而法轮功可以被很多人所听闻和了解。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信息技术的发达也衍生出了“信息爆炸”，使许多人面对海量信息而无所适从。即使某件事，赢得了公众的广泛注意，但这种注意力通常都是昙花一现的，很快就会有别的事转移公众的注意力。
另一方面，在中国也有一些异议人士，其中有些组成了地下的政党。但是这些具有政治诉求的团体常常在中共镇压后转入地下，声音变得零星而微弱，甚至其中一些人转而与中共合作。能够真正坚持下来的人不但数量少，且大多处境艰难。而法轮功的真相在中国大陆传播却极为广泛，揭露迫害和反思中共罪恶的《九评共产党》更传到了每一个人的手里。且中共迫害的力度越大，法轮功的揭露力度就越大，这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这些问题的答案其实非常简单。如果读者对法轮功本身稍有了解，自然就会有一个结论。
一、净化身心的奇迹
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是佛家的一门修炼大法，在久远的历史中一直以师父选择徒弟的形式历代单传。李洪志大师将其改成适合普及的功法后，于1992年5月13日在吉林省长春市开始面向社会传授。作为当时中国气功协会的直属气功师，李大师在国内传功讲法50余次，共数万人参加过法轮功的面授班。
1994年底，李洪志大师结束了在国内的传法。1995年开始把法轮功传向海外。1995年3月13日，李大师与当时中国驻法国大使等使馆官员进行了小范围会面，并于当天下午在使馆文化处举行了一场讲法报告会。1995年，李大师结束了在国外的传功。至1999年，中共官方媒体统计，在中国大陆修炼法轮功的人数已经达到了一亿人。
法轮功的传播速度之快，让很多人震惊不已，视为奇迹。这其中的原因却并非是法轮功善于组织和宣传。恰恰相反，法轮功既无组织也无宣传，而是许多人在修炼中身心受益后主动介绍给亲朋好友。
李先生1999年在悉尼接受中文媒体的采访时说：“在我们中国大陆，有许多人是高级知识份子，有许多是高级干部，甚至于是搞政治工作的，他们经过了文化大革命，有过思想信仰，追求过，也有过盲目的信仰，也经历了这样、那样的运动，这些人是傻子吗？他绝不是，他能够盲目地追求一个东西、盲目地信仰一个东西吗？这些人是绝对不会。”
李先生还说：“我们在国内没有经过什么宣传，这样大张旗鼓地去搞，在国际上也没有这样去做。我认为佛法是严肃的，通过媒体像做广告一样吹，这本身就是不严肃，所以我们就一直没有借用媒体来做这件事情。基本上都是学员觉得好，学了之后，他就把自己心里的感受，身体的好转，整个状态告诉他的亲戚、朋友。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对自己的亲属撒谎，对自己的丈夫撒谎。那么说出的话就是真实的，绝不会我受骗上当了，再叫我的妻子、儿女、亲戚、朋友再去上当，绝没有这种事情。那么也就是说，基本上是这样一种形式传的，不是我叫他们这样传的，而是他们自己感受非常好了去告诉别人，然后这些学员通过自身的感受再告诉别人；然后别人觉得好了，再告诉他亲戚、朋友，基本上就是这样。”
中共自己也曾经对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效果作过调查。国家体育总局于1998年5月对法轮功进行了全面调查了解。9月由医学专家组成的小组为配合此次调查，对广东12553名法轮功学员进行表格抽样调查，结果表明祛病健身总有效率为97.9%。10月20日，国家体总派到长春和哈尔滨的调研组组长发表讲话说：“我们认为法轮功的功法功效都不错，对于社会的稳定，对于精神文明建设，效果是很显著的，这个要充份肯定的。”其间，大连、北京等地对法轮功功效的民间调查也得出了一致的结果。
1999 年2月，美国一家权威性杂志《US News and World Report》发表文章谈到了法轮功在健身方面的好处：“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说：‘法轮功和其他气功可以使每人每年节省医药费1000元。如果练功人是一亿，就可以节省一千亿元。’朱镕基对此非常高兴。国家可以更好地使用这笔钱。”
如果说上面的统计结果只是枯燥的数字，《中国经济时报》则在1998年7月10日刊登了一篇题为“我站起来了！”的文章，讲述的是一位叫谢秀芬的病人在瘫痪16年后修炼法轮功而重新站起来的故事。
中共在镇压后为抹杀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效果，把这些显著的疗效归结为“心理暗示”。心理暗示或许会治疗心理疾病，但又如何能够治疗器质性病变，乃至让瘫痪病人可以站立行走呢？
在法轮功的主要网站“明慧网”上有很多学员的来信，这些人有的亲身参加过法轮功的面授班，而有人仅仅与李大师有一面之缘。他们的经历更加神奇。
一位长春的法轮功学员回忆道：“师父教功是从胜利公园开始的，那时是以气功的形式来传的，为了让人们认识大法，师父开手给人们治过病，清附体，直罗锅，手到病除。…胜利公园的西侧是航空部队的俱乐部，在这里师父办了第三期班。当时，有个人当年在单位上班被米袋砸了，瘫在床上很长时间，所有的方法都治了，就是不好，家里人把她从医院抬了来，用担架抬到讲台上，医院还跟来了几个病友。师父讲课之前亲手给她调整身体，拍拍前身，又让她翻过身来拍拍后边，之后，让她坐起来，她就坐起来了；师父让她站起来，她就站起来了；师父接着让她走一圈看看，她就真的在台上走了一圈。家里人和跟来的病友们感激不已，从此，全家人走進大法开始修炼。……胜利公园和省委礼堂只有一路之隔，师父在这办了第四期、第五期班。四期班时，师父让几个参加班的学员站在讲台上，有一个人肚子里有个大肿瘤，师父给她清理身体，当时连脓带血顺着裤子往下淌，肿瘤消失了，肚子平复了，裤子一下子系不住了。多少学员见证师父的神迹，大法的神奇。”
在一篇回忆李大师在武汉传法的文章中写道：“有一个老太婆，因病瘫痪在床五六年，生活不能自理。这次听说有气功治病，由她老伴和儿媳两人将她架来，将她扶到师父面前的靠椅前扶着，站也站不稳。师父只是看着她，并没动手。过了一会儿，师父要她站直，她开始不敢，师父鼓励她不要怕，她很快站直了身子。师父又说你往前走，她犹豫了一下，在大家的鼓励下，她终于向前迈了一步，接着很自信的向前走去。后来又叫她上台阶，她不敢迈步，师父说‘你上去，没有关系’，在大家的鼓励下，她真的上去了。后来她是自己走回家的。过了一会，我到礼堂外面，看到她一个人在场地上走。我问她怎么不在家休息，她说：‘不知怎的，老是想走路，回家后老想走走试试，在家里走来走去的，又走到这里来了。几年没有这样走路了，太痛快了！’”
在明慧网上《留给未来人的神话点滴》中还提到这样一个故事：一九九四年七月五日，正值大连二期班师父讲法传功期间，突然来了两位法国先生，神情焦急的请求拜见李洪志大师。他们自我介绍说：他们父子二人是法国人，是他们的神让他们专程来中国请求李洪志大师救治他的孙儿，他的孙儿七、八岁。去过很多医院都治不好。现在已不会说话，痴呆，并且卧床不起。师父询问了孩子的情况。因为孩子没来，让他们父子想一下孩子的形象，师父用手比了一个小孩形，然后动手象抽丝一样清理救治小孩。过了一会儿师父说好了，你可以打电话问一下孩子的情况。因为师父住的不是高级宾馆，当年这个宾馆没开通国际长途，两位法国客人回到自己下榻的宾馆，马上给家里打电话：他妻子接电话就说你怎么才来电话，刚才家里发生奇迹了，家里進了一片金光，孩子突然会动、会说话了，问：“妈妈怎么了？”孩子好了，真是奇迹！在此之前，孩子躺在床上不会动、不会说话。
并非只有参加过法轮功面授班的人才会见证这样祛病健身的神迹。一位武汉的法轮功学员回忆道：“1994 年4月份，当我听到一位同事得了一种严重的血液病，在医院内出不了院时，我就去看她。她说：她的脸上、身上皮肤上到处都出现了褐黄斑点，到医院检查，抽出的血都象泥巴水一样褐黄色的，医院内要把她的血抽出来，经过化疗以后，使其清亮起来，然后再输進去，做一回需一万多元，已连续做三次，出院就发，几乎不能出院。因为我们是同一办公室，对我很了解，看到我的气色、精神那么好，就问我：‘你现在身体那么好，是么搞的。’我说：‘我炼法轮功，炼的，炼功一年多了，一年多没去过医院，没吃过药，炼功第一天药就摔了。’她说：那么好的功法，教我炼吧！我说：‘你出院，我教你炼。’过了几天她真的出院，到我家来，要我教她炼功了。我教她炼功动作，还给她看《中国法轮功》的书。由于她的悟性好，一下子全信了，从1994年4月至今也没有再犯，全好了。”
类似这样的神迹，在法轮功中俯拾皆是。几乎每一个法轮功学员都能够讲出许多发生在本人或亲朋好友身上的实例。
法轮功的传出并不是为了给人治病，也不把炼功法动作视为最重要的，而把道德的提升，按照“真善忍”的原则修炼心性视为第一位。
《大连日报》1997年3月17日登了一篇文章《无名老者默默奉献》，报导一位古稀老人，利用一年时间，默默为村民修了4条路，全长约1100米，当人问他是哪个单位、给多少钱时，老人说：“我是学法轮功的，为大伙儿做点好事不要钱”。1998 年初夏，中国发生大洪水。在一个抗洪工地上，有十几个人，从早干到晚，好像不知道累一样。去视察的干部问他们是哪个单位的，他们说都是自愿来的，细问之下才发现，才知道他们都是炼法轮功的。《大连晚报》1998年2月21日报导了大连海军舰艇学院的一位法轮功学员，2月14日下午从大连自由河冰下3米，救出1名掉进冰窟窿的儿童。
法轮功最主要著作《转法轮》的第一句话是这样写的：“我在整个传法、传功过程中，本着对社会负责，对学员负责，收到的效果是好的，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也是比较好的。”这句话表面看来简单，国内外上亿的法轮功学员都是亲身的见证人。
二、法轮功学员回忆师父的事迹
2002年9月16日，明慧网发表了《随师万里行》一文。这篇文章是一位法轮功学员记录她从1993年开始追随自己的师父到中国大陆各个城市去听讲法的过程和亲眼看到的李洪志大师的点滴事迹——
“一期接一期地听课，老师讲得越来越高，都是我从来没听过的全新的领域。那么信与不信呢？……我想人的生命是短暂的，经历也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亲身去体验。那么信与不信就看老师本人，老师可信那么老师讲的就可信。我仔细地观察老师，只要老师在场，我的眼睛就不离开，每一个音容笑貌，每一个细小的动作，都看在眼里，放在心上。所以下课了我总是磨磨蹭蹭的，走在后面。有一天从十二期班上下课回家，在五棵松地铁站等车，看到老师从后面走来，旁边有他的家人，还有一位学员，他们提着饭盒，车来了人们拥着進车门，我尽量向老师所在的这边挤，想和老师他们進一个车厢。人们本能地挤着，進了车门第一眼就瞟一下哪有位子，稍有可能就一步窜过去。等我進来发现老师他们進了隔壁的一节车厢，我赶紧走到两节车厢连接处的车门，隔着玻璃向那边望，见到老师一点不着急，让别人先進，几乎是最后進来。我注意到他進来时还有一两个位子，如果动作快就能坐上。我在心里着急，心想快点，可他静静的，似乎根本就没感觉。人们瞬间就挤着坐定了，几乎剩他一人站在那里。我的心在翻动，就感到他和我们那样地不同。我默默地想，他是以什么样的心态来对待周围的世界呢？渐渐地我心里升起了一个字，就是‘正’。
“这位老师怎么这么正，正的让人不可思议，没有人间任何表面的东西可以掩盖，一切都是那么真实，没有造作，没有夸张，没有牵强，没有掩饰。开课的方式也不同于我所见过的任何一个集体讲话的方式。到点就上课，不绕弯，直奔讲课内容。所到之处也没见哪个社会名流来捧场，没有前呼后拥一群人磕头作揖地要治病。学费也很低，十堂课九天40元，老学员还减半。后来由于气功科研会有意见，说法轮功的班收费太低，影响了其它功派办班的收费标准，这样又勉强调到50元，老学员仍减半。老师在各地讲课都是由当地气功科研会邀请主办，办班收入和气功科研会四、六分成，所得的这一少半除去随行工作人员的吃住旅费等，也就剩不下多少了。那时我就在想，老师不为钱，也不治病，他在做一件什么事呢？
“每期班老师都在课堂上给大家整体调整身体。学员反应很大，都觉得很神，有的一期班下来，一辈子所有的病都没有了。不仅在身体上的收益很惊喜，而且我感到一生都没这么心情舒畅过，一切都是那么透明，没有什么秘密、亲疏贵贱，人间的世态炎凉都進不了我们的课堂，大家素不相识可心想一处，都听老师的话，都要修炼，几乎每堂课散场时都恋恋不舍。静下来时我不禁问自己，我为什么这么被打动？渐渐地我感到，老师的为人和老师所讲的一切，都和我内心的很深很深的地方有一种呼应，或是共鸣，或是感应。……今日遇老师，我默默地体会，他真的是那样的高洁，那样的坚不可摧。我的心在震颤。”
一位笔名清宇的学员则讲了这样一个故事：“1994年3月14日，师父来天津第二次传法，地点在八一礼堂。我有幸聆听了师父的讲法，更亲眼目睹了师父在日常生活中看似平凡的一点一滴的言行。那时我对大法的认识还很肤浅，对这件事情半信半疑，抱着观望的态度。
“一天师父从招待所步行来到八一礼堂，弟子们潮水一样的向他涌去，把师父团团围住。那种场面是我从没有见过的热烈和激动。前面的人往师父身边挤，后面的人使劲往前拥，还有人紧随师父左右，甚至因为看不见师父心里起急，抓住师父的衣襟不放，更多的人们在热烈的鼓掌欢迎。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师父正步入礼堂，忽然从人群里冲出来一个人，他一下子扑倒在师父的脚边连连磕头，眼泪顺着他的脸流淌。后来才知道他是一个癌症患者，因为在广播里听到师父宣传大法的节目，就是试着跟师父通话，在短短几分钟的谈话中，他的病痛减轻了很多，激动之余竟找到讲课的地方，跪地叩头来表达自己对师父的感激之情。
“面对这样的场面，师父始终目光平视，淡淡微笑。对那个下跪的人，师父上前把他轻轻扶起，继续往里走去，始终保持着平静祥和，这里的欢腾好象跟师父毫无关系。给我的感觉是师父不在这样的尘世中。
“这在我的心中引起极大的震撼，我忽然意识到师父不是一个平凡的人。什么样的人才能在这样一个狂欢中始终保持着平静祥和；又是什么样的人能从内心波澜不惊，荣辱皆无，淡泊从容？这一定是一个觉者的心态，只有真正的觉者才会在这样不经意的小事中也表现出最与众不同的行为。”
长春学员则记述了一件小事：“在这期班上的一天，师父骑着破旧的自行车驮着女儿来了，到门前，看到学员停放的自行车倒了一排，就一辆一辆的扶起来立好，当时还下着小雨。师父啊，每一件很细小的事都给大家做了榜样，师父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什么叫‘怀大志而拘小节’。……师父慈悲纯善的举动，化掉了一切不正的，也在归正着人心。”
三、十七年，走过风雨
法轮大法传世十七年了，这其中有蓬勃发展的时候，也有遭到无端非议以及残酷迫害的时候。
在蓬勃发展时，法轮功的修炼者本着“真善忍”的原则默默地弘扬大法。一本《转法轮》12元，如果是按照批发价11元买进的，每个人都会以原价卖出，而不会多赚一块钱。如果有人来学功法动作，法轮功学员一定免费传授。在工作上，法轮功学员恪尽职守，在家庭中尽心责任，在社会上谦退自律，在个人利益上与世无争，不沾染任何不良嗜好，更遑论贪污腐败与作奸犯科。1998年，退休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曾组织过一次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
法轮功自传出后，就一直遇到各种干扰。从1996年《光明日报》事件开始，中共宣传部门和政法部门对法轮功的诽谤、压制和构陷步步升级，至1999年7月 20日，中共开始了对法轮功的全面镇压。
在这十几年的风雨中，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法轮功一直保持了和平、理性和善意。尽管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是灭绝人性、惨绝人寰的，法轮功学员也从未暴力回应，甚至在迫害开始后，还在向江泽民和中共政府“讲真相”。直至中共一意孤行，犯下十恶不赦的大罪后，才以《九评共产党》和“退党、退团、退队”的形式向普通民众讲清真相，和平解体中共这个犯罪集团。
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舍生取义的故事，这些人之所以能千古流芳，是因为为正义敢于舍弃荣华富贵、身受酷刑折磨、乃至失去生命而不悔是在是太难能可贵了。而在中共以倾国之力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我们看到数以百万计、数以千万计的法轮功学员都能坚贞不屈，并且仍不断向人们善意地澄清真相。这也不是一时的激愤，或者只是某一个地区如此，而是全国如此、全世界如此，无分种族、年龄、文化和社会阶层的差异。这本身就是一种神迹的展现。
在这个过程中，法轮功学员确实做到了抱着“善心”去讲“真话”，也“忍受”了许多中共强加的痛苦乃至世人的误解，实践着法轮功“真善忍”的要求。
结语
对许多人来说，最可贵的也许是平安、健康，那么那些从瘫痪或被医院判了死刑的绝症中康复的人们对法轮功和李洪志大师的感激是难以言表的。任何中共的谎言都改变不了他们亲身受益的事实。
对许多人来说，为真理他们可以上下求索。而法轮功所揭示的人体、生命、宇宙的奥秘，绝不仅仅是一家之言或书本上的说教，而是他们可以亲身实践和见证的真理。此时，任何的洗脑也难以动摇他们明悟真理后坚如磐石的信念。
法轮功所来的益处，绝不仅仅局限在修炼的人。修炼者以他们巨大的付出解体中共这个迫害中国人的犯罪集团，这本身就让中国人可以有自由、有尊严的生活。法轮功本身没有任何权力诉求，并大开方便之门，任何人都可以免费学习，并通过修炼改善健康和提升道德。
在海外，法轮功学员办起了电视台、报纸和广播电台；其中杰出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则架设网站，开发突破中共网络封锁的软件，把自由的信息无偿地传给中国大陆铁幕后的人们。近年来以文艺形式的演出，不仅把中国最美好的艺术推向全球，更把中国文化的信仰与道德内涵发扬光大，由此带动中国信仰、道德的复兴与文化的重建，为未来的中国奠定了坚实的精神基础。
五月十三日，是法轮功学员感恩的日子。每一个认真思考过法轮功现象、仔细了解过法轮功真相的人，或许也会怀有同样的心情吧。
设想一下，一门学说没有任何荣华富贵的诱惑、没有任何暴力的胁迫，就能够吸引上亿人，且信仰者从政府高官、各领域专家教授、杰出的表演艺术家、富商巨贾，到普通的工人、农民、学生及引车卖浆者流，遍布各个种族、社会阶层和文化背景，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
迄今能够达到如果规模的团体只有宗教，且这些宗教已建立垂两千年以上（唯一的例外或许是共产党，但它是以国家暴力为胁迫，以巨大的贪腐利益吸引人加入其中的）。它们的兴盛都经过政府的扶持，如基督教被罗马帝国定为国教；中国许多皇帝都是道教或佛教的虔诚信徒等。法轮功不但没有官方支持，反而被官方极力镇压，却依然蓬勃发展，从镇压之初的遍及30个国家和地区发展到今天遍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或许有人说，因为现代通信技术的发达，使得信息的传播十分迅速，故而法轮功可以被很多人所听闻和了解。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信息技术的发达也衍生出了“信息爆炸”，使许多人面对海量信息而无所适从。即使某件事，赢得了公众的广泛注意，但这种注意力通常都是昙花一现的，很快就会有别的事转移公众的注意力。
另一方面，在中国也有一些异议人士，其中有些组成了地下的政党。但是这些具有政治诉求的团体常常在中共镇压后转入地下，声音变得零星而微弱，甚至其中一些人转而与中共合作。能够真正坚持下来的人不但数量少，且大多处境艰难。而法轮功的真相在中国大陆传播却极为广泛，揭露迫害和反思中共罪恶的《九评共产党》更传到了每一个人的手里。且中共迫害的力度越大，法轮功的揭露力度就越大，这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这些问题的答案其实非常简单。如果读者对法轮功本身稍有了解，自然就会有一个结论。
一、净化身心的奇迹
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是佛家的一门修炼大法，在久远的历史中一直以师父选择徒弟的形式历代单传。李洪志大师将其改成适合普及的功法后，于1992年5月13日在吉林省长春市开始面向社会传授。作为当时中国气功协会的直属气功师，李大师在国内传功讲法50余次，共数万人参加过法轮功的面授班。
1994年底，李洪志大师结束了在国内的传法。1995年开始把法轮功传向海外。1995年3月13日，李大师与当时中国驻法国大使等使馆官员进行了小范围会面，并于当天下午在使馆文化处举行了一场讲法报告会。1995年，李大师结束了在国外的传功。至1999年，中共官方媒体统计，在中国大陆修炼法轮功的人数已经达到了一亿人。
法轮功的传播速度之快，让很多人震惊不已，视为奇迹。这其中的原因却并非是法轮功善于组织和宣传。恰恰相反，法轮功既无组织也无宣传，而是许多人在修炼中身心受益后主动介绍给亲朋好友。
李先生1999年在悉尼接受中文媒体的采访时说：“在我们中国大陆，有许多人是高级知识份子，有许多是高级干部，甚至于是搞政治工作的，他们经过了文化大革命，有过思想信仰，追求过，也有过盲目的信仰，也经历了这样、那样的运动，这些人是傻子吗？他绝不是，他能够盲目地追求一个东西、盲目地信仰一个东西吗？这些人是绝对不会。”
李先生还说：“我们在国内没有经过什么宣传，这样大张旗鼓地去搞，在国际上也没有这样去做。我认为佛法是严肃的，通过媒体像做广告一样吹，这本身就是不严肃，所以我们就一直没有借用媒体来做这件事情。基本上都是学员觉得好，学了之后，他就把自己心里的感受，身体的好转，整个状态告诉他的亲戚、朋友。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对自己的亲属撒谎，对自己的丈夫撒谎。那么说出的话就是真实的，绝不会我受骗上当了，再叫我的妻子、儿女、亲戚、朋友再去上当，绝没有这种事情。那么也就是说，基本上是这样一种形式传的，不是我叫他们这样传的，而是他们自己感受非常好了去告诉别人，然后这些学员通过自身的感受再告诉别人；然后别人觉得好了，再告诉他亲戚、朋友，基本上就是这样。”
中共自己也曾经对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效果作过调查。国家体育总局于1998年5月对法轮功进行了全面调查了解。9月由医学专家组成的小组为配合此次调查，对广东12553名法轮功学员进行表格抽样调查，结果表明祛病健身总有效率为97.9%。10月20日，国家体总派到长春和哈尔滨的调研组组长发表讲话说：“我们认为法轮功的功法功效都不错，对于社会的稳定，对于精神文明建设，效果是很显著的，这个要充份肯定的。”其间，大连、北京等地对法轮功功效的民间调查也得出了一致的结果。
1999 年2月，美国一家权威性杂志《US News and World Report》发表文章谈到了法轮功在健身方面的好处：“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说：‘法轮功和其他气功可以使每人每年节省医药费1000元。如果练功人是一亿，就可以节省一千亿元。’朱镕基对此非常高兴。国家可以更好地使用这笔钱。”
如果说上面的统计结果只是枯燥的数字，《中国经济时报》则在1998年7月10日刊登了一篇题为“我站起来了！”的文章，讲述的是一位叫谢秀芬的病人在瘫痪16年后修炼法轮功而重新站起来的故事。
中共在镇压后为抹杀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效果，把这些显著的疗效归结为“心理暗示”。心理暗示或许会治疗心理疾病，但又如何能够治疗器质性病变，乃至让瘫痪病人可以站立行走呢？
在法轮功的主要网站“明慧网”上有很多学员的来信，这些人有的亲身参加过法轮功的面授班，而有人仅仅与李大师有一面之缘。他们的经历更加神奇。
一位长春的法轮功学员回忆道：“师父教功是从胜利公园开始的，那时是以气功的形式来传的，为了让人们认识大法，师父开手给人们治过病，清附体，直罗锅，手到病除。…胜利公园的西侧是航空部队的俱乐部，在这里师父办了第三期班。当时，有个人当年在单位上班被米袋砸了，瘫在床上很长时间，所有的方法都治了，就是不好，家里人把她从医院抬了来，用担架抬到讲台上，医院还跟来了几个病友。师父讲课之前亲手给她调整身体，拍拍前身，又让她翻过身来拍拍后边，之后，让她坐起来，她就坐起来了；师父让她站起来，她就站起来了；师父接着让她走一圈看看，她就真的在台上走了一圈。家里人和跟来的病友们感激不已，从此，全家人走進大法开始修炼。……胜利公园和省委礼堂只有一路之隔，师父在这办了第四期、第五期班。四期班时，师父让几个参加班的学员站在讲台上，有一个人肚子里有个大肿瘤，师父给她清理身体，当时连脓带血顺着裤子往下淌，肿瘤消失了，肚子平复了，裤子一下子系不住了。多少学员见证师父的神迹，大法的神奇。”
在一篇回忆李大师在武汉传法的文章中写道：“有一个老太婆，因病瘫痪在床五六年，生活不能自理。这次听说有气功治病，由她老伴和儿媳两人将她架来，将她扶到师父面前的靠椅前扶着，站也站不稳。师父只是看着她，并没动手。过了一会儿，师父要她站直，她开始不敢，师父鼓励她不要怕，她很快站直了身子。师父又说你往前走，她犹豫了一下，在大家的鼓励下，她终于向前迈了一步，接着很自信的向前走去。后来又叫她上台阶，她不敢迈步，师父说‘你上去，没有关系’，在大家的鼓励下，她真的上去了。后来她是自己走回家的。过了一会，我到礼堂外面，看到她一个人在场地上走。我问她怎么不在家休息，她说：‘不知怎的，老是想走路，回家后老想走走试试，在家里走来走去的，又走到这里来了。几年没有这样走路了，太痛快了！’”
在明慧网上《留给未来人的神话点滴》中还提到这样一个故事：一九九四年七月五日，正值大连二期班师父讲法传功期间，突然来了两位法国先生，神情焦急的请求拜见李洪志大师。他们自我介绍说：他们父子二人是法国人，是他们的神让他们专程来中国请求李洪志大师救治他的孙儿，他的孙儿七、八岁。去过很多医院都治不好。现在已不会说话，痴呆，并且卧床不起。师父询问了孩子的情况。因为孩子没来，让他们父子想一下孩子的形象，师父用手比了一个小孩形，然后动手象抽丝一样清理救治小孩。过了一会儿师父说好了，你可以打电话问一下孩子的情况。因为师父住的不是高级宾馆，当年这个宾馆没开通国际长途，两位法国客人回到自己下榻的宾馆，马上给家里打电话：他妻子接电话就说你怎么才来电话，刚才家里发生奇迹了，家里進了一片金光，孩子突然会动、会说话了，问：“妈妈怎么了？”孩子好了，真是奇迹！在此之前，孩子躺在床上不会动、不会说话。
并非只有参加过法轮功面授班的人才会见证这样祛病健身的神迹。一位武汉的法轮功学员回忆道：“1994 年4月份，当我听到一位同事得了一种严重的血液病，在医院内出不了院时，我就去看她。她说：她的脸上、身上皮肤上到处都出现了褐黄斑点，到医院检查，抽出的血都象泥巴水一样褐黄色的，医院内要把她的血抽出来，经过化疗以后，使其清亮起来，然后再输進去，做一回需一万多元，已连续做三次，出院就发，几乎不能出院。因为我们是同一办公室，对我很了解，看到我的气色、精神那么好，就问我：‘你现在身体那么好，是么搞的。’我说：‘我炼法轮功，炼的，炼功一年多了，一年多没去过医院，没吃过药，炼功第一天药就摔了。’她说：那么好的功法，教我炼吧！我说：‘你出院，我教你炼。’过了几天她真的出院，到我家来，要我教她炼功了。我教她炼功动作，还给她看《中国法轮功》的书。由于她的悟性好，一下子全信了，从1994年4月至今也没有再犯，全好了。”
类似这样的神迹，在法轮功中俯拾皆是。几乎每一个法轮功学员都能够讲出许多发生在本人或亲朋好友身上的实例。
法轮功的传出并不是为了给人治病，也不把炼功法动作视为最重要的，而把道德的提升，按照“真善忍”的原则修炼心性视为第一位。
《大连日报》1997年3月17日登了一篇文章《无名老者默默奉献》，报导一位古稀老人，利用一年时间，默默为村民修了4条路，全长约1100米，当人问他是哪个单位、给多少钱时，老人说：“我是学法轮功的，为大伙儿做点好事不要钱”。1998 年初夏，中国发生大洪水。在一个抗洪工地上，有十几个人，从早干到晚，好像不知道累一样。去视察的干部问他们是哪个单位的，他们说都是自愿来的，细问之下才发现，才知道他们都是炼法轮功的。《大连晚报》1998年2月21日报导了大连海军舰艇学院的一位法轮功学员，2月14日下午从大连自由河冰下3米，救出1名掉进冰窟窿的儿童。
法轮功最主要著作《转法轮》的第一句话是这样写的：“我在整个传法、传功过程中，本着对社会负责，对学员负责，收到的效果是好的，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也是比较好的。”这句话表面看来简单，国内外上亿的法轮功学员都是亲身的见证人。
二、法轮功学员回忆师父的事迹
2002年9月16日，明慧网发表了《随师万里行》一文。这篇文章是一位法轮功学员记录她从1993年开始追随自己的师父到中国大陆各个城市去听讲法的过程和亲眼看到的李洪志大师的点滴事迹——
“一期接一期地听课，老师讲得越来越高，都是我从来没听过的全新的领域。那么信与不信呢？……我想人的生命是短暂的，经历也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亲身去体验。那么信与不信就看老师本人，老师可信那么老师讲的就可信。我仔细地观察老师，只要老师在场，我的眼睛就不离开，每一个音容笑貌，每一个细小的动作，都看在眼里，放在心上。所以下课了我总是磨磨蹭蹭的，走在后面。有一天从十二期班上下课回家，在五棵松地铁站等车，看到老师从后面走来，旁边有他的家人，还有一位学员，他们提着饭盒，车来了人们拥着進车门，我尽量向老师所在的这边挤，想和老师他们進一个车厢。人们本能地挤着，進了车门第一眼就瞟一下哪有位子，稍有可能就一步窜过去。等我進来发现老师他们進了隔壁的一节车厢，我赶紧走到两节车厢连接处的车门，隔着玻璃向那边望，见到老师一点不着急，让别人先進，几乎是最后進来。我注意到他進来时还有一两个位子，如果动作快就能坐上。我在心里着急，心想快点，可他静静的，似乎根本就没感觉。人们瞬间就挤着坐定了，几乎剩他一人站在那里。我的心在翻动，就感到他和我们那样地不同。我默默地想，他是以什么样的心态来对待周围的世界呢？渐渐地我心里升起了一个字，就是‘正’。
“这位老师怎么这么正，正的让人不可思议，没有人间任何表面的东西可以掩盖，一切都是那么真实，没有造作，没有夸张，没有牵强，没有掩饰。开课的方式也不同于我所见过的任何一个集体讲话的方式。到点就上课，不绕弯，直奔讲课内容。所到之处也没见哪个社会名流来捧场，没有前呼后拥一群人磕头作揖地要治病。学费也很低，十堂课九天40元，老学员还减半。后来由于气功科研会有意见，说法轮功的班收费太低，影响了其它功派办班的收费标准，这样又勉强调到50元，老学员仍减半。老师在各地讲课都是由当地气功科研会邀请主办，办班收入和气功科研会四、六分成，所得的这一少半除去随行工作人员的吃住旅费等，也就剩不下多少了。那时我就在想，老师不为钱，也不治病，他在做一件什么事呢？
“每期班老师都在课堂上给大家整体调整身体。学员反应很大，都觉得很神，有的一期班下来，一辈子所有的病都没有了。不仅在身体上的收益很惊喜，而且我感到一生都没这么心情舒畅过，一切都是那么透明，没有什么秘密、亲疏贵贱，人间的世态炎凉都進不了我们的课堂，大家素不相识可心想一处，都听老师的话，都要修炼，几乎每堂课散场时都恋恋不舍。静下来时我不禁问自己，我为什么这么被打动？渐渐地我感到，老师的为人和老师所讲的一切，都和我内心的很深很深的地方有一种呼应，或是共鸣，或是感应。……今日遇老师，我默默地体会，他真的是那样的高洁，那样的坚不可摧。我的心在震颤。”
一位笔名清宇的学员则讲了这样一个故事：“1994年3月14日，师父来天津第二次传法，地点在八一礼堂。我有幸聆听了师父的讲法，更亲眼目睹了师父在日常生活中看似平凡的一点一滴的言行。那时我对大法的认识还很肤浅，对这件事情半信半疑，抱着观望的态度。
“一天师父从招待所步行来到八一礼堂，弟子们潮水一样的向他涌去，把师父团团围住。那种场面是我从没有见过的热烈和激动。前面的人往师父身边挤，后面的人使劲往前拥，还有人紧随师父左右，甚至因为看不见师父心里起急，抓住师父的衣襟不放，更多的人们在热烈的鼓掌欢迎。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师父正步入礼堂，忽然从人群里冲出来一个人，他一下子扑倒在师父的脚边连连磕头，眼泪顺着他的脸流淌。后来才知道他是一个癌症患者，因为在广播里听到师父宣传大法的节目，就是试着跟师父通话，在短短几分钟的谈话中，他的病痛减轻了很多，激动之余竟找到讲课的地方，跪地叩头来表达自己对师父的感激之情。
“面对这样的场面，师父始终目光平视，淡淡微笑。对那个下跪的人，师父上前把他轻轻扶起，继续往里走去，始终保持着平静祥和，这里的欢腾好象跟师父毫无关系。给我的感觉是师父不在这样的尘世中。
“这在我的心中引起极大的震撼，我忽然意识到师父不是一个平凡的人。什么样的人才能在这样一个狂欢中始终保持着平静祥和；又是什么样的人能从内心波澜不惊，荣辱皆无，淡泊从容？这一定是一个觉者的心态，只有真正的觉者才会在这样不经意的小事中也表现出最与众不同的行为。”
长春学员则记述了一件小事：“在这期班上的一天，师父骑着破旧的自行车驮着女儿来了，到门前，看到学员停放的自行车倒了一排，就一辆一辆的扶起来立好，当时还下着小雨。师父啊，每一件很细小的事都给大家做了榜样，师父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什么叫‘怀大志而拘小节’。……师父慈悲纯善的举动，化掉了一切不正的，也在归正着人心。”
三、十七年，走过风雨
法轮大法传世十七年了，这其中有蓬勃发展的时候，也有遭到无端非议以及残酷迫害的时候。
在蓬勃发展时，法轮功的修炼者本着“真善忍”的原则默默地弘扬大法。一本《转法轮》12元，如果是按照批发价11元买进的，每个人都会以原价卖出，而不会多赚一块钱。如果有人来学功法动作，法轮功学员一定免费传授。在工作上，法轮功学员恪尽职守，在家庭中尽心责任，在社会上谦退自律，在个人利益上与世无争，不沾染任何不良嗜好，更遑论贪污腐败与作奸犯科。1998年，退休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曾组织过一次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
法轮功自传出后，就一直遇到各种干扰。从1996年《光明日报》事件开始，中共宣传部门和政法部门对法轮功的诽谤、压制和构陷步步升级，至1999年7月 20日，中共开始了对法轮功的全面镇压。
在这十几年的风雨中，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法轮功一直保持了和平、理性和善意。尽管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是灭绝人性、惨绝人寰的，法轮功学员也从未暴力回应，甚至在迫害开始后，还在向江泽民和中共政府“讲真相”。直至中共一意孤行，犯下十恶不赦的大罪后，才以《九评共产党》和“退党、退团、退队”的形式向普通民众讲清真相，和平解体中共这个犯罪集团。
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舍生取义的故事，这些人之所以能千古流芳，是因为为正义敢于舍弃荣华富贵、身受酷刑折磨、乃至失去生命而不悔是在是太难能可贵了。而在中共以倾国之力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我们看到数以百万计、数以千万计的法轮功学员都能坚贞不屈，并且仍不断向人们善意地澄清真相。这也不是一时的激愤，或者只是某一个地区如此，而是全国如此、全世界如此，无分种族、年龄、文化和社会阶层的差异。这本身就是一种神迹的展现。
在这个过程中，法轮功学员确实做到了抱着“善心”去讲“真话”，也“忍受”了许多中共强加的痛苦乃至世人的误解，实践着法轮功“真善忍”的要求。
结语
对许多人来说，最可贵的也许是平安、健康，那么那些从瘫痪或被医院判了死刑的绝症中康复的人们对法轮功和李洪志大师的感激是难以言表的。任何中共的谎言都改变不了他们亲身受益的事实。
对许多人来说，为真理他们可以上下求索。而法轮功所揭示的人体、生命、宇宙的奥秘，绝不仅仅是一家之言或书本上的说教，而是他们可以亲身实践和见证的真理。此时，任何的洗脑也难以动摇他们明悟真理后坚如磐石的信念。
法轮功所来的益处，绝不仅仅局限在修炼的人。修炼者以他们巨大的付出解体中共这个迫害中国人的犯罪集团，这本身就让中国人可以有自由、有尊严的生活。法轮功本身没有任何权力诉求，并大开方便之门，任何人都可以免费学习，并通过修炼改善健康和提升道德。
在海外，法轮功学员办起了电视台、报纸和广播电台；其中杰出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则架设网站，开发突破中共网络封锁的软件，把自由的信息无偿地传给中国大陆铁幕后的人们。近年来以文艺形式的演出，不仅把中国最美好的艺术推向全球，更把中国文化的信仰与道德内涵发扬光大，由此带动中国信仰、道德的复兴与文化的重建，为未来的中国奠定了坚实的精神基础。
五月十三日，是法轮功学员感恩的日子。每一个认真思考过法轮功现象、仔细了解过法轮功真相的人，或许也会怀有同样的心情吧。
5/10/2009
章天亮：孙延军与孙东东
【大纪元5月10日讯】前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孙延军日前在华盛顿DC的国家记者俱乐部召开了题为“中共暴政下的宗教心理学”新闻发布会。公开宣布决裂中共，并揭露中共如何“利用心理学诽谤被镇压对象的声誉，迷惑他们的理智，欺骗他们的感情，动摇他们的意志，控制他们的行为，最终摧毁他们信仰的核心价值。”而这样的心理学“研究”项目，据最保守的统计，从1999年至今达两千余项。
孙延军教授是以自己的学识和研究成果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但是孙延军对中共的认识能如此深刻，却并非因为他是博士、教授，思考力特别深刻所致。事实上，我从来都认为，能否认识到中共的罪恶是一个常识问题，即一个人是否愿意聆听良心的声音的问题。
中共维系统治的一个办法，就是竭力把人变得和它一样坏，最终导致民间蔓延一股绝望的情绪——认为换了统治者，事情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中共的特务们最喜欢散播的一类谎言就是：他们先是慷慨激昂地痛骂中共，甚至揭露得比普通人还凶，然后把所有反对中共的人都说成和中共是一样的。
许多人意识不到的是，每个人是可以从自身做起，不与中共同流合污的。这也就是中共最怕的一件事情。历史上并不乏正反的例证。
在中共并不长的执政历史上（当然对那些分分秒秒遭受迫害的煎熬的人们来说，实在是太漫长了），也出现过不同的反对者。一些反对者也曾啸聚成群，但又风流云散。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并没有赢得道德上的胜利，而仅仅在制度层面上打转。如果这样的话，民众认为换了一个执政者，仍然是换汤不换药。乃至很多地方的民众甚至悲观的希望贪官不要走——因为这个贪官已经养肥了，再换一个人还要重新养起。
从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我们看到此时站起来的反对者，却完全站在一个全新的，也更高尚的道德高地去反对或揭露中共，由此带来的则是社会道德与正义的重建。这才是真正让这次的解体中共行动能够持久和深入的进行下去，并直到中共解体为止。
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了很多令人敬佩的人。孙延军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可以放弃国内已经功成名就的利益，忍受对家人、故土和传统文化的思念，毅然公开抛弃中共。
这让我联想到另外一个“孙教授”，即北大的孙东东。《中国新闻周刊》3月23日刊登了一篇对孙东东的采访，孙东东说：“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偏执型精神障碍属于需要强制的一类。因为它扰乱社会秩序。”“把他送到医院就是（对其人权）最大的保障。”
此言一出，天下大哗。其后大约半个月的时间，去北大向孙东东“讨说法”的访民络绎不绝，当然遭到中共的强力驱散、拘捕和迫害。
对比这两个孙教授，固然让我们看出道德上的反差，知识份子的气节与堕落，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孙延军所揭露的，在中共治下搞“宗教心理学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对孙东东的讲话进行学术包装而已。
其用心之险刻阴毒，尤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美东时间: 2009-05-10 20:17:00 PM 【万年历】
本文网址：http://www.epochtimes.com/gb/9/5/10/n2522012.htm
孙延军教授是以自己的学识和研究成果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但是孙延军对中共的认识能如此深刻，却并非因为他是博士、教授，思考力特别深刻所致。事实上，我从来都认为，能否认识到中共的罪恶是一个常识问题，即一个人是否愿意聆听良心的声音的问题。
中共维系统治的一个办法，就是竭力把人变得和它一样坏，最终导致民间蔓延一股绝望的情绪——认为换了统治者，事情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中共的特务们最喜欢散播的一类谎言就是：他们先是慷慨激昂地痛骂中共，甚至揭露得比普通人还凶，然后把所有反对中共的人都说成和中共是一样的。
许多人意识不到的是，每个人是可以从自身做起，不与中共同流合污的。这也就是中共最怕的一件事情。历史上并不乏正反的例证。
在中共并不长的执政历史上（当然对那些分分秒秒遭受迫害的煎熬的人们来说，实在是太漫长了），也出现过不同的反对者。一些反对者也曾啸聚成群，但又风流云散。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并没有赢得道德上的胜利，而仅仅在制度层面上打转。如果这样的话，民众认为换了一个执政者，仍然是换汤不换药。乃至很多地方的民众甚至悲观的希望贪官不要走——因为这个贪官已经养肥了，再换一个人还要重新养起。
从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我们看到此时站起来的反对者，却完全站在一个全新的，也更高尚的道德高地去反对或揭露中共，由此带来的则是社会道德与正义的重建。这才是真正让这次的解体中共行动能够持久和深入的进行下去，并直到中共解体为止。
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了很多令人敬佩的人。孙延军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可以放弃国内已经功成名就的利益，忍受对家人、故土和传统文化的思念，毅然公开抛弃中共。
这让我联想到另外一个“孙教授”，即北大的孙东东。《中国新闻周刊》3月23日刊登了一篇对孙东东的采访，孙东东说：“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偏执型精神障碍属于需要强制的一类。因为它扰乱社会秩序。”“把他送到医院就是（对其人权）最大的保障。”
此言一出，天下大哗。其后大约半个月的时间，去北大向孙东东“讨说法”的访民络绎不绝，当然遭到中共的强力驱散、拘捕和迫害。
对比这两个孙教授，固然让我们看出道德上的反差，知识份子的气节与堕落，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孙延军所揭露的，在中共治下搞“宗教心理学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对孙东东的讲话进行学术包装而已。
其用心之险刻阴毒，尤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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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东时间: 2009-05-10 20:17:00 PM 【万年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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