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天亮：川北地震，天上人间省思录(上)

章天亮：川北地震，天上人间省思录(上)——天人感应之“人间”篇

导言：此次四川地震，从官民反应、救灾速度、人道援助以及由此暴露的伪劣工程，透露出中国严重的制度性弊端。当许多人为温家宝的辛苦奔忙而感动时，制度性 弊端却被忽略了。而这种弊端将导致悲剧的重演和加重。同时，海外的退党活动遭到有组织的骚扰，“天灭中共”的话题又豁然摆在眼前。

本文旨在从多角度省思天灾与人祸的关系，并探讨“三退”活动为何如此急迫，以及中共此时的心态。

一、灾难发生，我们该如何对待政府

地牛翻身，大灾降临。许多人在看到那些倒塌校舍中死难儿童的照片时，都会痛心落泪。海内外华人、企业、政府纷纷捐款捐物，希望能够多挽回一些生命。

身在海外，许多华人日夜盯着电脑，从网络上追踪着救灾的消息，并慷慨解囊。除此之外，远隔重洋的我们似乎有力也使不上，其实不然。

诚然，此次救灾，中国政府的反应速度与2003年SARS来临时已经很不相同。然而与传染病不同的是，地震是一个全球可以探测的灾难，事后已无隐瞒灾难发 生的可能。我们所要追究的恰恰是震前各级政府和地震局是否知情不报。

地震烈度达到八级，事先必有很多异象。也许单独的异象不能作为判定地震的充分条件，但根据异象综合计算地震概率应该是可能的。何况在地震前，一些专家已经 做出警告，甚至连时间、地点和烈度都做出了相对准确的估算。那么谁决定“辟谣”，根据什么决定“辟谣”却是我们必须追究的。唐山大地震知情不报，造成24 万人死亡，血的教训没有吸取，以至于在四川地震中再度重演。

由于中共这样一个专制集团垄断了信息（只能用新华社和CCTV的通告），并垄断了救灾权力（以天气原因拒绝外部援助，而事实上民间救灾力量在36小时内就 从2000公里外的江苏开到了震中地区），因此海外华人最有效的参与方式就是监督政府的救灾举措，并不断提出建议和批评。

譬如2005年8月29日，卡崔娜飓风袭击美国新奥尔良，9月2日各大媒体严厉抨击布什救灾不力，布什为自己辩护，但是旋即在9月3日派出7000名军人 和10000名国民兵去救灾，并改变初衷，同意了国际救援。正是民意和舆论的压力让救灾更加有效。

此次政府似乎出尽全力，但仅从国内力量的调派上来看，组织协调很成问题。中国军人和武警靠着简单工具和一双手昼夜不停的挖掘幸存者，这是自然的人性光辉。 而在另一方面，至少四万军队从济南军区出发，而非从与地震灾区近在咫尺的成都军区调动，携带工具也相当简陋。

重型机械、千斤顶、倒链、滑轮、大力钳等工具明显不足，更不要说那些便携式的专门用于切割、挖掘、举抬、移动、粉碎、钻孔等汽油驱动的专业设备。一人操作 的专业救援设备，辅之以灵敏的生命探测仪和搜寻犬，会胜过几十位军人的徒手挖掘。仅此一项，我们就对救灾效率表示怀疑。

二、灾难中暴露出的弊端及其对未来的影响

此次救灾，尽管看上去温家宝已尽全力，但他无法改变专制社会的积习。

（1）、垄断“做好事”的权利

专制积习之一就是垄断“做好事”的权利”。由于专制政府并非选举产生，因此它特别渴望百姓的忠心。在此救灾时刻，如果是外国的救援人员从废墟中救出了许多 人，无论是被营救者或是旁观者，也都会感激外国救援队伍的再造之恩。如果外国救援的设备更加先进和高效，那么就更会凸显出中方的效率不彰。尽管民众会对中 方表现给予理解和同情，但是他们对别国政府或团体的感恩会让中共觉得营救者是在和它“争夺群众”。

几乎所有不受中共控制的信仰团体，无论是基督教、天主教、藏传佛教或者法轮功，都虔诚的忠于他们的信仰。中共镇压他们的原因之一，也是“渴望百姓忠心”的 心理在作祟。

这种心理使得中共在错过了救援的黄金72小时后才开放国际援助，给他们救助的多是已经被中国救援人员探测、抢救和放弃的地方。譬如都江堰、什邡、绵竹等地 在5月12、13日温家宝就已经前往指挥和慰问，这说明中共拒绝外援的所谓“交通不畅无法抵达灾区”的说法完全是借口，而这些地方在错过救援时机后被交给 俄罗斯、新加坡；温家宝14日到达北川和汶川，这两个地方到18日才对日本开放。因此开放外援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成了中共的一种姿态——即顺应了舆论，又不 会让外援大显身手，换句话说，就等于不让外援抢救出许多活人。

其它如救灾物资必须由中共统一发放。譬如成都维权人士黄晓敏准备到灾区，发放救灾物质反而在5月16日遭当局拘留。而当天台湾慈济慈善团体携带17吨救灾 物资包机抵达成都，打算前往灾区发放救灾物质时，也遭成都政府阻碍。

碰巧的是，《中国经济时报》5月17日刊登文章“当年渭河灾害5906万救灾款是怎样变成50万的”讲述了2003年陕西省华阴市如何层层截留救灾款私 用。而此次赈灾中，由于中国红十字会拒绝对捐款透明、公开的管理，5月14日22时起，募集数千万善款的网易停止了与中国红十字会的合作。这些都不能不让 我们对救灾款中有多少能够到达百姓手中深表疑虑。

同时，中共因“渴望百姓忠心”垄断做秀机会而置灾民生死、饥渴、病痛于不顾。这种狭隘心理必将在未来救灾中给灾民带来不必要的痛苦。

我们必须看到，专制政权此时表面上在做好事，但是它不让别人一同做好事，本身就是在做坏事了。

（2）剥夺知情权

地震发生后，围绕到底多少地区、多少人受灾，仍然迷雾重重。

A、核污染有多严重？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5月17日的一则新闻：成都军区副参谋长刘永新说：“我们救灾部队在绵竹县清平乡，通过奋战以后把被掩埋在废墟下面很多的遇难者 救出来，其中有17名是我们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专家，其中院士有3名，专家有14名。”

这个新闻许多人一略而过，其实包含很大疑问，即为什么一个大山的乡里，竟然有3个院士？什么乡这么特殊？

仔细想想才会明白，因为那里有中国的核工业基地。譬如821厂位于四川广元县西北部15英里处，为白龙江核基地，制造核弹头，是中国最大的核反应炉生产 地；857厂位于四川江油，是中子弹制造厂；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902所），中国核武器研究基地，位于绵阳；核工业建设总公司的两个建设公司位于四川， 分别为位于广元县的23建设公司和位于绵阳的24建设公司。

接下来的问题就相当严重。地震对核基地的损坏如何，有没有造成核泄漏？如果有，泄露会不会随着江水或地下水流往别处？2005年吉林化工厂爆炸造成松花江 苯污染，哈尔滨市为此停水四天，都是事到临头瞒不住了才告诉百姓的，以至于百姓毫无准备。这次会不会重蹈覆辙？

B、地震死亡人数是否被大幅缩小？

现在官方报出的死亡人数已达三万多人，但是这些数字是否包括了大山内的军工企业人员，我们不得而知。

从1965年开始，中共制定了把大量工厂迁移山区的决定，称为“三线工程”。起因是毛泽东认为世界大战一旦爆发，中国军队应该“大踏步后撤”，然后在山区 以“持久战”消耗敌人。自1965年到70年代末期，投资高达2050亿元，在许多偏远山区设厂。由于搬迁是在战争气氛下进行，选址极为草率，受地质灾害 影响极大。有的甚至挖空大山，将工厂设在山体内部。

本次地震造成大量山体滑坡，泥石流，到底有多少这样的工厂被掩埋，有多少人丧生或者亟待抢救，也许又是一个我们永远无法弄清的问题。

C、堰塞湖与瘟疫问题

由于强震造成大量山区土石崩塌，截断河流形成堰塞湖。由于暴雨和上游来水造成水位急剧升高，例如北川县城西北方向的河流被截断后形成堰塞湖，六天内水位上 升25米，水量相当于十分之一的龙门水库。由于天然的土石雍塞必然不会像水泥混凝土浇铸的堤坝一样结实，百分之七十的堰塞湖在形成一个月后就会溃堤。大量 高水位的水倾泻而下，下游村庄、城镇将面临灭顶之灾。

岷江水势湍急，所以修建了众多水库，这些水库在地震中如受伤崩溃，其灾害后果不堪设想。

这些问题到底有多严重，下游民众应该做何准备，是否向居民发放船只、救生衣等设备，是否需要国际援助，我们也不知情。

由于四川多雨，尸体、特别是当局可能隐瞒的那些秘密工厂中的尸体，如不及时处理将发生瘟疫。专家担心鼠疫和狂犬病已经出现。

D、其它地区还将发生强烈地震？

最让人担心的地震是否还会在其它地方发生。

此次川北地震情形极为特殊，余震不断。地震4天后，余震已经4000余次。预计20日又将发生6~7级余震。网上有阿文龙撰文说，在近一、两个月，环渤海 湾地区也会发生强震，理由是此次汶川地震由太平洋板块俯冲进入亚欧板块引起，而板块移动不能靠一个角点得到固定（即汶川地震后，此处地壳板块已经固定）， 它将以汶川为轴，沿滇藏-川藏-川陇-关中-太行山-燕山-渤海的地震带寻找另外一个板块支点。

作者阿文龙以此解释了为什么大的余震不断“因为当大板块在汶川找到支点后由缓慢平移变为平面的一角（左角）受阻，正由相对的平行移动转为以左角为轴的右向 旋转。这个突然失衡的过程会导致在左支撑角（汶川）附近的地质发生很大的和短期连续性的变化，包括：一系列余震、山脉升高、山峰合并等等。”

阿文龙经计算后预言：“然而最主要的是这个失衡的旋动何时会重新找到平衡？那就是在它的远端的另一个角点爆破释放应力得到更强支撑的时候。就以往的历史 看，这另一个角点应在唐山/海城/环渤海地区一带。”

事实上考察中国的地震，确实显现出川、滇地震与渤海湾附近地震的相关性。

比如1976年5月29日，云南西部龙陵县先后发生两次强烈地震。第一次发生在20时23分18秒，震级为7.3级，第二次发生在22时0分23秒，震级 7.4级。这次地震的特点就是余震活动额度高，强度大，自5月29日至年底共记录到3级以上地震2477次。两个月后，即1976年7月28日，唐山市即 发生7.8级地震。

唐山地震后不到三个星期，即1976年8月16日，四川的松潘、平武之间发生7.2级地震。地震属震群型，主震之后又发生22日6.7级地震和23日 7.2级地震。

如果这种地震相关性属实，那么北京方面应当密切关注京、津、塘及辽宁一带的异常现象，并对当地居民进行地震逃生演练。

然而我怀疑，即便如此，出于“奥运会的稳定大局”考虑，北京也许还会对可能发生的地震引匿不报。

（3）运转不灵的官僚机构

很多人都在网上热情赞扬温家宝的救灾努力，然而温家宝亲临第一线事无巨细的指挥协调，恰恰说明了体制的失灵。

今年两会期间，我曾撰文“一百个胡温又怎样？”，指出仅凭胡温一己之力抢险救灾，或安抚民众，已是杯水车薪。

汉初刘邦总结说“就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餽饟，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 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刘邦知道自己搞谋略不如张良、搞后勤不如萧何、用兵打仗不如韩信，但是能用这三个人便是得天下的资本。

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运转需要良好的吏治，每个人克尽职守，层层官吏指挥下级如臂使手、如手使指。而温家宝事必躬亲，甚至面对军方摔电话，恰恰说明各级官僚 对救人的冷漠和对温家宝的抗命。

5月19日，人民日报强国论坛贴出“成都市委市政府5月15 日乔迁法国设计大师设计的新大楼群”的帖子并附上一张漂亮的照片。在地震救灾如火如荼，中小学教学楼倒塌学生罹难得照片让全国人悲伤流泪的时候，成都市委 市政府竟然悄悄搬进了耗资12亿的新楼群！

雪灾后，军队迟迟不动；地震后，要远从济南调兵；成都市委市政府的搬迁，表明胡温对军队与地方的控制十分薄弱。

如果军队高层或地方诸侯不顾百姓的死活，胡温就算累死还能把这些人的工作都干了吗？这样的吏治，不但现在救灾效率低下，将来也无法处理大的问题和危机。

（4）腐败、伪劣工程、周永康

在地震刚发生时，大陆学者时寒冰在博克上发表"因地震而哭泣，而愤怒！"，列举的新华社报道，垮塌的都是学校！有“专家”出来为伪劣工程辩护说，学校教室 跨度大、空间大所以容易倒塌。

事实却绝非如此，在北川有一所“汉龙希望小学”，它的教学楼不仅没有垮，连教学楼正面那块长十几米、高三层楼的玻璃幕墙一小块都没有碎，这与在这场大地震 学校教学楼动辄压死几百名学生相比，实在堪称奇迹。而奇迹的创造也很简单，就是按照建筑标准施工即可。这说明垮塌的都是伪劣工程。

《泰晤士报》记者麦卡妮（Jane Macartney）在都江堰引述当地人的话说：“瞧瞧周围所有的建筑，它们同样高，但是为什么单单是学校倒塌？这是因为建筑承包商从我们的孩子身上捞油 水。他们偷工减料，使用不合格的水泥，但政府视而不见。”

《亚洲周刊》报道说“这次大地震导致都江堰、重庆梁平县等地的教学楼坍塌，不仅仅是天灾，还藏着人祸，因为这次震出不少‘豆腐渣工程’。都江堰市聚源中学 一教学楼地震中坍塌，八百多师生被活埋。现场负责指挥拯救工作的国家地震局救援队指挥员气愤地说，从现场情况判断，这是典型的豆腐渣工程，钢筋不合标准， ‘这么细，根本不是钢筋，是铁丝’”。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解放前”，四川军阀刘文辉对教育比共产党要重视得多，他下令“如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枪毙”。当地许多县政府办公地是 破败不堪的危房，但是学校却坚固堂皇。

再看日本。1995年1月17日，日本关西神户地区发生里氏7.2级强烈地震，无数幢房屋倒塌，死亡人数达5300多人。但在剧烈震动后屹立不倒的是什么 建筑? 是学校。因此，地震后神户的临时避难所往往都是学校。同样的情形在2007年新潟县地震后再度发生。

这些事例表明，中共贪官污吏居于豪庭广厦时，却把中国未来的希望——孩子们放进了豆腐渣教学楼中。

有人说：看一个国家的现状，要看它的吏治；看一个国家的未来，要看它的教育。学校先于政府大楼垮塌恰恰说明吏治的腐败和教育的危机。

此次地震中学校垮塌的并非仅仅是一县、一乡之地，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如此，自2002年起担任四川省委书记的周永康难辞其咎。

（行文至此，读到网上一则消息，可信度颇高：南方工报报道，地震前一小时有小学接到紧急撤离的通知。种种迹象表明，由于地震局预测震级为六级，中共 为保“奥运”决定隐匿不报，然后再以救灾笼络人心。但军方已经事先保护核设施。然而，地震烈度达到八级，死伤数十万人。如果属实，中共的救灾就完全成了做 秀！这是中共的又一笔血债！） （待续）

章天亮：中共自掘奥运陷阱

《清史稿》第237卷上讲了一个故事：明末时，清军围攻锦州。蓟辽总督洪承畴奉诏驰援，在松山战败被俘。一开始，洪承畴不吃不喝不说话，大家都觉得他是必定不会投降的。清太宗皇太极派出范文程劝降。范文程只与洪承畴古今中外地闲聊，并不提及投降之事。这时房梁上落下一些灰尘，刚好掉在了洪承畴的衣服上。洪承畴赶忙将灰尘掸去。

范文程看到这个动作后，就起身告辞，立即去见太宗。他回禀说：“洪承畴不是个死节之人，自己的衣服都如此爱惜，更不要说自己的命了。”皇太极听了，就亲自去见洪承畴，将自己的貂裘大衣脱下来披在洪承畴身上，问他说“先生冷不冷？”洪承畴于是便跪倒投降了。

中国文化深受道家影响，认为人的举手投足都带有这个人的全息特点，所以有个成语叫“见微知著”，从一个小动作上能看到这个人的根本性格。范文程就是从洪承畴掸衣服这个小动作看出了他贪生怕死的心理。

围绕奥运传递，中共也做了不少小动作。仔细分析起来也很有意思。

比如说：在申奥前，为迎接奥委会官员，中共把天安门前枯黄的草喷成绿色。它反映出的是中共已为奥运会定下了“造假”的调子。在造假哲学的驱使下，中共除喷绿草坪外，还假装答应改善人权、假装准备开放媒体、从农民口里夺水冲洗因污染严重而发臭的运河以假造出一个“绿色”奥运、以清查“暂住证”为名清理外地民工和上访人员以假造一个“和谐”气氛、乃至现在假装与达赖喇嘛谈判以缓解国际压力等等不一而足。

还有一个小细节，就是申奥成功的消息传到北京后，江泽民跑到天安门城楼上“脦瑟”了一番。中共头子们一般上天安门都是因为“国庆”阅兵，通过“耀武”来“扬威”，宣扬自己权力的稳定、伪造自己被拥戴的程度。而当江泽民因申奥成功而去天安门的时候，他就在暗示——奥运会已经与中共的权力稳定挂钩了。

因此，中共一下子利用宣传机器把奥运会抬到了一个吓人的高度，似乎办好了奥运会，中华民族就扬眉吐气；办不好奥运会，中华民族就一蹶不振了。

古希腊的奥运确实有一种精神——和平、公正、在神之下的人互相关爱。而现代奥运会在职业化和商业化后，这种精神就越来越暗淡，以至于有人说：奥运会就是个运动会，谁得了金牌最多说明谁身体比较好。

如果中共真这么想，国际上利用奥运会给中共施加压力的机会和影响就自然大大减小。然而当它把奥运与政权挂钩时，中共就等于给自己掘了个奥运陷阱。它把奥运看得越重，国际上利用奥运杠杆可施加的压力就越大。

孙子说“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当中共在国际上四面树敌时，降低奥运会的重要性也是缓解压力的权宜之计。然而中共连这个“治标不治本”的策略都不敢采用，因为它在政治、经济上陷入困境，外交上四面楚歌，社会矛盾随时可能爆发时，太需要一个转移国内外注意力的事件，而奥运会就成了它现在唯一能打的牌。

其实真正摆脱国际压力最好的办法就是兑现申奥时的承诺，譬如象我一再建议的：打开互联网封锁、释放被关押的信仰人士和异议人士、废除违宪的劳教规定。中共却偏偏反其道而行之，无论是逮捕高智晟、胡佳，还是对法轮功学员、维权律师、上访人士、失业工人、失地农民、股民乃至少数民族和外国政府，中共或公开镇压、或秘密搜捕、或严密监管、或出钱收买、或虚与委蛇、或巧言令色，唯一的目的就是把奥运会办得风光体面，为延续其独裁统治注入一支强心剂。

那些还嚷嚷着中共如何强大的人不妨想一想——如果一个小小的运动会都能涉及中共政权的稳定，那么这个政权也真是虚弱得可以了。

章天亮：中共与达赖谈判并不出人意料

中共官方新华网证实，中共已经準备跟达赖喇嘛谈判。许多媒体在转载和评论时，都用了「出人意料」这种说法，其实一点也不出人意料。

中共最近有一系列让步动作，比如从4月23日起开始降低股市「印花税」，接下来又宣佈要与达赖喇嘛的特使谈判。这些动作表明中共保奥运会之心十分迫切，同时也透露出两项玄机：

第一、中共危机深重，已经到了不得不让步的阶段。

在历史上中共并非没有让步的先例，甚至可以表现出相当民主、开明的一面。譬如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开始了长达两万五千里的大流窜，在此过程中，中共不断高喊「抗日、枪口一致对外」之类的口号，并且把对蒋介石的称呼也从「蒋贼」改为 「蒋总司令」。国共内战前，中共羽翼未丰，为避免一战而被剿灭，也曾高喊「和平民主」，一副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姿态。然而，一旦佔据优势，中共无论对朋友还是敌人，採取的则是「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原则。在中共起家的过程中，让步是苟延残喘的策略，强硬才是其兇残本性的反映。

中共自夺取政权后，对待国际国内的要求是鲜少让步的。然而此次降低印花税，是受制於一亿五千万被深度套牢的股民的强烈要求。中共担心，股市再垮下去，广大股民很可能会上街游行，从而危及奥运会的召开和自身的统治。与达赖喇嘛的特使谈判，则是中共迫於国际上抵制奥运会的强烈呼声。许多国家元首已经明确表示不会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这对於希望藉奥运会给自己面子上贴金的中共也是沉重的打击。

面对三千五百多万人退出中共组织的退党大潮，中共之虚弱已甚於二万五千里大流窜之时，现在急需一个风光的奥运会为其统治注入强心剂。因此，其让步既在意料之内，也在情理之中。

第二、中共的让步只是临时性的假动作，而绝没有解决问题的丝毫诚意。

譬如，中国的股市问题并不是「印花税」的问题。降低「印花税」只是降低了股市买卖的交易成本，并没有解决中国的宏观经济问题，比如通胀指数高涨、人民币升值、外资撤离、房地產泡沫等。更何况股市「大小非」的减持，和把股民钱包当提款机的恶意融资行为，才是中国股市的先天顽症。

要解决股市问题，让股民有一个健康的投资环境，则必须实现「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而这又有赖於新闻自由、公正独立的司法体系、乃至百姓有结社、集会、示威等制约政府权力的自由等。这些问题不解决，降低「印花税」只能说是一个假动作。有人预言，中国股市会暴涨之后暴跌，实际我看也是如此。

与达赖喇嘛谈判也是另外一个假动作。因为双方以前并不是没有谈判过，而是至少谈判了五轮。迄今无丝毫进展的原因就在於这些谈判都是闭门谈判，中共只是藉此拖延时间和应付国际舆论。此次西藏事件能否开放国际社会（比如联合国）独立调查，公佈事实真相，是解决当下问题的关键；而对於西藏长远的宗教自由、文化保护以及汉藏民族关係的问题，能否开放国际观察员参与谈判并监督谈判协议的实施，则是对中共谈判诚意的考验。

解决西藏的宗教、文化问题，则涉及到中国《宪法》权利的兑现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还将引发出大陆天主教地下教会、基督教家庭教会和法轮功学员的《宪法》权利问题等，可说是牵一髮而动全身，而这些问题又都是中共不敢解决的问题。

我在4月11日发表「中共有办好奥运的诚意吗」一文时，已经预料到中共会在西藏问题上假做让步，故此提出考验中共办奥运会诚意的三个指标「开放互联网、废除违宪的（劳教）恶法、释放被关押的信仰人士」。

从印花税到西藏事件，如果谁觉得中共进步了，那麼很可能就又上了中共的当。谓予不信，大家不妨密切观察我提到的那三个指标。(http://www.dajiyuan.com)

 原文网址: http://news.epochtimes.com/b5/8/4/26/n2095572.htm

章天亮：令人瞠目的「双重标准」

中共动辄指责西方国家在人权上奉行「双重标准」，然而真正以「双重标准」为圭臬的恰是中共。与它所批判的那些所谓「对外霸权、对内民主」的政府相反的是，中共对洋人奴顏卑膝，而对华人穷兇极恶。

比如中共去年年底颁布了《口岸爱滋病防治管理办法》，规定中国公民在境外居住一年以上者，入境时要在海关进行爱滋病检查。但如果你是一个外国人，或入了外籍，即使在国外生活了半辈子也可免去这项检查。

再比如，中共2007年8月17日发表了《中国的食品质量安全状况》白皮书，其中提到出口食品的合格率达到99%以上，而在国内的食品合格率只有 77.9%，这明显又是对中国人的歧视。

以上只是两个小例子，更不要说1958年到1962年的大饥荒，中共在国内饿死三千万老百姓的同时，对外援助(!)款额竟达23亿6千万元[1]。这些钱换成粮食，足够救活所有那些饿死的冤魂。

中共外交政策亦奉行「双重标准」，对民主国家求全责备，而对流氓国家爱护有加。中共可以出版美国的人权问题白皮书，但从不出版关於北韩、苏丹或缅甸的人权白皮书。无论是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人还是伊拉克人，中共都曾时时提及、关怀备至，而七十年代红色高棉屠杀二十万华人，或1998年印尼暴徒对华人烧杀姦淫时，中共则一声不吭。

中共自己奉行双重标准也就罢了，然而许多人在爱国这个问题上同样奉行双重标准。

譬如他们对「藏独」表现出一副怒不可遏的样子，似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他们至高无上的使命（尽管达赖喇嘛并不想让西藏独立），然而当提到毛泽东出卖外蒙150万平方公里，江泽民出卖给俄罗斯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北方领土时，他们便集体失语了。

又比如他们抗议CNN主持人Jack Cafferty的「辱华言论」时热血沸腾。然而对新华社报导的「北京(2月)22日起将集中查暂住证以确保奥运会安全」，这些抗议者却安之若素。他们似乎并不认为，要求自己的同胞到北京看奥运会还要先办「暂住证」，否则就会被中共当垃圾一样清理出北京，是一种更深刻的歧视。

日本侵华造成我中国军民伤亡两千万，许多人至今提起日本时喊打喊杀，而中共自从夺取政权开始，歷次政治运动造成八千万人口非正常死亡，是日本杀死中国人口的四倍，「愤青」则对此表现出选择性的遗忘。

许多人对慈禧太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卖国行为特别痛恨，而慈禧卖国又怎及得上中共的一个零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所的左大培写了篇文章《中国银行已成为外资超级提款机》，他提到中国13家银行和保险公司贱卖给外国人，仅2006年就造成超过一万亿元的国有资產白白损失！面对这样卖国行为，愤青们又选择了「视而不见」。

当我们列出以上事实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对国家的前途深感忧虑。因为很多人或许不能在理性地瞭解全部事实后再下判断，又或许只是人格分裂，借用「爱国」来发洩自己的情绪或带著自己的政治目的向中共諂媚。如果「愤青」并不真正关心中国的国家前途与人民福祉，那麼他们的「爱国」没有任何建设意义，这种表演反而会伤害我们的国家。@(http://www.dajiyuan.com)

[1]. 附录一：1950-1964年中国偿还外债和对外援助支出(亿元)  

年份	偿还外债	对外援助
1950～55	6.80	12.60
1956	5.97	4.04
1957	6.08	4.67
1958	7.23	2.76
1959	7.11	3.50
1960	6.73	3.63
1961	6.58	5.19
1962	6.42	8.54
1963	2.86	9.61
1964	0.96	12.16

资料来源：偿还外债数摘自《中国财政统计：1950-1991》(财政部综合计划司编，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第135-136页。对外援助支出摘自历年国家预算决算报告。  

原文网址: http://news.epochtimes.com/b5/8/4/24/n2092945.htm

章天亮：中共有办好奥运的诚意吗？

奥运火炬全球传递，所到之处抗议日趋激烈，许多华人学生或社团则被组织起来欢迎火炬乃至直接与抗议者发生冲突。此次抗议奥运火炬的除了「自由西藏运动」成员之外，还有「记者无疆界」和「拯救达尔富尔」等组织，其中「记者无疆界」的抗议最令人深思。

2007年1月，记者无疆界秘书长梅纳尔受邀访华，他向中共提出了改善新闻自由的十点要求，并提交了一份被关押的记者和网路异议人士名单。名单上列举的都是健康状况最差、年纪最大、坐牢时间最长的。中共煞有介事地答应「没问题」，并定下了释放某某或探视某某的日期。结果在会面七个月后，中共所有承诺无一兑现，这才有记者无疆界设计了五环手铐的黑色旗帜，用抵制奥运来回应北京的出尔反尔。

记者无疆界的抗议颇具代表性。因为2001年7月13日，国际奥委会投票决定主办城市前，每个申办城市都可以做最后陈述。当时中国的承诺是：1、改善人权；2、开放媒体。

国际奥委会一向对中共採取绥靖和怀柔政策，日前也不得不要求北京在奥运会期间开放互联网。想想这也是人之常情，奥运会期间聚集北京的记者来自数千家媒体，然而又有多少家记者所在的媒体网站没有被中共封锁呢？这些记者採访奥运会的时候，勐然间发现他们连自己公司的网站都无法浏览，难道不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吗？

1963年，肯尼迪总统面对柏林墙的时候说「自由有很多困难，民主也并非完美，但是我们从不会建造一堵墙把我们的人民锁在里面」。然而今天，经过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民众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中国人却仍然被一个「信息柏林墙」封锁着。这不仅是对奥运会开放精神的讽刺，也是中国人的耻辱——自己不但没有说的自由，连听的自由都没有，却还在为蒙住自己眼睛、堵住自己嘴巴的政权吶喊助威，这情形怎么想怎么觉得看起来很傻很幼稚。

第二个问题就是中国的人权问题。绝大多数中国人也都知道中国没有民主、自由、法制，至少几十万人因为言论或信仰被关押在劳教所里，受到苦役、酷刑和洗脑。而「劳教」是一个违反宪法第三十七条的行政法规。

如果这些未经审判就关押在劳教所的政治犯、良心犯、信仰人士能够得到释放，无疑是对奥林匹克宪章所说的「让体育为社会和谐发展服务」原则的实践。

所以我说，胡锦涛和温家宝如果想办一个成功的奥运会真的很简单，当然这里的「成功」乃是依《奥林匹克宪章》来衡量的「成功」，特别是《宪章》所列出的第一条和第二条：尊重普世的基本道德价值；让体育为社会和谐发展服务，推动社会的和平和维护人类的尊严。

如果胡温能兑现当初申奥时的承诺，至少迈出一小步——开放互联网、废除违宪的恶法、释放被关押的信仰人士，那么全世界都会对中国的进步感到欣慰，抗议者必会极大减少。办这样一个奥运会，我们中国人才真有面子。

「开放互联网，废除违宪的恶法」是胡温想做，就可以在一夜之间做到的。大学生孙志刚被打死后，《收容遣送条例》不是一夜之间就废除了么？所以这里不存在能不能废除劳教制度，而是想不想废除劳教制度，或者更进一步说想不想办好奥运会的问题。

如果奥林匹克宪章的精神真能兑现，中国变得开放、自由，这才是中国人的福音，如此民族幸甚，国家幸甚！

当然，中共敢不敢兑现它「改善人权」和「开放媒体」的承诺，这才是我们应该严重怀疑并严密关注的。如果它食言在先，就不能指责别人抗议于后了。如果奥运会没开好，我们应该把指责的矛头对准中共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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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网址: http://news.epochtimes.com/b5/8/4/10/n2077091.htm

章天亮：为何非要以无辜者的苦痛为代价？

胡佳被判处了三年半的徒刑，相信每个稍有善心的人看到他妻子抱着几个月大的孩子悲伤落泪时都会动恻隐之情。如果高智晟律师看到这张照片一定会更难过。胡佳为了中国的人权已经被软禁了一年多，终于在奥运会前被正式投入监狱，只有这样中共那些大奸巨恶的党徒们才能稍微放一点心。

我在看到胡佳被打得伤痕纍纍的照片时，忽然想起了一部老电影《The Long Kiss Goodnight》（中译名《特工狂花》），情节在我印象中已经模煳了，只记得一句臺词「生活就是痛苦，你必须适应它」（Life is pain. Get used to it!）。

在几大宗教中确实有类似的说法。上帝在将亚当逐出伊甸园的时候告诉他「你必终身劳苦」。释迦牟尼在宣说他的「苦集灭道」的「四谛」妙法时，也把「苦」摆在第一位。一个人不管再富有也难逃老、病、死和别离之苦。

我想胡佳先生和他的太太对这一点是有深刻理解的。这倒不是说他们因此就自讨苦吃，而是因为瞭解人生的痛苦，他们才尽其所能的帮助那些困苦中的人们。从对爱滋病患者的关怀、对环保的参与、乃至为维权人士送上一点食物或安慰他们激愤的心灵，都是他们多年来身体力行的善举。

正因为人生有痛苦，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和爱护才尤为可贵，所以基督教才说「要爱人如己」，所以佛教才告诉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反观中国，许多乃至绝大多数痛苦恰恰是人为因素所致。「无神论」的宣传使大多数中国人变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恃强凌弱、以众欺寡，在掠夺、压搾弱势者中获得「强者」的虚荣和「成功」的快感。最为可怕的则是中共邪教集团以国家暴力为工具，对一切追求平等、自由、人权的人士进行灭绝人性的打压，从而制造出无数人间惨剧。

这些惨剧的发生常常伴随着堂皇的藉口，比如「稳定」、「秩序」、「发展」、「主权」等，而中共最新最有力的藉口则是「奥运会」。

「奥运会」本身并不是邪恶的，它是人类追求和平、公正和自我尊严的盛会，而胡佳的被捕，不免让人产生这样的疑问——奥运会，中共让多少罪恶假汝而行？

也许对许多人来说，奥运会是一次娱乐性的体育活动；对另一些人来说，奥运会是提振民族精神，重建民族自信的机会，然而问题是为什么奥运会一定要以像高智晟、胡佳或者成千上万名被迫害的信仰人士、异议人士、维权人士的痛苦为代价呢？

如果没有中共，我们能办一个以人权价值为基石的真正的奥运会，不是更能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吗？@*(http://www.dajiyuan.com)

原文网址: http://news.epochtimes.com/b5/8/4/5/n2071327.htm